从失范到紧张:青少年越轨行为研究的衍变及本土化视角

时间：2021-05-08 12:02:2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有关青少年越轨的理论经历了“从失范向紧张”的视角转向历程，特别是罗伯特·阿格纽提出的一般紧张理论（GST），有着丰富的研究内容。在分析上述理论转变历程的基础上，本文对未来我国本土化研究域的选择提出了初步的设想。我国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研究视角可从青少年越轨行为产生的环境、路径、次文化团体以及社会控制、越轨青少年及其重要他人的心理状态、矫正社会工作等多方面展开。
　　〔关键词〕失范；青少年越轨；一般紧张理论；本土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35；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15－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矫正青少年越轨的‘紧张理论’研究”（08JC840008）
　　〔作者简介〕翟进，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3。
　　在我国，有关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犯罪学两个领域。社会学对越轨的研究更多的是介绍西方越轨理论，或者单独分析某一个越轨现象，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均不容乐观。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1999－2011年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标题含有“越轨”的研究文献，其数量为100篇，13年间平均每年不足10篇，而对于犯罪学，其学科发展状况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日益高涨的犯罪浪潮冲击下，作为应答性的产物，犯罪学才慢慢地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仍是一个充满‘稚气’的学科，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没有自己的专业槽，没有真正发挥对实践的引领作用。”〔1〕而此时，一些影响较大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却频频发生，如马加爵故意杀人案、张超抢劫碎尸案、药加鑫交通肇事杀人案等恶性犯罪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各方争议，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均受过良好教育，案发前均没有不良前科，但是却都采取了极端方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恶性事件为什么会频频发生？是什么原因造成当事人采取如此极端的行为？公众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迫切需要加紧梳理现今有关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理论脉络，追踪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拓宽我国青少年越轨研究的本土化视角。
　　一、越轨理论发展的脉络：从失范到紧张
　　回顾整个西方学术界有关越轨理论发展的历程，首先离不开涂尔干的贡献。在其经典著作《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通过对自杀这一越轨行为进行类型分析，创造性地提出，除了利己主义自杀和利他主义自杀以外，还有第三种类型的自杀即“反常的自杀”（也有翻译为失范型自杀）：“工业危机或金融危机之所以使自杀人数增加，并非由于这些危机使人贫困，因为繁荣的机遇也产生同样的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危机打乱了集体秩序。对平衡的任何破坏，哪怕由此而导致更大的富裕和生活的普遍提高，也会引起自杀。每当社会机体发生重大的调整时，不管是由于迅速的发展还是由于意外的灾难，人都容易自杀”〔2〕，这一类型的自杀所特有的形式是“恼怒和厌恶，继发性的变化则是强烈地指责一般的生活以及强烈地指责某一个人（杀人－自杀）”〔3〕。在书中，“自杀”这一社会现象，是涂尔干研究的切入角度，通过说明“失范型”自杀和其他自杀类型的区别，涂尔干展示了社会学研究的新方法。在熟练运用严谨分析方法的同时，法国人特有的发散性思维散见于文字段落间， “社会反常状态”亦即“失范”的描述，属于一种较为抽象、含混、让读者眼前一亮的带有一点点隐喻意味的说明，只言片语，间杂于文字之间，但恰恰是这些只言片语，却为后来有关越轨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想像力的理论空间。
　　第一个敏锐抓住这个思想火花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1938年，默顿以“社会结构与失范”为题，运用系统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了引发越轨行为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4〕，默顿选取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两个要素——文化认可的目标和可接受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指出社会结构对实现目标手段的限制，导致一部分群体会以越轨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默顿并没有对失范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在正文中“anomie”出现的次数也只有3次，但默顿首次将越轨、失范以及后来理论发展中涉及到的压力、紧张等几个较为重要的范畴放在一个整体的理论研究框架里面，并使得社会学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向实证层面转化的方向更加清晰，从而引发了在社会学领域研究越轨行为（失范）的热潮。奥尔伯特·科恩在1965年提出：“默顿的‘社会结构与失范’提出了关于越轨行为的一般化理论，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剩下来的任务是进一步的分类、吸收、概念化以及整合了”〔5〕，其兴奋之情溢于文字之间。这说明，当时主流的研究方向或者思路是：遵循默顿的整体框架，继续寻找有关越轨行为的一般性理论。正是在这个思路的引领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越轨理论经历了短暂的兴盛，除了亚文化理论以外，标签理论、差异交往理论、控制理论等纷纷出炉。其中，理查德·A﹒克劳沃德（Richard A﹒Cloward）和洛依德·E﹒欧林（Lloyd E. Ohlin）这两位学者提出的亚文化理论首先得到了政策应用。该理论同意奥尔伯特·科恩关于大多数失足青少年都来自较低的工人阶级的说法，但他们认为，“危险”最大的男孩是那些已经内化了中产阶级价值观，并被鼓励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努力争取到一个中产阶级前途的男孩。当这些男孩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时，特别容易产生越轨行为。〔6〕也正是克劳沃德和欧林的著作，引起了当时美国司法部长的注意，他们被请求协助制定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政策。结果是，政府通过了《1961年青少年犯罪预防和控制法案》，该法案的理论基础是由他们制定的一整套综合行动计划，并且成为林德·约翰逊总统“反贫穷战争”的理论基础〔7〕，此刻，有关越轨的研究从理论到应用达到了一个顶峰。
　　然而，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最终获得可见的成果好像只是：为没有就业机会的人们增加致富机会的尝试遭到了强有力的政治抵制，这项计划最终没有获得成功”〔8〕，这对整个越轨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一理论。1969年，赫希（Hirschi）提出了一个新看法，将科恩、克劳沃德等人的理论重新命名为“紧张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将越轨行为的原因均归结为紧张。〔9〕从此，对紧张的研究开始成为越轨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从1980年代始，在美国开始兴起以罗伯特·阿格纽为代表的一般紧张理论（GST），并逐步成为理论发展的新主流。
　　二、一般紧张理论（GST）的方法论转向
　　罗伯特·阿格纽的论文《失范和成功：目标对失范的影响研究》是初步涉及紧张研究的尝试，主要研究内容是对成功目标和失范间关系的检验。数据来自1973年哈里斯民意调查，涉及样本3001份。通过对指标的提取和分析，阿格纽认为成功取向和越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这一发现可以很容易解释为：随着成功取向的提高，目标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满足。〔10〕在随后的分析中，阿格纽指出，这一发现带来的重要涵义是：首先，在最普通的意义上，研究支持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要求，即认为应该注意到目标差异性在失范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其次，失范受成功目标的影响，但成功目标不依赖于社会阶级而独立存在。默顿的理论认为，下层阶级的成员因为缺少实现成功目标的手段，因而更容易发生越轨行为，而其他研究者却发现这种阶级间的差异仅仅只是比较轻微，因而默顿的越轨理论是错误的。阿格纽根据研究发现认为，默顿的“越轨”理论不必要放弃，只需要做修正，应将着眼点集中在成功目标的差异上。阿格纽还认为，研究结论将有助于理解其他学者有关失范的一些发现以及涂尔干失范论述中有关无限制欲望的阐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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