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使命,,执着的企求
时间：2021-04-27 12:02: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敦煌研究院的老一辈专家史苇湘、欧阳琳伉俪，先后于2000年、2016年的岁首，扔下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敦煌事業撒手人寰。作为后学，缅怀二位老人的丰功伟绩，追忆与他们一起度过的岁月和受到的教诲，思念之情久久不能释怀。
1943年9月，四川省立美术专科学校迎来了新一届的青年学子，其中就有19岁的史苇湘和欧阳琳；开学不久，被后世誉为“国画大师”的张大千先生带着他的弟子们在敦煌进行了两年零七个月的石窟壁画临本，在成都举办“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张大千从四川艺专借调部分学生进行短暂培训后担任展览的讲解员，史苇湘有幸被选中参与；而欧阳琳则是前后七次去看了这个展览。这让他们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了共同的志向和爱好，而且也为他们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史苇湘后来说：“在我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相比拟，当时我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临抚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那些大幅壁画临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对我说‘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造成我这近50年与莫高窟的欲罢难休……”
丁酉清明前夕，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为史、欧二老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之际，在之前撰写的有关纪念文章的基础上，草拟此文，以志纪念。
一
我是1978年10月在赴敦煌工作途中与史先生相识的，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敦煌人。先生作为老一辈的敦煌研究专家，在为人、治学方面所表现的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以及他给我在学业上的精心指导和谆谆教诲，永远激励我在人生道路上开拓进取。
史苇湘老师1924年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市，青少年时代一直在求学，18岁开始学习绘画艺术。1948年8月，24岁的史苇湘怀着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炽热之情，践行与欧阳琳的约定，来到远在大西北沙漠中的敦煌，开始了他一生执着追求的敦煌艺术事业。50多年来，他将自己融入敦煌的历史长河之中，融入敦煌石窟之中；将对敦煌的炽热感情化为研究工作中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这些感觉驱使下崇高的敬业精神。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敦煌文物保护、敦煌壁画临摹、敦煌石窟内容调查、敦煌历史、敦煌石窟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等工作，并在长期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和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期间，致力于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的建设和敦煌学术队伍的建设等事业中，一个人做了几个人的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为敦煌默默奉献了一生。史老师一生共临摹壁画300余幅，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专著及各类画册、图录、资料辑录、论文集共10多种。先生去世后，根据其生前意见，将其论文选编为《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于2002年出版；2012年又编辑出版《陇上学人文存·史苇湘卷》。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分保护、研究和弘扬三大块。文物保护工作是每一位敦煌工作者的责任，不管从事何种专业，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只要在莫高窟工作，都要自觉担负起石窟文物保护的责任。史苇湘先生从1948年到莫高窟起，更是以文物保护为己任，与敦煌研究院同仁一道，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下，主动承担起文物保护的重任。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全国各地的文物古迹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敦煌石窟在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的保护下完好无损。当然，这里面饱含着敦煌研究院广大干部群众的辛劳与酸楚。史老师曾多次回忆当年的情景：当一批批红卫兵怀揣“红宝书”，高举“破四旧”的大旗来到莫高窟时，史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带他们进洞，给他们讲述帝国主义分子如何盗窃文物，并和他们一起朗诵伟大导师的“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正是这种滑稽而幽默的方式，制止了愚昧无知的行为，一部分本来要“破四旧”的红卫兵还自觉地成为文物保护的宣传员和保护者，这样就有效地保护了敦煌石窟文物。
史老师的工作，除了与大家共同承担的文物保护以外，主要分壁画临摹、资料整理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史老师成就敦煌事业的基础也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壁画临摹、雄厚的文史功底和对敦煌资料的熟悉。
史苇湘先生是学油画出身，但他到敦煌后一直从事壁画临摹工作，工作间隙也进行一些创作。他的作品富有时代气息，1956年，在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曾获得二等奖。他对壁画临摹非常投入和执着，他和段文杰、李其琼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被公认为一流水平，多次发表和在国内外展出，受到美术界极高的评价。史先生以壁画临摹作为敦煌艺术与历史研究的起点，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认识壁画、认识艺术，通过壁画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等，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壁画临摹方法和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贡献非凡。先生曾几次对我提出学习绘画技术与理论的建议，但我天生愚钝，不但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研究工作的进步。
恩师姜伯勤教授多次对我说过：“如果史老师现在去画画，他一定会创作出了不起的传世名作！”姜老师的话无疑也是科学的判断。遗憾的是，史老师晚年潜心于理论研究工作，直到逝世，也没有能够再拿起他心爱的画笔。1999年11月底，我又一次陪姜老师去看望病中的史老师。当时史老师已中风失语达半年之久，住在长女史敦宇家中。他曾几次挥动着尚能活动的左臂，指着墙上挂的史敦宇同志临摹的画，似乎用足了全身的力气，反复说道：“画画！画画……”今天，回顾史老师一生以绘画、临摹壁画为基础的艺术和学术成就，也就对他老人家一生如此钟爱事业的心情不难理解了。
史老师非常钟情于读书，博览群书，通晓中外，纵横古今，又智力过人，记忆力超凡，随口即能说出古今中外人类起源、四大文明古国、希腊罗马、文艺复兴、西方艺术哲学，从柏拉图到康德，从黑格尔到贡不里希；中国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经济变化、政治军事、诗文词赋、名胜古迹，甚至每一本书、每一幅画、每一首诗，被人们誉为“活资料”“活字典”。史老师对敦煌的资料熟知到无以复加，他对500多座石窟的内容如数家珍，随口即能说出一幅画；对敦煌的历史，大到改朝换代，小到某一平民百姓的生活，都能讲得十分详细和具体。他一生中都在调查石窟资料与敦煌史地资料，还曾多次对我和一些年轻的同仁们说他多年在洞窟中抄写题记的情景；即使是在“文革”中，被下放到乡下“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他也没有放松对敦煌历史地理的考察：他第一个提出敦煌戴家墩古城为汉敦煌郡效谷县城遗址的论断！50年代后期，先生被打成“右派”，因为其在研究方面无人能替的角色，幸免了去酒泉夹边沟和高台明水的劳改农场“劳动教养”直至葬身大漠的命运，而在莫高窟从事农事体力劳动，研究有需要则招之即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他还没放下地里的活，甚至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坐在桌前研究壁画的情景，真是令人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