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的刑罚对人们心灵的教化作用
时间：2021-04-11 00:01: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通过一劫持犯被劝说，人质被当场解救所引发的关于中国的法律对人们心灵的教化作用的思考。法律的作用不只是惩罚，惩罚只是一种手段，立法者希望能通过这种手段使人们得到教化，让人们从心灵深处认识到自己的罪过，改过自新，以此来减少甚至杜绝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心灵教化；羞耻心；古代刑制；普法教育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282-02
一、令人深思的现象
3月11日，郑州圃田乡一家超市，僵持中，谈判专家与男子对话。男子情绪激动，紧紧抱住人质的脖子，人质表情痛苦。最终经过劝说攻破心理防线顺利制服嫌犯，男子曾三次拖人质从超市乘车离开，最终忽然折返，而此前经幡狙击手已经布置到位，为尽量挽救男子生命，民警从郏县老家将嫌犯的亲属接到郑州展开劝说。在第四次劝说中，民警瞅准时机成功将男子制服。经历警方4个小时的努力，人质终于被成功解放[1]。
像这种情况，现场劝说该男子的警察担当的就是一个谈判专家的角色，现在中国内陆还没有专职的谈判专家，香港有。谈判专家不仅需要很高的谈判技巧，还需深谙犯罪心理学，所以组建一支专职的谈判专家队伍，在中国内陆还任重而道远。
二、羞辱与教化
任何人都有羞辱感，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羞辱感会有所区别；在任何社会，被定罪处刑都具有一种羞辱效应，尽管不同的罪名和刑罚幅度会有不同的羞辱力度。一个人的羞辱感越强，就越不容易决定实施犯罪。而人的羞辱感，不仅与个性有关，还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生存处境等有关。社会地位越高、生存处境越好的人，他的羞辱感一般来说也就越强[2]。
美国学者埃里克·A.波斯纳指出：当人们注意到另一个人的一些人所不欲的性格和行为——附带的结果是该人被视为一个较少为人所喜的合作伙伴——时，羞耻感就发生了。此后人们可能仅仅规避此人，或者不信任他，或者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或者人们可能嘲弄或责骂他。总之，苦痛来源于下述预期：由于某人已经形成了坏人和不可信者的名声，他将会失去未来的具有重大价值的机会。
2007年7月27日，美国俄亥俄州潘尼斯维尔市地方法官麦克尔·希克奈迪作出判决：三名被潘尼斯维尔警方抓获的嫖客必须在27日下午4时至7时之间在法院门口穿上黄色的小鸡服，装扮成小鸡的模样，并且要手举一个写着“我们的城市没有‘养鸡场’”的标语牌（在美国，内华达州是可以合法开设妓院的州，“养鸡场”是内华达州妓院的别称）。这三名被告扮演小鸡后，可以免除30天的入狱惩罚。对希克奈迪来说，罪犯可以作出选择：被监禁或接受如此花样翻新的判决。他说：“我们是该让他们为社区做事，还是让政府每天花费70美元的费用把他们关起来？”此前两个月，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位中年妇女也因被控在沃尔玛超市行窃，本来应该被判处60天的监禁，但法官根据她本人的选择，最终决定让她连续两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挂着牌子站在超市入口处，从而免除入监。希克奈迪在美国以“怪异判罚”闻名，他曾经在2005年判令一名26岁的女子在树林里挨冻一晚上，因为该女子遗弃了35只小猫。他还曾判一个骂警官为猪的男人在一个猪圈里站了两个小时，与一只猪为伴。判令一个扎坏了校车轮胎的十几岁学生给夏令营的低年级学生送野餐。
其实借用人们的羞耻心来教化人们的心灵是人之常情，但是在中国，我们采用的是成文法，法官在判案时无法像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一样，我们的法官用有点自由裁量权相对来说要小很多。所以，在中国我们找不到希克乃迪。
三、中国法制史中的人文主义情怀
中国的法制史的立法和判决就非常注重人文主义情怀。古代刑制很早即表现出尊重生命的人文主义倾向。这种带有一定的人文主义倾向的有关规定，不仅有利于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减轻人们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社会生产力，而且促进了中国古代刑制的进步与发展[3]。
在中国法制史里有“留存养亲”这一制度。存留养亲制度是指对于犯死刑、流刑等重刑犯，如果该罪犯家中有需要其奉养的直系血亲，则准许死刑犯在家“侍亲缓刑”，准许流刑犯在家“权留养亲”，等到被奉养人去世后，再令罪犯服刑的制度。存留养亲制度在北魏时期开始，在唐朝时期定型完善，一直延续到明清，经历了千年之久。这是一项非常具有人情味的制度。在古代，并没有如今这样健全的福利制度，很多孤寡老人根本无力生存，所以说，中国文化真正是博大精深，单从“鳏寡孤独“这个词里留漏出来的悲悯情怀就可见一斑。古代的立法者就从人性角度考虑，制定了这一制度。他们的这一举措令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孝之一事，告诫人们做任何事之前首先要想想家中的高堂妻小，如若有何行为差错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伤害？以此来教化人们的心灵。其实，要教化人们的心灵最重要、最有效的，还是要从根本抓起，如果人人懂法，人人守法，那我们生活的社会又是怎样一副安定团结的画面呢？
四、中国普法教育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普法教育工作作为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通过十七年的全民普法教育，中国的宪法和基本法律得到了广泛宣传，广大干部群众学法用法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初步实现了从法律知识的启蒙向提高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全民法律意识的转变，初步实现了从单一普法向全面推进依法治理实践的转变。普法教育无论在规模、内容和形式上，都堪称是中外法制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谱写了重要的篇章。
2012年是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一年。2012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紧围绕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促稳定的总要求，全面贯彻“六五”普法规划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突出学习宣传宪法，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国家基本法律，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扎实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为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服务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