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与孔子法律思想的暗合与差异
时间：2021-04-09 20:02: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受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思维习惯所决定，柏拉图的思想具有世俗性、开放性的特点；孔子的思想深受宗法、神权法的影响，具有典型的东方文化的特点。
［关键词］法律思想 地理环境 人治 哲学家
［中图分类号］D9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0－0005－02
孔子与柏拉图不仅塑造了不同历史类型的文化体系，也影响着现代文化基调，并将决定两种文化的未来走向。本文从二者思想产生的历史、自然环境分析，对其法思想的异同进行研究，希望能更进一步理解两种文化差异的根源之所在。
一、柏拉图、孔子法律思想的暗合与差异
（一）柏拉图、孔子法律思想的暗合
如上所述，柏拉图与孔子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但都处在奴隶制社会时期，都面临着地方政权的割据等问题。基于此共同的问题，他们二人的思想便有了相通，即暗合之处。
1.都主张贤人治国的人治论。柏拉图与孔子都主张由贤能的人来治理国家。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他认为，理想的统治者只能是哲学家，并提出了他对哲学家的界定，以及如何将一个气质适宜的男女青年培养成哲学家。在他看来，国家的命运全系优秀人物之身，这是典型的人治模型。孔子同样主张人治，他警告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当一国之主为昏君时，则是国家的不幸，是人民的灾难。统治者要效法圣人之举，克已奉礼，内圣而外王。
2.都主张人有等级差别。在柏拉图、孔子的视野里，人不是平等的，而是有等级差别的，在政治地位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有天然的合理性，也正是这种人际间的不平等，才实现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柏拉图的等级思想表现在他的《理想国》之中，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由三种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组合而成。这三种不同等级的人分别是：
（1）具有能力而适宜担任统治者、专门从事领导国家的人组成。这是第一等级的人，这种人地位最尊贵，他们是上帝用金子铸造而成的。
（2）其次，便是军人阶层。他们专门承担保卫国家安全、抵抗外国侵略的任务，上帝用银子铸了他们。
（3）最后一个阶层是劳动者，这一阶层专门从事体力生产劳动。上帝用铜和铁铸造而成的。
以上三个阶层的人，社会地位不一样，享受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也有很大的差别。很明显，第一阶层是领导者，第二阶级是第一阶层的后盾，第三阶层地位最低，受第一阶层的领导与统治。
孔子也认为人是有尊卑贵贱等级差别的，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应该有严格的等级、森严的序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必须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不能僭越，不能反抗。“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②子女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是婚姻大事，也只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子关系，也完全处于非平等地位。夫妻关系中，夫为妻纲，男尊女卑，女子完全依附于男子。在孔子看来，明确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社会自然会和谐有序，也就根本不需要法律的介入。
3.都轻视、忽略法律的作用。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孔子，他们都轻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重视人治。
柏拉图认为国家的治理，应该是由哲学家来完成的。因为只有哲学家才是最完美、最智慧、最理想的人选，只有他们才能用最完美的策略来治理国家。因此，法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法律总是滞后的，甚至可能是维护恶的统治的。同样，孔子也轻视法的作用。在他看来，礼就是完美的，它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③的功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礼与法，都具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所不同的是，礼的作用更大，更具有根本性，能铲除人的为恶之心，使人向善。而法只具有外部功效，它只能使人不敢为恶，只能迫使人们守法，而无法使人内心向善。
（二）柏拉图、孔子法律思想的差异
柏拉图、孔子思想虽有诸多的暗合之处，但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1.关于贤人治国的差异：柏拉图推崇哲人治国，孔子倡导圣人治国。
柏拉图的哲人，更具有普通民众的气质。通过外部努力，用现有的知识完全可以把气质相宜的男女青年教育成哲学家。哲学家不是天生的，他具有世俗性。在向哲人转变的过程中，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孔子推崇的圣人具有神秘性、先天性。他所说的圣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神。如何做如孔子所言之圣人？要“修身”，要有“德”，但何为“修身”，何为有“德”？孔子则语焉不详，不具有可操作性。这就使圣人如“普罗米修斯的脸”，一人一个结论。这种不易操作也无法操作的为圣人之路，最终往往蜕变成欺世盗名的虚妄之辞。
2.关于等级差异的区别：柏拉图所言之差异，实乃社会职业之差异；孔子所言之差异，实乃宗法等级之差异。
柏拉图认为，雅典社会的三个等级，是源于其职业的不同。雅典是一个小城邦，该城邦商业发达。商业的繁荣，交易的发达，必须突破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催生出平等与民主来，雅典就是这样的。在雅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取决于自己的社会职业，而非取决于血缘关系。而孔子所言的等级差别乃是天生的，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君臣、父子、夫妇、男女、长幼、上下”等等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卑贱者恒卑，尊贵者恒贵。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大宗爱护小宗，小宗服从大宗。卑下者要永远服从尊贵者，否则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大逆不道。孔子所说的等级，是适应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意识反映。
3.对法律态度前后变化的差异：柏拉图早年完全否定法律的作用，推崇人治，但晚年认识到法的作用。孔子则是自始至终重视礼治、德治的作用，轻视法治。
柏拉图早年对哲学家治国推崇备至，对法律持虚无的态度，其晚年的《政治学》与《法律篇》中则一改先前的态度，开始承认法律在城邦政治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较短的时间里又没有较好办法使统治者变为一个哲学家，则法治仍然要比人治要好，实行法治的国家虽然不能称为最好的政治，但却可以称为‘第二等好的’政治。”⑤对于法治，柏拉图采取了一种较为灵活的态度，他在《政治学》一书中这样总结：“一个专制的政府，如果根据好的成文法律来统治，就是六种政体中最好的一种，但是，如果他不是根据法律，那就是最无情的，对他的臣民的压迫，也是最厉害的。”⑥柏拉图对法律的认识，在其晚年有颠覆性的变化。
孔子的一生，志在恢复周礼，“克已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他一直过分夸大礼的“内圣”作用，希图通过礼的内圣作用，达到使人人皆有廉耻之心，耻于犯罪，以达治国之理想，而非施行刑法惩罚，使人有畏惧之心，而不至于犯罪。孔子的这种思想，终其一生，未有变化。
二、制约柏拉图、孔子法律思想的物质原因
任何思想的产生或消亡，都有物质原因，柏拉图、孔子的法律思想产生亦是如此。
（一）柏拉图、孔子法律思想物质原因
1.政治环境。柏拉图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到前四世纪之间，处在奴隶制社会时期。他生活的希腊半岛，有一百多个城邦国家，各个城邦互不隶属，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政治状态。孔子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之间，正是井田制遭受空前破坏，礼制受到严重冲击的时代。当时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相继称雄。因此，柏拉图与孔子，虽然分处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之中，却处在相同的政治历史环境之中，都面临着相同的政治困境。
2.思想文化。在柏拉图时代之前，文化启蒙的先知们已经开始思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等命题，形成了法文化的初步繁荣。柏拉图的思想，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孔子毕生所倡导的“礼仪”“仁爱”等，便是受“礼”的影响。孔子所言“十有五而志于学”，⑦青年孔子，就在不断地学习“周礼”。孔子所倡之礼，绝非孔子所创，它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种礼也是远古时代先人们在生产、生活祭祀中不断积累升华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