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乱世思维及其价值
时间：2021-04-06 00:01: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水浒传》是一部描写乱世乱象的作品，其基本倾向，体现了鲜明的乱世思维特征：（1）乱自上作，道德沦亡、人性缺失是乱世黑暗政治的产物。（2）人心冷木不足怪，它是乱世险恶环境的必然结果。（3）乱世富人多不仁，官商勾结，巧取豪夺，其财实为不仁不义之财。（4）乱世犯法有理，政治黑暗，法律不能主持公道正义，毫无神圣威严可言，因而民众犯法有理，反抗有理。这种乱世思维具有不可忽略的认识价值。
关键词：《水浒传》 乱世思维 积极价值
近些年来，质疑《水浒传》、否定梁山好汉形象似乎成了一种学术时尚。在否定派学者眼中，梁山好汉是一伙嗜杀成性的土匪强盗，是一群破坏社会安定的恐怖分子。如王学泰说：“以杀人为好汉，以杀人放火为乐事，三天不杀人就手痒痒。”[1]张佳说：“越是血腥、残忍，则越是英雄、越是好汉——这是《水浒传》英雄叙事的主要逻辑之一。”[2]吴越愤然否定了几乎所有梁山好汉之后，还填词一首《水龙吟·我评水浒》：“啥叫英雄？谁是豪杰？是非颠倒！叹古今往事，云遮雾罩，真面目，谁知晓？胡作非为强盗，上梁山，替天行道？杀人放火，无情无义，不忠不孝。祸害平民，进攻州县，除良安暴。”[3]
几乎所有质疑《水浒传》的学者，都将开黑店卖人肉包子事件列为梁山好汉的最大罪证之一，而最著名的人肉包子店自然是张青、孙二娘开的十字坡店了，张佳评定为“旗舰店”：“作者对于这些残酷、野蛮的食人行为，不仅少有谴责，而且颇多欣赏”，“不能不说是《水浒传》人性观念的缺陷。”[4]黄波在《十字坡上的冤魂》一文中亦认为：“当他（武松）确认了黑店杀人越货的事实后，怎么却不闻不问毫不怜惜，相反还与张青推杯换盏称兄道弟起来呢？……这是一种奇特的英雄观在起作用，在像武松、张青这样的人眼里，不安分者敢下辣手者方可称英雄，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就是天生的庸夫愚氓，如果不幸被英雄踩踏了，也是活该如此。”[5]
四五百年前，明人就有过“强盗说”和“忠义说”的激烈争论，今天学术界对于《水浒传》的质疑与否定，不过是重复着古人的旧话题。《水浒传》的题材既具有复杂性又具有特殊性，站的角度不同或关注的重点不一，本来就容易产生理解歧义。笔者无意在此辨析梁山好汉的是非正邪，只想从“十字坡开黑店现象”说开去，谈谈《水浒传》所体现的乱世思维及其价值。
一、乱自上作
《水浒传》是一部描写乱世的作品，体现了鲜明的乱世特征：一是恶人多，二是杀人事件多。毋庸置疑，十字坡开黑店卖人肉包子之类的故事是有悖文明的犯罪行为，应予以严厉谴责。《水浒传》描写了许多奸人恶徒的种种劣行，却又为梁山好汉设计了不少类似十字坡开黑店的犯罪故事。这并非作者思维混乱，也不是什么“人性观念的缺陷”和“奇特的英雄观在起作用”，而是其特殊的创作意图的体现。《水浒传》第53回借罗真人之口说：“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所谓“作业太重”，即作孽深重。很明显，作者意在客观地展示一幅众生作恶的乱世犯罪图：朝廷势要作恶，地方官员也作恶；街市无赖作恶，江湖好汉也作恶；媒婆牙婆作恶，和尚道士也作恶；男人犯罪，女人也犯罪。造成全社会普遍作恶犯罪的混乱局面又是谁之过呢？这正是作者关注和思考的重点问题。
人性的善恶固然与人的经历、修养息息相关，但与社会大环境更是密不可分。清平世界人性多单纯善良，道德水平较高，社会和谐安宁；乱世人性多凶暴邪恶，道德水平低下，社会秩序混乱。战争是乱世的主要标志，但战乱并非平地而起，政治黑暗、经济凋敝、自然灾害等都是引发战乱的根源，而政治黑暗又往往是导致社会走向乱世的最根本的因素。人类建立的道德体系只有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所谓“健康的社会环境”是指政治比较清明、人们生活基本有保障、国家法制健全等，即民众的生存环境相对宽松和谐，全社会成员都遵循一定的规则行事。这样的环境自然能够唤起人类的道德良知，善良的人性自然会得到充分的张扬。而一旦统治阶级不关心国计民生，只为个人私利而巧取豪夺，肆意践踏国家法令，一味胡作非为，道德体系将会分崩离析，社会规则将会荡然无存，民众的生存环境就会日益险恶。在这种黑暗、混乱、无序的状态下，我们还能奢谈人类的高尚道德和善良人性吗？《水浒传》描述的正是北宋末叶的种种乱象和普通民众的险恶生存环境，深刻地揭示了乱世人性缺失、道德沦亡的社会根源。
在小说中，“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满朝文武，俱是奸佞”、“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滥官当道，污吏专权”、“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之类的语句频频出现。显然，作者是有意识地将梁山好汉的故事置于一个政治极其黑暗的典型的乱世背景之下的。小说特地描写了大批奸臣滥官形象，他们无法无天，肆意残害百姓：高俅“头上青天只恁欺，害人性命霸人妻”（第8回）；孟州知府“公然白日受黄金”，“只要牢里谋人性命”（第30回）；清风寨刘知寨“上户诈骗，乱行法度，无所不为”（第33回）；青州知府慕容彦达“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第33回）；江州知府蔡九“为官贪滥，做事骄奢”（第37回）；无为军通判黄文炳“专在乡里害人”（第39回）；高唐州知府高廉“倚仗他哥哥势要”，“在此间横行害人”（第52回）；华州贺太守“为官贪滥，非理害民”，见人妻女，“不畏宪章强夺取”（第58回）等等。
朝政腐败，奸恶胡作非为，国家法令形同虚设，民众生存环境十分凶险，人命贱如粪土。《水浒传》在描写十字坡开黑店故事之前，第8回先描写了“大闹野猪林”的故事。野猪林的故事很值得回味：“这座猛恶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此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宋时，这座林子内，但有些冤仇的，使用些钱与公人，带到这里，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在此处。”所谓“公人”，即押解人，属于官府底层执法人员。押解人不守法令，除了“钱”的诱惑，恐怕更关键的因素是那些使钱害人者绝对不是平民百姓，而多半是有钱有势者，普通的执法人员岂敢得罪他们呢？正如公人薛霸告诫董超所说：“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说使这官人又送金子与俺。你不要多说，和你分了罢，落得做人情，日后也有照顾俺处。”有钱有势的官僚和执法人员藐视法律，动辄谋害他人性命，其人性良知荡然无存。俗语云：“上梁不正下梁歪。”政治黑暗、官吏贪腐加剧了社会犯罪率的飙升，有人性泯灭的“野猪林杀人现象”，就会引发人性泯灭的“十字坡开黑店现象”，甚至会引发“进攻州县”的暴力事件。
一部《水浒传》讲述的就是“乱自上作”的乱世悲剧。作者关注的重点不是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是整个群体犯罪的可怕现象，其矛头所指不是社会底层而是社会上层，认定道德沦亡、人性缺失是纷纷乱世黑暗政治的产物。这种思路和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极其深刻的，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价值，无数历史也验证了“乱自上作”的论断。我们今天评价《水浒传》，首先应该把握这个核心问题，如果一味去指责梁山好汉们的犯罪故事，则难免有弃本就末之嫌，从而掩盖了《水浒传》的积极意义。
二、乱世人心多冷漠
在十字坡开黑店杀人的故事中，不仅武松等梁山好汉面对血腥场景表现出一种毫无怜惜之情的冷漠，而且作者也显示出一种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的姿态，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这是许多质疑《水浒传》的学者深为不满的地方。其实，这种冷漠也是特定的乱世环境的产物。民众的思维、心态往往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于某种现象的冷漠，多半因为这种现象的频发而引起“神经麻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党员干部相当清廉，大多能够做到真心为人民服务，干群关系密切和谐，偶见贪污好色行为和干部打压群众事件，民众反应十分强烈，惊讶异常，甚至群情激愤。然而在今天，贪腐现象日益严重，干群关系日益疏离，提起频发的市长贪污大案、局长桃色新闻及某公安机关遭群众围堵之类的案件来，民众虽然摇头叹气，但态度要麻木冷淡得多，甚至许多人将这类事件当做一种笑料来消遣。俗语“少见多怪”、“见惯不怪”，讲的也正是这种心理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