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的资料【一个法国人眼中不同的圆明园】
时间：2020-07-23 08:16: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0月18日的北京,一片凄风细雨, 仿佛故意要配合这个悲剧性的纪念日。 伯纳・布里塞竖起了衣领，这个一头白发的男人嘴角挂着法国人惯有的微笑，第四次走进圆明园的废墟。
作为历史学家兼《费加罗报》资深记者，布里塞此行是为了参加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的一次“重量级对话”。
他被邀请的原因,是2003年曾用法语撰写过一部有关圆明园的书籍――《1860:圆明园大劫难》。圆明园罹难150周年这一天,他将与70岁的台湾历史学家、《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的作者汪荣祖对谈。
对于第17次来到中国，布里塞的话很符合这一情景的气氛、或许也是中国人最希望外国人在这种场合下的表态：每次来到这里，自己都感到一种羞耻，“这是一个被中国人反复记忆，而法国人希望永久遗忘的地方”。
雨果的收藏
这一天，布里塞还参加了圆明园遗址的雨果雕像落成仪式。
布里塞了解雨果之于圆明园和中国人的意义：对于上世纪和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维克多・雨果的谴责代表了愤怒和主持正义的神奇力量。他那封关于“两个强盗”焚掠圆明园的信经常被人引用。
这位大思想家和大文豪，虽然还有很多人可以与他比肩，但是因为对同胞的谴责，“他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布里塞说。
然而，布里塞在自己的书里也写下了这样的内容：1989年4月，当一位中国教授专程到雨果在根西岛的故居拜访时发现，雨果竟然也是中国珍玩的鉴赏家和收藏家。而他的收藏也有的来自圆明园。
布里塞说，雨果关于“两个强盗”的那封信虽然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但在法国并没有人知道，“我的书出版以后，法国民众对雨果的那段文字才开始津津乐道。”
同样因为这本书，法国人才开始知道和关注这段历史。“我的书出版前，法国的研究单位对这件事情很少有专门研究。”无论是150年前的雨果，还是现在的布里塞，在西方世界都属于“个别现象”。这一点，从布里塞和汪荣祖的书里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汪荣祖最早打算写《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时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作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他希望用一本书向西方讲述圆明园的故事。用了20年时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但在西方世界只发行了1000本。
雨中的这次对谈差不多是二人第一次见面。同坐在一片废墟之上，布里塞说，这是一次中西文化的联姻。
被遗忘的原因
作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饶有兴趣的旅行者，布里塞与中国的第一次见面是在39年前。不过直到10年前，他才第一次听到“圆明园”这个名词。
“我和我太太跟所有旅游者一样，去了在西方世界比较有名的‘新夏宫’颐和园。”他们在颐和园游览完后时间尚早，于是转进了不远的圆明园。
离开时他的心情很不好。在废墟前，布里塞对自己说，这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干的，真是可耻至极。
带着一点愧疚和好奇，回到法国以后，布里塞开始有意搜集关于圆明园的历史资料。在发现一片空白后，他决定写一部有关圆明园的史书。而他所引用的资料，基本上是来源于参与远征的军人、外交官、翻译官的日记，“英国人的记录不如法国人多。”他说。
“但是他的书，更像是一本英法远征史。”汪荣祖觉得。
书中记述了外国军人们第一次进入圆明园的感受：他们以为那里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150年后，当记者问及布里塞对于圆明园和圆明园遗址的认识时，他重复了这个观点：它是人类的一个博物馆。
但是，150年前英国指挥官决定焚烧圆明园的原因，却是因为它是中国皇帝的私人财产。
由于1860年之前清政府对于一系列国外要求的拒绝和蔑视，特别是外国使节在中国遭到囚禁并致数人死亡。额尔金决定对皇帝进行惩罚。
布里塞引用了一位外国历史学家的观点：额尔金的错误在于他天真地以为，火烧圆明园将给东方人留下强烈的印象，使中国人持久地惧怕欧洲人。
汪荣祖也认为，额尔金的想法“就是要惩罚咸丰皇帝。因为他们认为清政府在圆明园里对以巴夏里为首的谈判代表进行了囚禁和侮辱，所以火烧圆明园的原因就是要报复咸丰皇帝。”
但是，中国人对于这一举动的反应大大超乎肇事者的想象。
曾在1950年出版过关于圆明园专著的何伯・丹拜认为，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圆明园被视为自己历史遗产的一部分，“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是皇帝本人，实际上他们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
对于中国人对焚毁圆明园历史的强烈反应，丹拜认为，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导致这场报复行动的直接原因。
她进一步分析说，即使当破坏和抢劫行为几乎被忘记后，一旦排外的浪潮周期性地震荡中国的时候，火烧圆明园总是被推到前台，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强大有效的宣传工具之一。
不一样的战争
布里塞曾在北京遇到一位年轻的中国空姐。她告诉布里塞，在大学的历史课上，她和同学曾两次落泪：第一次就是因为讲到火烧圆明园。
的确，中国人对于圆明园的伤悼如今几乎已经成为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它被经常性地引用，抨击旧王朝的对外决策、甚至成为最近30年国家开放战略的依据。
但是，在很多西方人眼中，这场战争不过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决斗。悉尼大学的一位历史学者具体分析说，这场战争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纠集到一起，共同对付另一个强国――中国。
对于中国的陌生和不解，并未随着时间而改变。当圆明园被中国人当做国耻来纪念的时候，西方世界表现出的更多是漠然和不理解。
“文化的差异固然存在，不过立场的不同才是根本，一个是侵略者的立场，一个是受害者的立场，所见所闻所感就完全不同了。”汪荣祖说。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不可忘记的“国耻”；对西方世界来说，这是一种“记忆责任”。
圆明园对于今天中国人的特殊意义也在使它陷入尴尬。作为为数不多的研究圆明园的外国专家，布里塞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对重建圆明园的争论发表意见：他显然站在了“遗址派”一边。“我知道中国人对此事的争论，我的观点是，我希望圆明园还是像现在这样，不要重建。”他说，“这是一个纪念历史的地方。如果要重建的话，弄不好圆明园就会成了一个迪斯尼那样的游乐园。”
圆明园的未来
自80年代圆明园引起人们关注以来，对于到底是重建还是保留目前遗址的争论已经进行过三次。第一次是1980年至1981年，第二次是1998年至1999年，第三次则是在布里塞出书后的几年里。而在80年代，曾有专家估计重修圆明园需1.6亿元、耗时10年。
在“遗址派”――全国政协委员、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圆明园学会顾问叶廷芳眼里，圆明园从一个皇家园林已演绎成文物的生命，附加了历史见证的新价值。“中华民族正在由贫弱到富强，记住我们的耻辱比怀念辉煌要有价值得多。”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保存遗址就是对圆明园最好的保护。
对此，圆明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圆明园管委会原副主任张恩荫有不同意见。他认同经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批准的圆明园遗址恢复方案，就是要恢复少量建筑。
其实，争论的双方都在以圆明园的特殊意义作为根据:“遗址派”坚持的是保留国耻象征、警示后人，而“重建派”则是在此基础上希望用重建来标示1949年以来中国的重生。
在各种争论中，圆明园遗址仍然荒废着。各种利益群体则时刻觊觎着这片数千亩的“宝地”，跑马场、动物园、水上摩托艇、儿童游乐场、西洋楼前抬花轿――在巨大经济利益的吸引下，各种带有时代符号的产物同样云集圆明园遗址，同时不断受到外界的抨击。
对于圆明园的未来，圆明园管委会主任陈名杰认为，圆明园需要有多重价值和多重身份，“国耻纪念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是圆明园的独特价值，但不是全部。”甚至圆明园的外交价值也不能忽略，“它作为公共外交重要的一环，在国家的外交体系里有很重要的地位。”
（《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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