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家庭的标准是什么 “被消失”的中产
时间：2020-07-23 08:04: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大城市的中产们有了深重的危机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阐述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80%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在中国似乎有克隆的危险。
从物质上,“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2009年高涨的房价中可能成了现实。在北京,有机构统计表明,仅11月份的拟开盘项目均价,环比涨幅就达到了16.7%。高额的房贷不仅影响了中产们的幸福指数,还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物质上的紧缚,原本属于中产阶层的理性、稳定、闲适和精神上的富足,也变成了紧张、惶恐、惴惴不安。社会的稳压器,瞬间变成了加压阀。
但中国中产阶层的“被消失”,并非单一房价造成,而是多年来单一追求经济增速的增长模式销蚀了中产阶层的生存土壤。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房价之外,重构中产正常向下向上的流动机制,恐怕才是长远解决之道
晚上7点,李延杰走出位于北京海淀
区学院路的某幢5A级写字楼,手提着上班时穿的一套正装――他是Hugo Boss的忠实拥趸。暮色中,他钻进一辆停在门口等客的出租车,身后的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许多和他一样的人继续着永远没有完成时的工作。李延杰的目的地是建国门的一家中餐馆,在他的交际圈子里,大学同学的聚会几乎是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这群5年前毕业于中国最好高校的年轻人,大多分布在北京东边和北边的高档写字楼里,任职于大型的跨国公司,拥有体面的岗位,相对于这座城市的平均薪资水平,他们的收入稳定且丰厚。
中餐馆装修考究。老板是个热衷于收藏的人,门口摆着的储物柜是从河南的文物商人手中高价购回的,雕花纹饰十分精致,上面放置的梅瓶是清朝晚期的物件,器型很工整。李延杰快速地走进去,来不及看一眼,他已经迟到了半个小时。大家谈论的话题集中于一个今晚没有到场的人物,5年前那个毫不起眼来自西北农村的小伙子,由于善于把握时机以及极好的资本运作能力,如今已是一个身家过千万的温拿(winner)。
这样的聚会除了联络感情,更微妙的是,因为同处于一个行业,参与其中的人往往能交换到许多有用的讯息,建立起的资源网络在充满竞争的职场内,是可以相互利用的富矿。李延杰现在工作的一家美资IT公司,正是因为有了同学的内部推荐,他才能顺利拿到这个职位。
10点多,他回到位于北三环的家。80平方米总价约合人民币200万元的公寓是他和新婚妻子在去年10月房价攀高时买下的,每个月的房贷月供差不多是8000元。这笔支出对于他和妻子的收入并不代表极大的负担,只是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他们将没有权力中断挣钱的工作。
中产阶级新样式
与他的同学一样,李延杰被称为这个国家新兴的一个群体,中产阶级(the Middle Class)。国家统计局曾经在若干年前出过一份充满争议的报告,现在看来仍然不具备科学性。报告称在中国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之间的人群,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而社科院的专家陆学艺最近在接受新华网的采访时则称,截至2008年,中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数的22%-23%,并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权威部门的观察理性且科学,这个人群的成长速度得到统计,而他们的出现对社会结构带来的革新也得到了充分评估。
但暧昧的界定指标加上缺乏说服力的证据,这个长期以来隐匿的人群并没有强烈的阶层认同感。“我并不认为我是中产阶级。”李延杰说,“我甚至没有一点自由度,如果我一天不工作,我就会被这个社会抛弃。”
他的危机感除了还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来自于福特主义在中国一线城市生活中的滥觞。几乎是在100年前,老福特就察觉到高产量、高工薪和高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就提出了“每天工作8小时付5美元工资”的举措。工人的收入也因此得以普遍提高。对此福特自己很清楚,正如他所说,其实我提高工人的工资并不是对贫苦人的施舍。当员工生活富裕之后,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高。这些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也会使T型车的销量提高。
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大规模生产的必要前提和必然结果就是大众消费,一个由工薪阶层组成的能够吸收大规模生产产品的足够大的大众市场。而扩大购买人群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实现“平等消费”,即承认普通公众都有享受的权利,其要有钱,每十人都可以进行消费,甚至一时没钱也可以借助于分期付款或借贷抵押的办法来消费。人们变成通过消费来达到平等。消费品甚至是奢侈品都已不再是某种阶级特权的象征,而是每个有财力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
李延杰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带着强烈的群体色彩。他有不下5双Tod’s的鞋子,今年打折的时候新购入一双Ferragamo正装皮鞋,上班穿的西装是Hugo Boss的,休闲服他喜欢Lacoste,而妻子的花销更多的集中在手袋采购上。他们每年都出门旅行一次,热门的海岛游是上选,不久之前的蜜月是马尔代夫的自由行,来回7天的费用大约是4万元人民币。从去年起,他们开始到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看芭蕾舞剧。这样的生活模式与他们的父辈们没有任何的传承关系或相同点,大多数中国家庭没有培养消费主义的土壤。他的生活习惯来自毕业后进入的公司,自上而下的企业文化都鼓励消费,公司甚至会为员工的某些消费品支出买单,他对品牌的选择性认同来自同事之间的推荐和观察,并且会以此判断同类项――他们在飞机上用Kindle看电子书,有一部以上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认为品法国红酒是生活品质的象征。而在他目前工作的项目组里,无论是一般组员或是项目负责人,最近的热点是电影 《阿凡达》,他们几乎都加入了去电影博物馆排队购I-MAX票的大军中。在通常受到的教育中,中产阶级的形象被严重模式化。他们在房地产的广告片中出现,通常一家四口,衣着得体,孩子与父亲在楼宇间的草坪上玩着飞盘,母亲坐在一边铺野餐垫,一般还会有一条狗。人们已经习惯用美式思维思考如何在中国实现有质量的生活。
脆弱的中产
不久前,社科院社会学所发布了一份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中产阶级的薄弱: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中产阶级规模却只有22%,少于通常水平的一半。
当然,所谓“滞后”的判断,暗设了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确切因果关系这一前提,姑且不论该假定能否成立,中产阶级的壮大对于社会稳定和制度进步的作用,已是广为接受的历史经验。所以,是哪些因素妨碍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壮大?它蕴含着何种社会与政治含义?是值得探究的。
所谓中产,是拥有一些资产的人,这份资产须大到他足以依靠、弥足珍惜、悉心守护的程度,而又没有大到他能借此调动一大批人来专门为他服务,或为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而工作的程度;这两条线一划,两头剩下的就是无产者和资本家了。
中产有产,也就有了可以失去的东西,既不像无产者“只能失去锁链”,也不像资产阶级可以失去很多而保衣食无虞,因而他们在行动上会倾向较为保守和稳健的策略;当人口中很大多数都采用如此策略时,整个社会的博弈环境会更有利于善意与合作。
和无产者一样,中产者的核心资产是人力,不同的是,他的人力资产市场价值更高,高得足以让他购置房产、负担子女的优质教育、购买医疗与养老保险,以及自己的不断再教育――这是对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措施,所有这些都给了他安全感和自信心,也改善了其面对雇主的谈判地位;对短期失业的承受能力、自我雇佣和小本经营的可能性,更强化了这一地位。
价格高也意味着难以被大批收买和操纵,也难以被全面买断而形成人身依附,而这些都是建立破坏性组织的基本条件;安全感、自信心、良好的教育、对各种信息和机会的广泛接触,这些都赋予了中产者独立思考、判断和行动的能力,也滋长了他们对参与超出熟人社会以外的公共事务的兴趣和能力;而同时,他们的财力又不足以去收买政客和操纵公共事务,而只能依靠个人的积极参与和自下而上的合作组织;这些条件,正是现代公民社会得以生长的适宜土壤。
中产者通常拥有房产,但又没有富到可以随意选择和更换居所,因而对教育、卫生、环境、治安等既关乎日常生活、又影响房产价值的社区事务,有着特殊强烈的兴趣,而作为业主,他们也有能力参与社区和城市治理;而同时,他们也是各级政府的主要税基,因而也是苛捐杂税的主力抵制者。
在恰当的制度条件下,这种从切身利益和所在社区出发、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发展公民自治和稳定社会的良好途径;相反,若缺乏这样的途径,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放而来的政治兴趣和参与冲动将被直接引向国家层面,其结果将是民粹主义,或是民粹与威权相互轮番推倒的拉美式动荡。
中国中产阶级的薄弱,直接归因于工资水平的提升远远滞后于GDP增长,而这一滞后又可归因于人力资产买方――也就是资方――的竞争不充分;广泛的准入管制和国企的垄断地位提高了资方的议价能力,而同时,民企所面临的恶劣信贷与融资条件、大量的歧视性政策,使得雇佣了2/3劳动力的他们无法提供有吸引力的薪资。
私人资本没有机会创造出足够多的优质工作岗位,拖累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在人口形势已开始逆转的今天,这一滞后尤显突兀和刺眼;更不幸的是,由于城市政府垄断了土地供给,为高价出售人力资产而不得不聚居于大城市的潜在中产者,因高昂土地成本所导致的高房价,实际上被征收了一笔巨额的市民资格税,这是地道的中产税。
私营部门优质岗位的匮乏,生动的体现在近年来公务员考试的热烈踊跃之中,事实上,政府的弱预算约束和越来越强大的支付能力,已使它成为最有吸引力的雇主;然而,尽管有着优厚的收入和保障,财政供养人群并不是上面所界定的中产者,因为他们的优厚条件完全建立在与单一雇主的买断和依附关系之上,他们并未因此而获得更强的人力资产议价优势、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信心、和更强烈的社会参与和公民自治意识,当然,更不是重税的抵制者。
因此,在剔除财政供养人口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远比社科院报告所体现的更加薄弱,距离一个现代公民社会发育所需的水平还很遥远。
“漂流者”中产
日本趋势大师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提到:日本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约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动,M型社会即将成型。这本书的中文版主编、中信出版社的蒋蕾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旅美学者薛涌则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别跟我谈中产,中国没有中产。”李想一坐下来就对记者说。
李想,1997年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在IBM混到中层,2003年去美国读MBA,2007年回国创业,现在经营一个SP公司,也就是手机内容提供商。李想在东四环边上有一个上下两层大概200多平米的房子,是出国前给父母买的,现在自己住一层,父母住一层。
在美国的几年生活后,李想一回国,他就和欧美同学会的朋友们筹办了一个基金,支援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有房有车有公司,有坚定的价值观,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想是个典型的“中国中产”。
“中产?我快破产了!”年初的风险投资没到账,李想正准备搬出建外SOHO,找个便宜点儿的办公楼。在李想看来,中国即使有中产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四面楚歌,上面有“天花板”,只能往下行,不能往上走。
2007年,李想和另外一个合伙人江涛由于看好中国未来的3G事业,毅然决然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他们最开始2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顺利到账。“即使是这么精打细算,最开始每个月还是要烧100万人民币。”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每天中午李想都和员工在一起吃15块钱的快餐,周末和研发部的同事一起加班。“和在美国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起来,仿佛时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李想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公司养大了,把公司连同自己一起卖掉。”但是实在没想到中国的3G产业走的道路是如此波折,“到处是壁垒,人家吃肉,我们连汤有时候都喝不到一口。”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在中国,像李想一样的年轻人创业,则面临种种制度、金融、创新支持上的壁垒,包括但不限于灰色的规则训练,以及其他种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得到的困难。
李想的公司一直在烧钱,而当年卖掉的那套房子,已经涨了1.5倍,从每平方米一万三涨到了快三万,如果不卖这套房子去倒腾公司,现在比当时能多赚300万。“中国的中小企业真艰难,早知道,还不如炒房了。”
最后,李想对记者说:“如果创业失败,我将选择回美国做职业经理人,也许那个时候,我才会是中产。”
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是,中产阶级从一线城市“出逃”问题。杨新,《安徽商报》的新闻部副主任,曾经在北京的报纸杂志“混迹”六年。2007年,杨新带着从外企辞职的妻子回了合肥。
在北京的时候,夫妻俩月收入税后13000元,每月租房2000元,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和聚会,几乎没有自费旅游等其他不必要的开销,每月能攒6000元左右。
但他定居北京的愿望随着房价的上涨越来越难实现,再加上没有户口担心日后孩子的教育,未来养老也是问题,于是2007年杨新夫妇选择了离开。但是他强调,这不是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被选择”。
“长安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让像杨新一样的中产们在北京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而这部分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形式,也从简单的“进城打工”-“定居城市”-“终老此生”,演变为“进城打工”-“寄居城市”-“落叶归根”。
不久前,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表了《麦肯锡-2009年度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新增的富裕家庭将有3/4来自于二级城市与其他城市(从110万户增加到320万户),而在一级城市只从50万户增加到70万户。也就是说,二线城市的中产们,将成为未来中国消费的主力军。
而就在2009年的11月份,上海《新闻晨报》调查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生活。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6.6%的被调查者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成本高、节奏快”而产生离开的想法。
(综合1月18日《经济观察报》、1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和《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3期,作者分别为三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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