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庆，让外国人跟着“庆”什么？]外国人在中国
时间：2020-07-16 07:17: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今年是我们的国庆60周年。对于一个人,60年不算短,可能是大半辈子甚至一生,但对于一个国家,却不算长。被欧洲视为年轻国家的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也已经有200多年了。不过,就一个国家在短短60年经历的巨变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而言,中国几乎让人无法忽视。如此说来,国庆60年,既是内宣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外宣的一个重要由头。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向海外集中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以及中国人所历经的种种变化、进步以及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外宣工作者要承担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激发并满足海外受众对中国信息需求的好时机。如何抓住这个时机,成功推出一场以我为主的国际公关攻势,是当下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
一、国庆报道要告诉外国受众什么?
鉴于不是所有从事对外报道的人员都直接接触过自己的受众,我们往往采取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来了解外国受众的需求,那就是看外媒是怎么报道中国和报道中国什么的。
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27日在其网站以“中国以全国宣传活动庆祝国庆”为题,援引《人民日报》关于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内容,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将发动宣传攻势,庆祝其执掌政权60周年,以在全球经济动荡的年份巩固其地位。《卫报》则从5月17日起推出了“China at the crossroads”(十字路口的中国)的系列报道,自称透过农民工、商人、博客和官员,独特展现了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国际关系。为此,该报记者从深圳的“世界工厂”到甘肃的沙漠,探究上述人群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希望与忧虑。
应该说,我们的国庆报道也是要涵盖这几个主要方面的。例如,谈国庆,不可避免地要谈政治制度,这也是中国有别于很多国家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很多西方普通民众看来,政治是一个无聊的话题,因此,表述中国政治特色要注意阐述其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帮助西方媒体和受众了解和接受。又如外交,60年来中国外交走过的路可谓传奇,中国的外交原则和思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是什么,中国外交遇到的挑战是什么,中国如何与世界进一步融合,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选题。当然,切入点的选取也很重要,所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愈是宏观、重大的主题,愈是需要认真考虑切入点。以《卫报》最近的这组报道为例,在讲到中国的非洲外交政策时,它选取一名来自福建的工程师在非洲的经历为切入点,串起相关的事实与观点,使得稿件读起来“不累”、易懂、有趣。类似这样的手法是可以为我所用的。
二、酸奶•大葱•明朝那些事儿
对海外报道中国,实在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语言通常是外语,更因为我们要了解并学着适应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外语水平,通过积累和学习,可以逐步提高,但对外国人思维方式的理解和适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自觉、自省的过程。一旦掌握,则对外报道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酸奶
前段时间,我家中住了一位外国朋友,有一天,她从冰箱拿出一瓶酸奶,看到瓶盖上印的日期,很可惜地说:哎呀,早就过了保质期,没法吃了!我随手接过酸奶,凑近查到保质期是18天,然后将它加在打印的日期上,发现并没有过期。
“哦,原来你们打印的是生产日期啊!”这位外国朋友恍然大悟。一句话提醒了我:是啊,在国外生活期间,的确从不需要计算商品的保质期限,因为印在外包装上的日期就是最后期限,一目了然。而我们则习惯于提供生产日期,消费者如果想要看看是否过期,就要自己做加法,算不上一目了然,倒可以调侃为什么中国人数学好,是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在生活中运用小学阶段的数学基本功。
不过,这则小事却提醒我,直截了当是外国人比较习惯的表达方式。我们中国人比较习惯的是含蓄间接的表达方式。两种方式各有千秋,不应简单地褒此贬彼。但从外宣效果的角度考虑,我们的对外表达更应注重采用海外受众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在做对外报道的时候,应尽可能遵循直截了当、少绕弯子的原则,这也能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地跨越文化和历史背景差异,朝着进入外国受众眼帘(入眼)、打动外国读者(入脑)的目标奋进。
大葱
据《国际先驱导报》5月4 日报道,一份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正赶上斯大林70岁生日,他亲自为斯大林选好了足有两车皮的寿礼――一车江西蜜橘和一车山东大葱。蜜橘作为外交礼品不难理解,但大葱就很令人匪夷所思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阎明复也为此困扰多年,直至2006年他才找到了答案:原来,这份特殊国礼源于一个笑话,说的是山东人打架的时候,给他们一根大葱,就能让他们罢手。
“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毛泽东是想用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了。”
报道没有提及斯大林及其幕僚是否明白毛泽东送大葱的用意。假设他们也没弄明白(考虑到连中国人都为此困扰多年,这个假设是可以存在的),那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理解我们本想传达的意思,那又如何能达到沟通与和解的目的呢?
没有沟通,无从和解。要想对话,必须实现话语体系的对接。一个广为人知的经典例子是,周恩来总理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冗长的剧情介绍精辟地概括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下子就让所有到场的西方观众理解并向往了。
话语体系对接的问题,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挑战我们的对外报道思路和智慧。在国庆60周年报道中,我们希望的是让海外受众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 如果别人听不懂,我们说了不仅仅白说,还有贻误时机的危险。
“明朝那些事儿”
这是一个表达的问题。我们习惯于说建国以来,但极少想到这对海外读者来说可能是一个无效信息,他们很难因此一下子联想到1949年。同样的,如果跟海外读者说“明朝那些事儿”,他们也可能一头雾水。更国际化的表达,也是更易懂的表达,不应仅仅是Ming Dynasty(这不是仅靠翻译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Ming Dynasty(1368-1644)。因此,不要再跟外国读者说“明朝那些事儿”了,或者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中叶这样的表达,更方便他们理解,使阅读不那么辛苦。
不能像打印生产日期那样期待所有海外读者都会很快计算出你希望他们了解的数字,直接告诉他们比什么都来得清楚。读者是懒人,记者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英国大报在稿件中使用的货币单位,不仅仅有英镑,还折算成美元和欧元同时标注出来。
如果赶上记者也是个懒人,读者就跑掉了。
三、成就报道应脱离“高大全”模式
我有位长期在欧洲工作生活的朋友,每当有人向她打听去中国旅行的事情,她总是在称赞他们的选择之余,讲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污染严重、道路拥堵、交流困难,等等。这看似自爆家丑,结果却正合朋友的心意:事先被告知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问题的外国人,没有一个从中国回来后是牢骚满腹的。相反,他们兴奋地与其分享中国之旅的惊喜与收获,甚至觉得她提到的那些问题并没有他们想像得那么严重,总之,中国“挺好的”。
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对外报道,宗旨固然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塑造中国良好国际形象服务,但在具体操作时需要在研究宣传效果的基础上,对如何对外报道做出正确的判断。一味对外报道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避而不谈,无论语言如何考究、事件如何重大,都是脱不掉宣传味儿的,即很难为海外读者理解并接受。
国庆60年的报道,很容易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成就报道。诚然,建国60年,新中国发生的变化不可不谓翻天覆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但是,在我们对外报道成就的同时,一定要铭记在心的是,没有一个国家、社会、个人是完美的。如果现在让我们回去看老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形象,恐怕人们在感动之余,要感慨那种“高大全”模式对英雄人物真实性的减损。同理,如若将一个国家的成就说得太满,非但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外宣效果,反而会损害我们的公信力,甚至成为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反华的口实。新华社驻非洲的一些记者曾经谈到,非洲国家很希望了解中国是如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因为有些问题也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他们希望借鉴中国经验,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适当谈谈自己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不但不会给中国抹黑,还能从更实际的层面为世界的整体发展做贡献,更有利于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四、成就报道需要知己知彼
几周前,国内媒体有这样一篇报道: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用手机可以上网。这对国内读者来说,或许是新闻,但对一些海外读者来说,可能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因为手机上网在他们那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早在2007年,我在英国签手机合同时,就看到上网是一项常规服务,且不局限在某个特定区域,但凡能拨打电话的地方就能上网。
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报道中,不时有类似的知己不知彼的情况发生,如果我们的记者编辑事先对海外的一些基本情况和事实有所了解(在全球化时代以及网络空前发达的今天,想要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就不至于在报道中表现出某种源于无知的自豪,特别是在对外报道当中。
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然会有一些是迟于发达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就不能对外宣传我们的成就吗?
当然不是。在很多外国人看来,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变化之大以及之快,令他们眩目。我们的对外宣传就是要告诉他们变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中国未来将走向何方,如此将有助于化解海外对中国的误解,消除他们的错觉,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五、成就报道需要今昔对比
中国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6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用“斐然”来表达并不为过。需要注意的,在成就报道中,必须要很好地运用今昔对比、中外对比的手法,将我们的成就“掰开”“揉碎”,以贴近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习惯为标准,做一番全新解读。以期读者能理解并接受。
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想要对外界讲清楚绝非易事,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一概以“中国特色”搪塞读者甚至索性放弃尝试。
今年4月,发生在张家界的一件事引起众人的注意和议论:身为张家界市长的赵小明,以卡通形象出现在2009中国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节的推广短片中。伴随着美国乡村民谣《乡村路带我回家》的节奏,这位牛仔造型的中国市长一边弹着吉他一边跳起舞蹈。
人们议论纷纷,是因为赵小明的做法颠覆了中共官员正襟危坐的形象,支持与反对之声并存。如果对外报道不交代这一反差鲜明的背景,则很难让外国读者理解为什么中国媒体要报道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市长不过是为民众服务的公务员,如果他这样做有助于促进当地旅游又不致触犯法律,那就做吧,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需要强调的是,今昔对比,要避免重过去轻未来。往往,成就报道满足于总结过去的成绩,对未来则一笔带过甚至干脆跳过不谈,这样的报道是不可持续的,也是难以满足读者(包括海内外读者)的需求的。
六、故事决定成败
国庆报道,是关于国家的,但不能脱离人的因素。如果仅仅在就事论事,没有人的故事,这样的报道显然无法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
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庆报道选题是可以脱离人却仍然可以成立的。有了人,就有了故事,而故事是制胜的法宝。美国畅销书《说故事的力量》作者安娜特•塞蒙斯提出,一个好故事可以帮助你打动人心,影响人们对事情的诠释,唯有对某人产生某种意义后,事实才会产生影响力。
著名经济学家张宇燕曾引述一位美国教授的话来解释什么是意识形态: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大家的利益,这就是意识形态。
我们与西方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如何与其沟通并达到沟通的目的,是我们做对外宣传的最高目标。塞蒙斯说,故事是让别人站在你的立场思考的最佳方法。这对我们颇有借鉴意义。
事实胜于雄辩,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但是,经过了“3・14”拉萨骚乱和奥运火炬传递海外受阻等事件之后,不少中国人愤怒地发现即便事实在我一方,仍感未必胜过雄辩。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对故事的力量认识尚不充分。如果说,事实胜于雄辩,那什么胜于事实呢?是故事。
(作者为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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