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周的德治思想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儒家德治思想的意义和局限性

　　摘要：西周所确立的德治思想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甚至是民族心理的形成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从其起因、内容以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西周；德治；法治�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德治的理念确立于西周时期，这一点在《尚书》等史料中多有论述，如今也为学界大部分学者所肯定。然而在周之前的夏、商两朝都是以“天治”为唯一的统治思想，宣扬自己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以“有夏服天命”[1]、“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等来神化自己的形象，以巩固统治地位。这种神权思想在当时生产力落后[3]，人们对于自然大多非常不了解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西周统治者在同样的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不放弃“神说”的同时突出人的地位，强调人之“德说”呢？这种德治的思想在当时还有哪些具体的意义？在当代依法治国成为主导思想的条件之下，德治又应该处于何等地位？本文试图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西周的德治思想。�
　　
　　一、西周确立德治思想的原因�
　　
　　在夏商两朝，“天”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绝对不可以违背的。正如郭沫若所说：“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命令一切，上帝有好恶，一切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音，战斗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主宰……”。[4]�正因为如此，夏商两朝的统治者们极力宣扬自己的统治地位是由上天所确立的，自己所有的行为也是代表上天的，是必须服从的。然而即使是在天的名义之下所行使的暴虐的统治行为也不能为百姓们所完全接受，在残暴的压迫之下人们开始怀疑神的存在，或者说是怀疑统治者们所宣扬的神的存在，如《尚书》中记载，“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牲用以容。”。[5]�可见当时的人们连神的祭祀品都盗走了，这一方面说明生活的确非常困苦，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人们对统治者所宣扬的神的蔑视！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周武王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在牧野一战击败商朝军队[6]�，攻克商都朝歌，商纣王自焚，商王朝灭亡。周王朝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更是吸取了商王朝灭亡的教训，从而在神权的统治思想之中加入了“德治”的元素，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德治的传统。在正式向商王朝的政权挑战之前，周部落的规模特别小，“从文献上看，周文王似乎还是没有脱离生产劳动的氏族酋长”[7]�，如《书经》载：“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8]�甚至在周武王克商之前，周族有没有青铜器文化?是否己使用文字?都是值得怀疑的[9]�。史称这一时期的周邦是，“小邦周”[10]�、“蕞尔小国”，所以周文王为了报父仇、子仇[11]�，同时也为了入主中原不得不以新的政策宣传自己，制造商、周之间的恶、善的形象对比从而吸引周边的诸侯和部落不断壮大自己。如《诗》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2]�。《史记》也记载了有关文王施行德治仁政，从而诸侯皆来归附的事例，“西伯候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或称“二国相让后，诸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咸尊西伯为王。”[13]�同时，在周击败商之前尚处于早期奴隶制阶段，各方面都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一些特点。所以统治者能体会民心、道德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第二，心理征服。西周初年，周人虽然在武力上战胜了商人但是在文化上却是非常落后的，如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14]�这里的野人就是指以殷遗民为主体农业劳动者。所以殷商的族人虽然处于被征服的地位，但是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却没有消除，所以他们认为周人是落后的民族，不过是凭武力取得胜利，而决定一个王朝之存亡的“天命”绝不会就此转移给周邦。因此在西周初年殷商后人的反抗仍然是有的，如《史记》载：“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15]�为了在心理上让殷商移民彻底臣服，同时也向人民大众解释为什么“周人以蕞尔小国，国力远逊于商，居然在牧野一战而克商。周人一方面对如此成果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必须以上帝所命为解，另一方面又必须说明商人独有的上帝居然会放弃对商的护佑，势须另据血缘及族群关系以外的理由，以说明周之膺受天命。”[16]�因此周初的统治者一方面宣扬自己也是上天选中的代表：“尔殷遗多士，弗吊（淑），�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17]�“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18]�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上天会放弃对殷商的眷顾转而选择周人，因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19]�而商的统治却是残暴失德的：“惟其不敬德，乃早坠厥命”[20]�，相反，周人则注重德政：“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21]
　　第三，吸取教训。目睹曾经强大的殷商政权的土崩瓦解，西周的统治者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如：“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2]�“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23]�从而认识到治理天下不能够仅仅依靠严酷的“刑”，还要靠“德”，更指出当年的文王就是因为“明德慎罚”才为天所青睐，获得天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24]�而不能“乱罚无罪，杀无辜”，否则“怨有同，是丛于厥身！”[25]�以强调“明德”的重要性。“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一一呜呼!敬之哉!官伯族姓，联言多惧。联敬于刑，有德惟刑。一一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圈有令政在于天下。一一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受王嘉师，监于兹祥刑。"”[26]
　　第四，生产需要。西周时期，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奴隶不再被屠杀，而是大量的投入集体劳作之中，这样，奴隶的价值得到重视，[27]�此时奴隶的地位虽然依旧十分的低下，但是其作为人，至少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是为人们所承认的。因为从史料记载来看，商代经常发生大规模奴隶暴动，国家则通过血腥的屠杀予以镇压，从而维持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而到了周代，史书上却绝少有有关奴隶暴动的记载。那么，为什么在商代不断发生的奴隶暴动，到了周代就嘎然而止了呢？这只能通过周代的统治政策――德治来说明，即施行德治之后，奴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减少了对立阶级之间的直接的暴力对抗，这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和生产秩序的稳定的，而周王则通过“积德行义”而获得了“国人皆戴之”[28]�的良好局面。�
　　
　　二、西周德治思想的内涵�
　　
　　现代出土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之中并没有“德”这个字，而仅有“得”，且“得”在甲骨文中写作“”，即获得钱财的意思，后又引申为一般意义上的获得。而到了西周的金文则出现了上直下心的“”，可见在当时的统治伦理中，人心向背这一观点得到了重视。因此，西周“德治”的一系列思想和举措都是围绕着就是如何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这一核心内容而产生的。那么，从周部落时期就开始推行的德治政策，究竟包括那些内涵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明德慎罚”[29]�。这里的明德，一方面是指统治阶层要以德服人，如周公告诫康叔要“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王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30]�另一方面要注重对百姓的教化，让百姓懂礼知德，要有孝友观念，如对待“元恶大憝 ， 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要“刑兹无赦”[31]�。明德慎罚思想在当时的立法中也有充分的表现，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1.中刑原则，即要秉公执法，量刑适中。如《尚书》云：“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32]�、“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33]�；2.“非中”减轻原则，即对于偶犯要减轻刑罚，给予改过的机会。如“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为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34]�；3.疑罪惟轻原则，即要查明案情真实情况，不可臆断，或者通过罚金刑来减免肉刑。如“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罪惟倍，阅实其罪。�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35]� 4.禁止滥罚原则，即不能滥施刑罚，要以教化为主。如周武王告诫他的同母兄弟康叔说：“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民作求。矧今民阁迪，不适；不迪，则阁政在厥邦。”[36]�《召浩》也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戳用�民。”[37]
　　第二，保民裕民。统治者做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要控制自己的欲望，要将人民看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去爱护，要让人民富足安康。这一点在历史典籍之中也多有记载，如“天子作民父母”[38]�、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39]�、“不敢侮鳏寡”、“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客”[40]�等等。�
　　第三，天道王制。所有的统治行为和日常行为都要符合天道，要遵循事物内在的秩序。如对于社会的秩序而言，周文王说：“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41]�而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而言，周公云：“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42]� �
　　第四，自我修养。周初德统治者看到商纣王由于荒淫无道而失去了上天支持，最终兵败身死，因此一直告诫自己的后代要以史为鉴，如“周公旦惧康叔齿少，告以纣之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43]�而作为统治者在教化民众之时，自身首先应该是有德行素养的，以做为天下的楷模，如“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44]�即是此意。这里的德行素养笔者认为主要指的是：1.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对过分的追求享乐。即，“节性”[45]�反对“惟耽乐之从”做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46]�2.能够体察民情，要做到：“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47]� �
　　第五，任人唯德。西周的君王们除了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之外，还比较注重对官员的选任，其标准之一就是要品德高尚。如周穆王曾对伯�说：“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愆纠缪，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谄 ，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尔无昵于俭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货其吉。”[48]� �
　　
　　三、西周德治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德治思想在西周得到确立之后，为历代儒家所肯定，也为历代明君所奉行，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主要的治国方略。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强调法治的年代，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国际环境都和主张“以德治国”的封建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所谓“德治”就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必须淡出人们的视线呢？笔者认为绝非如此！�
　　第一，西周德治要求的“明德慎罚”，从其立法的角度来看，对今天法治社会的建立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其所强调的“中刑”原则、“非中”减轻原则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量刑不可畸轻畸重、偶犯减轻处罚有着天然的联系；“疑罪惟轻”原则中的轻刑思想对我国刑罚的立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目前世界刑罚的趋势即逐渐变轻；“禁止滥罚”原则中的教化思想对于我国司法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因为惩罚并非刑罚的精神，教育犯罪分子使其重新回归社会才是刑罚的最终目的。而“注重教化”的作用在今天看来就是要注重社会成员的素质教育，因为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并不是仅仅意味着一整套制度的和谐运作，更主要的是社会成员的和谐相处，更何况设计中的和谐制度也需要高素质的社会成员的遵守才能够成为现实的、动态的和谐制度。�
　　第二，现代社会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因此政府作为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主体，当然有义务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安居乐业，这正是西周德治思想中“保民裕民”思想的内涵。�
　　第三，西周德治思想中的“天道王制”思想虽然有其迷信的色彩在里面，但是也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因为用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所谓“天道”就是要注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界的平衡。这在污染严重的现代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四，西周德治强调统治者的“自我修养”，但是当今社会不存在所谓统治者，是否这一条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呢？当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虽然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但是二者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都掌握着强大的国家公共权力，都存在腐败的可能和便利条件。因此，当今腐败现象的大量出现，虽然政府在立法、司法、行政等领域都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却见效甚微，这也说明了腐败现象并不是一个单纯依靠法律或者制度就能够解决的社会问题，更需要从思想上入手，因为没有绝对完美的法律或制度，更何况再完美的法律和制度也需要有人来执行，从这个方面来看，强调国家工作人员的“自身修养”的提高是无论如何都不为过分的。笔者认为这就需要建立起一套国家管理者阶层所共有的“德治”理念来提高其自身修养，例如，服务理念、勤俭理念、守法理念等等。�
　　第五，公务员是政府的代表，其工作能力、道德修养等方面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个政府的运作效率。因此，西周德治所倡导的“任人唯德”对于今天我们制定选拔公务员的标准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即要将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人才选入公务员队伍，使我们的政府更加高效、人民生活更加安康。�
　　
　　四、结语�
　　
　　自西周确立的德治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之统治思想中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历史的简单回顾，人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注重施行德治的朝代，其政治氛围大多是非常清明的，这也就说明德治思想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毕竟现代社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与中国古代社会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别，因此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抛弃“德治”思想，但是也不能完全照搬。比如中国古代虽然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违反道德者往往法外处罚，这一点在法治社会是绝对不允许的，处罚必须在法律的调整范围内进行，因为道德一旦加入国家强制的色彩就不再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了。因此，“德治”思想中的道德问题在当今社会推行的唯一手段只能是教育！同时，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德”的内涵早已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一些诸如“忠君”、“敬天”等封建王朝时期作为“德”的重要思想的内容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但是作为人类数千年文化所积淀的宝贵思想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反映社会规律的内容，如前所述的“明德慎罚”、“保民裕民”、“天道王制”、“自我修养”、“任人唯德”等思想对于今天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对于我国古代社会的“德治”思想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而应该根据新时代的特点，加入新时代的元素，使这一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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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诗经•商颂•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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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尚书•微子》.�
　　[6]《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武王灭纣在公元前1046年.�
　　[7]王玉哲.中华远古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70.�
　　[8]《尚书•无逸》.�
　　[9]王玉哲.中华远古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70.�
　　[10]《尚书•大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
　　[11]周文王的父亲季历是被殷纣的祖父文丁迫害而死的。《竹书纪年》记载：“文丁杀季历。”（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吕氏春秋•首时》云：“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亦是为周王季历被商王文丁困辱致死而言。文王自己也被纣长期囚禁于�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纣囚文王七年。”文王的长子伯邑考也是被纣杀死的。《帝王世纪》载：“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
　　[12]四书五经[M].长沙：岳麓书社.199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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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 �
　　[16]许悼云.西周史[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4，101一102.�
　　[17]《尚书•多士篇》.�
　　[18]《尚书•康诰》.�
　　[19]《左传•僖公五年》所引《周书》.�
　　[20]《尚书•召诰》.�
　　[21]《尚书•康诰》.�
　　[22]《诗经•大雅•荡》.�
　　[23]《尚书•酒诰》.�
　　[24]《尚书•康诰》.�
　　[25]《尚书•无逸》.�
　　[26]《尚书•吕刑》.�
　　[27]范文澜在《中国史纲要》中称：西周曾明令禁止用奴隶殉葬、祭祀。而孔子则连以陶俑陪葬也加以反对：“始作俑者，其有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28]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499.�
　　[29]《尚书•康诰》：“惟乃王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
　　[30]《尚书•康诰》.�
　　[31]《尚书•康诰》.�
　　[32]《尚书•立政》.�
　　[33]《尚书•吕刑》.�
　　[34]《尚书•康诰》.�
　　[35]《尚书•吕刑》.�
　　[36]《尚书•康诰》.�
　　[37]《尚书•召诰》.�
　　[38]《尚书•洪范》.�
　　[39]《尚书•康诰》.�
　　[40]《尚书•梓材》.�
　　[41]《逸周书•文传篇》.�
　　[42]《逸周书•大聚篇》.�
　　[43]《史记•卫世家》.�
　　[44]《尚书•召诰》.�
　　[45]《尚书•召诰》.�
　　[46]《尚书•无逸》.�
　　[47]《尚书•无逸》.�
　　[48]《周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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