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论略

　　 ［摘 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长风破浪、阔步前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凸显了治国理政的高超智慧。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高超智慧，既有“刚性”的一面，也有“柔性”的一面，且能做到“刚柔相济”，它们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和生动实践，具有原则性、灵活性、全面性、时代性的特点。从“刚”、“柔”角度探讨和解读党治国理政的高超智慧，既是悉心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经验的题中之义，同时也对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 智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判断时代主题，正确把握本国国情，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长风破浪、阔步前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无疑凸显了治国理政的高超智慧。笔者以为，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高超智慧，集中体现在“刚”“柔”二字上。因此，从“刚”“柔”角度探讨和解读党治国理政的高超智慧，既是悉心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经验的题中之义，同时也对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①至此，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已初步形成。尽管如此，我们党并没有以此作为自己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确定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我们党才鲜明地确定和概括了自己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系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是党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总的政治原则，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第一“刚性”智慧。
　　 “刚性”，就是不可否定、不可动摇的政治和法律强制性。党的基本路线作为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第一“刚性”智慧，一方面表明它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在党治国理政的所有“刚性”智慧中起着主导和统领作用。
　　 那么，为什么党的基本路线会成为我们党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第一“刚性”智慧？最重要的是由于这条路线不仅准确地切中了中国的现实肯綮，而且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我们常把党的基本路线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仅就此而言，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其次，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的坚强政治基础和先决条件。特别是作为其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它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坚强政治力量。再次，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提升我国生产力现实水平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所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置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关系民心向背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始终身体力行“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②。诚然，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再次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
　　二
　　 理论上讲，有“刚”必有“柔”，反之亦然。尽管如此，却并不意味着任何人、任何政党都能理性、熟稔地把握“刚”、“柔”二者的辩证关系。而在这方面，可以说，我们党彰显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具体到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智慧上，则是除了“刚性”的一面，尚有诸多“柔性”因素。举其大端，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柔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选择渐进式改革路径。人们经常形象地把我国的改革历程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这反映在改革路径的选择上其实就是渐进式改革。党在我国选择渐进式改革路径，是基于一种高超智慧的战略考虑。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国家搞改革，特别是像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社会主义国家搞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千疮百孔的国家，党既要坚决纠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种种失误，又不能因为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而造成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混乱；既要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打开国门，引进各种有益的经济要素，又要避免意识形态以至政治制度受到严重冲击；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又要避免思想、利益、组织形式多样化而造成的社会失序；既要改革执政党“包办代替”、中央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的政权运行方式，又要避免权力下放后对社会整体调控能力的减弱；既要激发有条件的地区、人群、领域的创造活力，又要避免相互间差距过于明显而积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上述情形下，党选择渐进式改革路径，无疑是十分理性而智慧的。所谓理性、智慧，是因为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较大的柔韧性，它使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个缓冲带，这样有利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
　　 其二，通过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对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思考，以致在全社会逐渐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必须大力发展的共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科学定位，无疑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首先是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的，由此催生了大批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者，之后在此基础上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正是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被允许存在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又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所以才有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决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必然定位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框架内。基于上述，我们可以说，倘若没有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重新审视以及表现出来的巨大智慧，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迄今取得的辉煌成就。
　　 其三，对各种社会思潮采取包容性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政治要求的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特征也随之出现。在此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也“应运而生”，比如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启蒙思潮（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对科学精神的崇尚、对民族传统文化消极因素尤其是国民劣根性的揭露），90年代以后出现了实用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面对以上诸种社会思潮，总体上看，我们党采取了一种包容性态度。这种包容性态度，可以说是党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它不仅表明党对自己的信仰和掌控全局能力的高度自信，而且这也是一种柔性智慧的展示。实践证明，允许不同社会思潮存在，让不同社会思潮彼此之间乃至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进行交流、碰撞、交锋是可取的。通过党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有力引导，以及人们对其作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的分析甄别，社会大众的辨别、分析、选择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其四，以“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改革开放以后，肇始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党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作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基本国策。“一国两制”，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根据这一战略构想，我国分别于1997年7月和1999年12月顺利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在保证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突破了原来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中的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它既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港澳台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体现出的高度柔韧性及灵活性，不仅将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也为解决诸多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范本、新思路。
　　三
　　 以上从“刚性”和“柔性”的角度分别论述新时期党治国理政所表现出的智慧，主要是基于分析问题的方便。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其智慧更多地表现为“刚柔相济”。如前所述，党的基本路线是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第一“刚性”智慧，即便如此，因党对基本路线的内涵不断予以充实和深化，所以也不时地显现出一些“柔性”的因素。比如，对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存在为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为发展而发展的倾向，后来倡导集约式发展，现在更是要求“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③，并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视为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又如改革这一“刚性”原则，在实践层面也表现出诸如对待新生事物，大凡都要经历一个先试验（试点）、后推广的过程，强调改革的次序和讲究改革的时机，注重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寻找平衡点等柔性特点。不过，笔者以为，新时期党治国理政实践中最能体现其“刚柔相济”智慧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又注重“中国特色”，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因为中国若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就不能站立起来，中国就不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翻身④。但是，党领导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固守某一模式，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条道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孜孜探索，我们已经找到，然而，这条道路毕竟还不成熟，需要我们不断地完善、创新。同时，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党十分注意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本来，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述，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作为母体而诞生的，所以必须充分汲取母体的营养才能茁壮成长。可是，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资本主义却持全盘否定、与之“隔绝”的极端态度，结果极大地妨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这种状况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有力矫正，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才回到正确的轨道，并化为自觉的实践。这主要表现在，党不仅主张要继承资本主义几百年历史中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技术，而且强调要大胆吸收、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为社会主义服务，甚至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要素。
　　 其二，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动摇，又致力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现实的反复昭示。但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并非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也处于不断改革、调整、转型、完善之中，以不断适应我国和世界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进入新世纪以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即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形成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转变的共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决策，为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指明了方向。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刚性”原则，其实也有其“柔性”的一面。
　　 其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又主张丰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对各种社会思潮、发展模式实行“拿来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必须坚持“老祖宗不能丢”⑤。但坚持不丢“老祖宗”，并不是要我们搞教条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⑥的重要思想，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党对各种社会思潮乃至发展模式不仅采取包容性态度，而且以批判的眼光自觉吸收、借鉴其有益的成分。这且不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民主法制建设等与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密切相关，甚至国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股份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等）、发展模式（如新自由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等）中一些有益的成分，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对各种社会思潮、发展模式坚持开放性与批判性的辩证统一，其中的“柔性”也是自不待言的。
　　四
　　 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治国理政过程中表现出的“刚性”和“柔性”智慧，以及由此引领中国取得令世人瞩目伟大成就的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这些治国理政的智慧，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和生动实践，具有原则性、灵活性、全面性、时代性的特点。
　　 一是原则性。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原则。比如，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始终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即使至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7983亿元，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依然坚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⑦的清醒判断），始终坚持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等。党坚持这些重大的政治原则，一方面，是要保证骨子里对“主体性现代化”的追求；另一方面，是要坚决捍卫我国的“核心利益”（即维护我国的现有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保障等）。
　　 二是灵活性。这30多年来，党治国理政的巨大灵活性，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正确思想路线。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党才能“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三是全面性。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联系、统筹、整体的思想方法在党的执政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运用。这突出表现在党作出任何重大决策、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时，总是注意把党的主张、群众的意愿、社会实际情况统一起来；把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种因素统一起来；把当前与长远、局限与整体等方面的利益统一起来，尤其是在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关系时，十分注重政治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的统筹考虑。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曾精辟地概括为“十个结合”⑨，这成为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十分宝贵的经验。
　　 四是时代性。最近30多年来，我们党是在一种开放的语境中治国理政的，这要求党要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切实做到与时俱进。在这方面，我们党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实践自觉，从改革开放伊始党就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到新世纪之初党明确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⑩，再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党再次强调“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可见一斑。正是基于对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党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173.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78.
　　 ③⑦《解读“十二五”党员干部学习辅导》[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3.
　　 ④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62.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369.
　　 ⑥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65.
　　 ⑧⑩《江泽民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6,538―542.
　　 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7,10.
　　 ?�?�?�《解读“十二五”党员干部学习辅导》[M].人民出版社:2010,2.
　　责任编辑 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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