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将领，可以写出一个朝代的兴衰
时间：2021-06-04 20:02: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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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西北诸马的著作不少。
这些著作中，能够站在少数民族的角度，来反观探索的却是少数。能够将这一群穆斯林军政群体在民族、宗教、教育、卫疆等诸多领域的积极面挖掘出来，并置于中华文化的层面上，予以客观审视体会的，更属凤毛麟角。
早在1965年7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对学界发表谈话时，就明确指出了对国民党军队将领的研究与看法：“作为实践中主体的‘人’，也不能不受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要写好国共双方的将领，还要深刻揭示这些将领与环境、与历史的真实关系。要不然，为什么同是黄埔学校的学生，有的成了我们的将军和元帅，有的却跑到台湾海峡那边去了。这一点写好了，作品就有厚度！一个将领，可以写出一个朝代的兴衰。”
西北诸马，泛指民国时代崛起于甘宁青等地的一群少数民族军阀人物。历史的车轮进入民国后，他们出自河州，兴起于乱世，各据一方，父承子袭，左右地方四十年，对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深远。
我在《回族研究》杂志工作期间，有幸陆续接触过研究者写作回族军阀人物的来稿。这类文章，涉猎诸马人物的方方面面，时有颇具分量的论述出现，令人欣喜。纵览之余，我自慨叹，对于诸马群体的认识与探索，并没有结束，甚至需要新的审视。我所说的这种重新审视，是指细致的爬梳，把更多关于诸马与那个时代的、尚有借鉴价值的东西，予以挖掘呈现，并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直面历史，知往而鉴来。
时至今日，可以说审视这群统治过西北的少数民族人物，观察、总结其政治作为，是今日之西北为政者、修史者、民族与宗教工作者，不可不问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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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的现实意义，致使对诸马群体的探索者，代不乏人。
仅以宁夏举例，吴忠礼、霍维洮、刘钦斌、杜力夫、胡迅雷、丁明俊等学者，皆有涉及，并且出版了一批有关西北回族军阀的图书。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称上述诸位专家学者，可谓是这门学问的先行探索者。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诸马与民国，需要讨论的话题实在太多，限于种种因素，甚至是时代的关系，难于在一个时期内完成。总而言之，这类不属显学的课题，却总是需要时间，更是需要几代学人的接力而行。
限于时代的观念、思潮、禁忌，能够直面历史，知往鉴来，是需要勇气和自信的。这种勇气与自信，不仅来自于学人，更来自于当今社会。
2013年4月，青年学人王正儒捧来了他的《诸马与民国》稿样，求教于我。面对洋洋洒洒60万言的《诸马与民国》，面对这个我关注了许久的话题，我的内心是喜悦的。这种喜悦，与书稿本身无关，首在青年人能够沉下心来，勤奋钻研。我认为，这一点尤其重要。
通读全书，始终觉得有味。这部书稿中的诸马人物，是新鲜的。行文颇显章法，很流畅，不干巴，既有文献资料的依据，又有必要的判断。较之于先前的著述，这部史著是有着突破性的进展的。这种突破，重在资料的发掘与运用上。
早些年，正儒博士便在刊物上发表了与之相关的不少论文，又出版过专著《马福祥》，主编过《回族历史报刊文选》。这些著述的编辑与写作过程，使他接触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直到此时，我才知他为写作《诸马与民国》业已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这部书稿的前期工作，或说是辅助工作，显然是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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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长达近百年的西北史。
有清一代，中央政府对回族在内的诸少数民族的政策，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史迹昭昭，不作缀述。比如，清嘉庆年间，哲合忍耶穆斯林马达天在充军途中对儿子的谈话，颇能反应出受压迫者的凄惶与悲怆——
“行亏的官吏，把我充军到东，又充军到西。总有一天，他们的势力要消灭，一丝不存。须知！
他们的国土上起了风暴，威严没有了，只有战争；地位没有了，只有粪土；自豪没有了，只有贫穷；高
贵没有了，只有低贱。”
压迫继续，反抗不止。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西北回民的反清运动即在同治年间爆发。清军主帅左宗棠奉命西征，对河州回民进行了剿抚并举的政策，河州反清自卫的首脑人物马占鳌、马海晏等人，选择了受抚。马占鳌其人，接受清廷的收编以后，诚心实意效忠于清廷，成为了清廷安定河湟地区的得力助手，也使西北诸马开始了漫长的孕育期。
1912年，诸马人物在西北的时代悄然到来。是年秋天，马占鳌那一代人的后辈人，纷纷崛起于甘肃（时甘肃辖宁夏、青海）。马安良坐兰州，马福祥立宁夏，马麒定青海的势力格局，业已形成。
民国初期，内忧外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究竟是靠拢于中央政府，还是亲近于外部力量从而独立，成为了未知。比如，库伦独立最终演成外蒙古的形成；又比如，英国人积极煽动怂恿支持西藏地方上层某些势力寻求独立。伴随着民国的到来，这一严峻的边疆危机浮现了！决定边疆命运、领土完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当时的北洋政府，而是边疆宗教人物，以及手握重兵的边疆武人。在西北，名重当时的人物里便有诸马。
延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诸马军阀的第二代关键性人物——马鸿逵、马步芳，分别确定并巩固了他们的统治体系，形成了“宁马系”、“青马系”的鲜明特征。1949年，解放军剑指西北，经略西北40年的诸马人物，在风雨飘摇中，选择了异国的隐遁。
这漫漫岁月中的历史演进，这段时光里的这些人物，必然会为我们留下启迪今日的种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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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马与民国》，体现出了作者的冷静与思考。
全书自同治年间回民反清运动讲起，重点又起自民国建元，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诸马人物漫长的时间跨度中，作者的阐述是全面而翔实的，系统而有侧重的。再看其持论，也多有中肯之言。
著者对于马福祥、马麒等老一代诸马人物，多所誉扬。然而，这种对军阀人物的誉扬，确有实据为依。譬如他们在抵制分裂、兴办教育、禁绝鸦片、创办实业等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并初步开启了西北地区近代化的进程。对于以马鸿逵、马步芳为代表的第二代诸马人物，著者认为他们坚持反共到底，无可讳言，但避开了斥责与谩骂。相反，著者对他们在地方上的教育、民族、宗教、文化、实业等在内的政治业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