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进化论的发展与演变】进化论的演变
时间：2020-03-27 07:41: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进化论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思想之一，它在指导中国人民寻求变法维新、改良旧的封建体制、以革命的路径寻求真理等具体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时代的产物，它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纵观这一过程，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想经历了萌芽、产生、发展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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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近代；进化论
以鸦片战争为界点，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与国内封建专制的双重压迫，国人开始逐渐探求中华民族摆脱内忧外患与重新走向繁荣富强的路径。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之一便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产生。进化论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思想之一，它在指导中国人民寻求变法维新、改良旧的封建体制、以革命的路径寻求真理的具体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伴随着近代对鸦片战争的反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革命运动等，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想经历了其萌芽、产生与发展等阶段。首先是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想的萌芽期。�
一、地主阶级改良派的进化论思想�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面对封建末期的内忧外患，同时也为了牢固封建社会的统治根基，中国近代具有进步意识的地主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对民族危机的现实根源作了深刻的思考。他们认为正是统治者抱残守缺，固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僵化教条，才导致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就此，以龚自珍和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良派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提出了与历史发展相结合的变易观，形成了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想的萌芽。�
龚自珍通过改造“公羊三世说”，发展了他的历史进化观。他认为，整个历史和社会都可划分为“三世”。不仅春秋分为三世，而且所有的时间和物体皆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他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一匏三变，一枣三变，一枣核亦三变。”[1]（P.16）并且“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1]（P.16）。这种由“初”到“终”到“初”是一个发展与往复循环之过程。显而易见，“终不异初”导致其历史观念最终没有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子，但从其肯定历史事物向前发展的层面看，他的进化历史观是具有积极的辩证因素的。龚自珍在继承了《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1](P.6)的基础上，提出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等现实主张，给后人继承传统变易观、吸纳西学以发展完善近代进化论思想提供了宝贵借鉴。魏源发扬了龚自珍的变易思想，他提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2]（P.522）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发出了变法图强的呐喊。同时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以达到壮大本民族实力、复兴中华抵制外虏之实效。�
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良派提出的进化论思想是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想的萌芽。然而，由于缺乏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其难免陷入历史循环论的怪圈。但它唤醒了国人心中追求进步和发展进化的意识，也为中国近代系统的进化论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进化论思想�
在突破形而上学的束缚，扬弃早期地主阶级改良派“卫道”目的的变易观之后，提出了系统的进化论思想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和严复，这二人的进化论思想吸取了西学的成分，并具有近代意义。�
在自然观上，康有为把整个自然界都看做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他认为人类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界都是逐渐变化出来的。宇宙各种天体皆由湿热气而相生成，地得湿热之气而依序生为草木、禽兽和人类。康有为吸收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宇宙各种天体的形成是长期自然演化的结果，地球脱始于太阳，又形成“荒古”、“远古”、“近古”几个时期。在历史观上，康有为结合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变易观与西方自然科学，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克服了传统变易观中周而复始的循环论的缺陷，形成了糅合《易传》、《公羊》三统说和《礼运》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观。他认为：“世有三：曰乱世，曰升平世，曰太平世。必拨乱世，反之正，升于平世，而后能仁。盖太平世行大同之政，乃为大仁，小康之世犹未也。”[3]（P.195）康有为将历史划分为三世――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他又把《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思想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结合起来，认为：“所传闻世托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4]（P.28）不难看出，康有为“三世说”的进化论思想摆脱了龚自珍、魏源历史观中循环论的弊端，体现了其由“封建君主制――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政治设想。康有为的进化历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有力地打击了历史循环论和复古主义。同时，康有为所提出的包括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内的系统的进化论思想，是中国近代进化论产生的一个标志。�
严复则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并对其加以改造。他不但系统论述了自然界的演化过程，而且在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中，重点介绍了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观。严复并没有把进化论停留在自然观上，而是将其进一步引入社会学领域。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同样遵循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规律。在他看来，只有优秀的民族才会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而劣种的民族和国家在竞争中会被淘汰。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之状况，是由中国人落后保守的历史观和现实中落后制度造成。在历史观方面，中国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5]（P.1），在对待历史发展的态度上，中国人听天由命，而西方人靠“人力”去改造社会和现实，从而导致了中国落后于西方。从现实的制度看，严复认为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既“无用”又“无实”，科举制度使中国的学术落后于西方，同时中国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致使中国国力不振。基于以上剖析，严复强调通过改造国民之思想，开发国民之智力，提倡新的国民道德以增强国家的实力，最终通过变法维新实现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
严复所宣传的进化论思想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具有可信服性和极大的说服力，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宣扬的进化论，过分强调“万物有渐而无顿”，否认骤变、突变，其主张的是一种渐变的进化论。以此种理论为根基，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他们主张改良，反对民主革命，其指导下的维新变法运动最终在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下以失败而告终。然而新的实践需以新的哲学思想为指导，这种“渐变式”的进化论后来被民主革命派“突变式”的进化论所超越。�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进化论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批判改良、倡导革命，进而提出了新的进化论学说。革命派的进化观肯定事物进化过程中的突变，反对改良派所强调的“渐变的”进化论。革命派进化论学说的提出者主要有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人。�
孙中山的进化论思想以“突驾”为特点，体现在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几个方面。孙中山肯定进化的自然观。在他看来，宇宙的形成和发展是物质进化的过程。他说：“元始之时，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凝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地球形成后――由生元之始而至于形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由物竞天择之原则，至几许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6]（P.57）在认识论上，孙中山提出了知难行易的知行观。他把人的认识分为三个时期：第一由草昧到文明时期，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时期，为行而后知时期；第三则是自然科学发明以后，为知而后行时期。在历史观方面，孙中山以革命进化的历史观反驳改良派的和平渐进论。他把人类历史的进化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为“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他认为此时的中国将迎来“民权时代”，并认为“民权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潮流。在孙中山看来，人类的历史发展越快，人类的前途就越光明。根据这种进化的历史观，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不合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因此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才符合进化的公理。�
章太炎也赞成以革命的方式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进化。但是，章太炎也看到了在进化论影响下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一方面，他肯定了进化论作为宣传革命实现民主共和制这一思想武器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以“突驾”的进化论为理论依托的暴力革命为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章太炎认识到事物的进化与发展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譬如拿道德来说，伴随着善的进化，恶也在进化。据此，章太炎提出了“俱分进化论”。以“俱分进化论”为前提，又提出“五无论”。无可否认“五无论”的提出过于消极悲观，甚至陷入虚无主义，但它活生生地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学说已基本走到尽头。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进化论进步于改良派进化论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弊端性与局限性。�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进化论是在继承中国古代哲学的变易观与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基础上生成与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发展是时代的需要与社会的必然。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它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逐渐克服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循环论、复古主义等弊端，由肯定渐变之进化而飞向主张“突驾”的进化。然而，实践证明，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还是革命运动都无法真正改变中国近代外有强敌内有封建势力残存的面貌。时代的发展需要一个更先进、更科学、更优秀的学说体系。于是，中国近代进化论在经历了自身的发展与演变后，开始逐渐退出了时代的视线。可是它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与方法论，指导中国人找到了救亡图存的真理――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2]裴大洋.中国哲学史便览[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3]康有为.论语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康有为.春秋董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责任编辑：周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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