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审美观及其对国人服饰审美的影响] 女生审美观和男生审美

　　儒家的审美观，是以其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为基础，且与其政治伦理道德观相一致的。国人的服饰审美观和审美行为，深受儒家审美文化的影响。儒家的和同观及中庸思想，强调和谐之理与中庸之道，体现在国人的服饰审美观及审美行为上，就是注重形象的和谐统一之和同之美，欣赏稳重、典雅、大方之端庄之美。挖掘儒家文化的精髓，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时代的活力，实现人类诗意地栖居的理想状态，是一个值得我们不断深入探讨和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审美观；和同；中庸；和谐美；端庄美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６１－０５
　　郭 东（１９６４―），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７７）
　　 一、儒家的审美观与政治观、道德观的一致性
　　儒家思想是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主流文化思想。经世致用，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主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立大同社会，是儒家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所谓修身，就是讲仁、讲义、遵礼、明智、守信。而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治国，为了平天下。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忠、孝、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表面看来，除了“礼”之外，其他各项都与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紧密相关。其实，在这里，“礼”也是与伦理道德修养密切相关的。这个“礼”，与我们现在理解的礼貌有所不同，最初是指礼节、礼仪，以及与当时祭祀相关的一些行为，后来演变为与等级制度相关的一些社会秩序。说到礼，荀子是这样说的：“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从荀子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天然的秩序和等级及由此形成的制度的必要性。实际上，“礼”，就是通过直观、外在的感性的方式来表现的伦理道德思想与伦理道德秩序，是以感性的方式来传达理性的思想。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穿衣打扮、言行举止，这种具体生动的个人生活形象，都是以恰当的“礼”仪的方式出现的。《论语》中曾详细记载孔子的衣束装扮：“君子不以绀?饰，红紫不以为亵服。”（《论语•乡党》）绀，是一种深青中透着红的颜色，这是礼服的颜色；?是一种黑中透红的颜色，这是丧服的颜色。孔子不用这两种颜色来做平常衣服的饰边。亵服，是指平时在家里穿的便服。红色和紫色是贵重的颜色，家里穿的衣服是不能用这些贵重的颜色的。孔子的服装用色极其讲究。哪些颜色是在哪些场合用的，分得很清楚。在儒家看来，颜色是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来随便用的。不是感觉好看，不顾身份、场合、礼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用色彩也要遵守礼仪制度。“当暑，�??，必表而出之。”（《论语•乡党》）?，《说文》：“?，粗葛也。”这里用为粗葛布之意。?，《小尔雅》：“葛之精者曰?。”这里用为细葛布之意。是指天气炎热，在家穿着麻布衣服很凉爽，但如果去外面就还是要披了外套才算是妥当的。可见，服装的款式风格和面料，也不能尽依个人的喜好或是以舒服不舒服为准，而是要以合不合礼仪为准。“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论语•乡党》）羔裘玄冠是指黑色的衣服，黑色的帽子。孔子时代黑色是吉服，所以不可以穿去吊丧。而在吉利的每月初一，是一定要穿着上朝的礼服去朝拜君主的。不同的场合，就要穿不同色彩不同款式不同面料的衣服，这是基本的规矩和礼仪。说话、走路等其他外表姿态形象也是一样，不能说声音洪亮、步伐铿锵就是美，或是步履轻盈、声音婉转就是美，而是合乎礼节的姿态才是美的。孔子“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如也”（《论语•乡党》）。不同的场合，孔子的走路、说话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在儒家看来，只有合乎礼仪合乎伦理道德要求的形象，才具有美感，才具备审美的价值与审美的意义。
　　儒家的审美人生观，就是道德人生观，是与政治伦理价值相一致的。理想的美，与善相关、与善一致。音乐的美，到底是来自旋律还是节奏和调性，对于儒家来说，并不重要。在儒家看来，只有合乎善的音乐，只有合乎政治道德秩序的音乐才是最美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韶”，是舜乐名。舜帝是接受尧帝禅让为政的，光明正大，所以其音乐亦和平中正。既尽善，又尽美。“武”，指武王的音乐。周武王发动战争，推翻殷纣王，以征伐取得天下，其乐声难免含有杀戮之意。所以武乐美则美矣，但未尽善。孔子认为只有尽善的音乐，才是最美的。所以，真正的理想的美，就应该是善的。其实，在儒家看来，事物只要是不仁、不义的，就不能称之为美。在西方，康德和黑格尔都认为，诗是艺术的最高形式。而评价艺术品的优劣，就是以作品能否激发人的生机活力，激发人的潜在的生命能量为标准的。儒家以为，一首诗的美感，一首诗的优劣高下，不是以其有没有韵律、节奏为标准，也不是以其辞藻的华丽与否为标准，而是以其是不是有崇高的道德感和价值观为标准的。“诗言志，歌永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诗无邪。”“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在儒家看来，不能光是依据音乐的动听或是舞姿的婀娜与否，来判断歌舞的好坏。好的歌舞，最重要的就是要符合政治、道德的标准，不符合礼制、不符合政治道德标准的歌舞，是不应受推崇的。不符合礼节和政治道德标准的歌舞，再优美、再动听，都是丑恶的。“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佾，是指列，古时一佾８人，八佾就是八行八列，共６４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不允许擅自越级。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孔子看到季氏这种违背礼制的行为，感到怒不可遏。因此，此时舞者优美的舞姿、美妙的配乐及华丽的服饰，在孔子眼里都不会产生丝毫的美感，他甚至认为这些是极其丑陋的。华美的形式因为不合礼仪，在此时就转变为丑，他因此怒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君子人格，是儒家的理想人格，那么，理想的君子的形象又是怎么样的呢？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即纹饰、装饰，“史”古代是指史官，是专门管理祭典礼仪的官员，又引申为仪式中用到的图案、花纹、器具及相关物品和礼节。这句话表示，如果一个人有丰富的内在修养，但形象礼仪不到位，就会显得粗鄙。假使一个人过分注重外表形象和礼仪，那就会显得虚浮，变得华而不实。只有外在形象与内在涵养相一致，才能真正地与君子这个名分相配。
　　审美观与政治观、道德观相一致的特点，体现在当代中国人的形象审美观中。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中国人看来，凡符合政治伦理道德标准的形象，就是美的，凡不符合政治伦理道德标准的形象，都是不美的，甚至是丑陋的。康德将美分为纯粹美（自由美）与依附美两种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人只承认依附美的存在。脱离政治的美不存在，脱离伦理道德的美也不存在，或者说，即使存在也毫无价值和意义。“文化大革命”中，手握红宝书，臂佩红袖章，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便成为那个时代最美的形象，不论男女老少争相仿效，不亦乐乎。进入２１世纪，西风东渐，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观念被新一代青年人接受，西方的审美观念也渐渐渗入年青一代的思想。新的审美观念、审美行为在一部分青年人之中逐渐盛行。然而在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和审美行为还是审美文化的主流，具有不可动摇的尊严和地位。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家庭中，年轻人特别是未婚男女，如果以过于时尚前卫的形象去见未曾谋面的长辈，并想获得好感和认可，这种做法显然是欠妥的。因为这种情况注定会导致两种不好的结果：一是被视为对长者的不尊；二是被认为不贤不良、道德品质有问题。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见长辈，一定要依礼而行，要毕恭毕敬，不可鲁莽无知，失了礼数。不妥的形象，就是对长辈身份地位的蔑视，就是对长辈的不恭，不符合伦理道德之规范要求。那些不懂礼数的青年人认为美的形象，在长辈那里就会变成丑。再者，过于另类、怪异的形象，极容易引起他人对其道德品质的怀疑。因为在儒家看来，维持节制有度的形象，才配称为君子。《中庸》记载：“《诗》曰：‘衣锦尚�’，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君子的形象是淡、简、温，君子恶文，君子“暗然”，而非嚣张；小人则“的然”，鲜艳、夸张、冲突、粗鄙。内在美是由外在表现出来的，“知微之显”，从一个人夸张、怪异的形象，可以判断一个人品行的不端；从一个人温良适度的形象表现，可以判断一个人有着美好的心灵。
　　 在中国人看来，优美的外表与优良的德行是相携并行的。康德认为审美是一种感觉，是鉴赏判断，道德思考则是一种理性思考，是逻辑判断。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以决然分开的。但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则完全不一样。自《易经》的“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到老子的虚、实，有、无相生的“道”和庄子的“象罔”，主张的都是天人合一、万物齐一，主张的是感性与理性、直观与理念的混沌合一。在对真理的追求过程中，中国文化并不认为感性与理性是可以分开的。良好的个人形象与良好的个人道德修养相一致，不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道德的败坏相挂钩。因此，在中国，任何不合道德礼仪规范的个人形象都会被认为是丑陋的。
　　二、儒家的和同观与当代中国人服饰形象审美的和谐美
　　关于和同的思想，儒家典籍中多有记载。《尚书•尧典》中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君陈》中说：“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在《礼记•乐记》中：“乐文同，则上下和矣。”“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周易》里也较多地提到了“和”与“同”，《周易•泰卦》里讲：“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周易•同人卦》说：“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孔子则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与同相似，但和是在同一中有变化的。如果绝对相同，没有任何差异，也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关于和同，史伯是这样解释的：“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声一不听，声二声三则开始有韵味，事物的美感来自多样性，来自变化。“同则不继”，只有不同，才会相继，才会发展。但这种不同，不是不和，而是要相和。这种不同，不是相异、相离，而是要“以他平他”，是要以一物和一物?熏是相辅相成，是相济，是矛盾中的统一。这种不同，是和中的不同，并不是同中的不和，或不和中的不同。
　　在儒家看来，事物的美感，来自和谐。美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同而不和，是杂多性的统一。美不是没有变化，美不是单一，美就像是音乐曲调，一首优美的曲子，是由高低不同的音组成的，而不是由相同的没有任何变化的音符组成。曲调的美，来自不同的音符，但这些音符之间必须构成一种共同的特性。《周易•睽卦》里说：“君子以同而异。”这种异，不是为了异而异，这种不同的目的正是为了同，这种不同是为了和谐而产生的不同。是为了某种一致而产生的不同，这种不同并不是那种颠覆性的、否定事物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这种异，就是要产生同的氛围，就是要产生同的意境。同与异在这里充满着辩证的关系。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影响到事物的结果，并不影响人们对君子这一崇高人格的尊重和审美评价。因为君子的品格是一致的，君子的德行是相同的，其对待事物处理问题的结果也因此是相类似的。事物的发展符合多样性的自然原则，符合杂多性的统一的审美规律。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和是根本，是事物存在的基本状态。和不是同，和更不是异，和是同中有异，是杂多性的统一。如果不遵守自然规律，没有和，否定和，其结果就会导致事物的混乱无序，使事物丧失其存在的根基。事物既无定性，美感亦无处附丽。万事万物都同此理，人的存在与发展也是这样。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无不需要和谐相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性是人类与动物的一大区别。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更是人类得以存在和繁衍的重要条件。
　　儒家的和同思想，是以其政治伦理道德观为基础的，和同思想，主要是要强调事物的恒定性和社会的稳定性。早期儒家经典强调和的极端重要性，虽然并不否认和中的不同，甚至强调和中的不同，具有较强的辩证倾向，但对于和中的不同，并没有作更多详细的描述与说明。随着儒家思想日益为统治者所重视和利用，对儒家思想的诠释也变得复杂起来，以致掩盖了其思想的真实含义。特别是到汉代的董仲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因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而变得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政治性。和同思想中“同”的一面被一味夸大。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想常常被视为大逆不道，国人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也越来越偏离其该有的轨道。和不再是同中有异，和不再是多样性的统一，和甚至直接就是同。这种褊狭的思想观念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观。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服饰审美，非常讲究“和”，非常注重自我形象与他人形象的趋同。这种追求和谐、趋同的审美倾向，一方面使中国人的形象体现出和谐一致的审美特点，另一方面，过度强调和同一致，则又使中国人的形象缺少变化与活力，容易产生平淡无奇的心理印象，出现审美疲劳。中国人的这种审美特点，具体表现在和谐一致的服饰形象塑造方式上及求同、从众的服饰形象审美行为上。在服饰形象塑造上，中国人讲究和同，十分在意和同美感。在服饰的色彩和款式上，都特别追求谐调性和一致性。其中，色彩搭配上多求同一、和谐。习惯在相同的色彩、相似的色彩中进行搭配，多使用同一配色、类似配色。有些反差的中差配色一般不用，而反差大的对比配色、补色配色能不用就不用。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主流人群，是很少采用过于强烈的配色效果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着装效果，给人的印象太出格，个性太强，会与他人拉开距离，不利于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在服装的款式上，多数人也反对那种差异化的、怪异的结构，而提倡结构平稳、和谐。多数人喜欢上衣下裳互相呼应或是上衣下裳相协调甚至相一致的搭配，而不喜欢突显对比与差异及变化多端的款式搭配。除了款式与用色，在服饰用料上，也注重质料的一致性与相似性，并不喜欢使用差异极大的材料来做造型。
　　和同思想不仅表现在中国人的服饰形象审美观上，也表现在求同从众的服饰形象审美行为上。中国人不仅在为人处事、言行举止上，大多讲究与他人的一致性，在服饰、化妆、发型上也尽量求得与周围人的一致甚至相同。如果一个人打算以不一样的发型、服饰，不一样的形象出现在特定群体面前，是要有一定的勇气的。而如果形象与他人有极大的不同，那就几乎要有千百倍的勇气才敢走出家门。在西方人看来，两个人服饰装扮相同、个人形象类似，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审美心理和情感上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在中国，却有些人特别是那些认为相互之间相处得很好的人，却非常乐于以类似的形象示人。
　　注重和谐一致，可以产生平静、平和的美感。但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美感，不是来自无变化无差异，而是来自多样性和差异性，是有变化的统一。过于追求平和，甚至片面理解和，并将和与同的概念相混淆，就会出现声一、味一、物一的现象。[１]事物之间差异性很小，或是无差异、相同、相等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孔子所言“小人同而不和”的状况。即只追求相同、一模一样而不附和、不配合、不唱和、不应对、不协调、不衬托。其实，如果只是相同一致，而没有差异，没有变化，就不是和。这种情况本质上就是一种消极的不和。事物没有差异，就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绝对的同一，绝对的静止，使事物变得没有了任何美感意义和审美价值。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所为，而不是君子所为。当代中国人个人形象审美，走入过分注重相似、同一的误区，与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有一定关系。如今，正确理解儒家文化的本意，区分同与不同，同与和，相似与差异，单一化与多样性，变与不变，了解和谐思想的辩证含义很有必要。美来自差异性和多样性，美来自变化与对比；美在不同元素的和合、协调，美在不同元素之间的统一与和谐。
　　三、儒家的中庸思想与当代中国人服饰形象审美的端庄美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关于中庸，儒家经典《中庸》中有很多的注解与说明：“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在这里，中，就是合适，就是不偏不倚。庸，就是不变，是永远守恒的定理。懂得中庸，就懂得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君子，是那些掌握了事物发展规律的人，而小人，是反中庸的，是逆事物客观规律而行的那些人。只有以中庸之道，才能正确处理事情，达到理想目标，掌握了中庸之道的君子，才堪称完美。舜和颜回都是懂得中庸之道的人，他们的事迹感动天下。“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以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中庸之道既是本体论又是方法论，贯穿于儒家思想之始终。儒家的中庸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思维和人们的处世行为，具有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中庸不是折中调和的中间路线，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中庸之道强调中和之道，追求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的人生至境。中庸之道不仅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观，也在中国人的审美观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中国人个人形象审美观上，中庸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多数有文化有教养的中国人，言行举止不卑不亢，穿衣打扮中规中矩、庄重大方，都是由于儒家中庸思想深入人心，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缘故。
　　中山装自１９２３年诞生迄今，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中山装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倡导的中式礼服，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推崇中山装。中山装作为中国人的常式礼服，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文明礼仪，承载了中华民族的自尊感和自豪感。中山装成为具有典型中国标志的服装，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的国服。均衡、对称，不偏不倚，稳重大方，是中山装给人的最深视觉印象。从结构上看，中山装的最大特点是有四个明袋，每个衣袋上再加上软盖，上下两两对称。这四个四四方方的口袋均衡统一，大大方方，端端正正。上面两个口袋一样大，下面两个口袋也是一样大。但下面的两个口袋又比上面的两个口袋要大些。体现了对称平衡中的变化。上面的口袋小些，下面的大些，变化中却又不露痕迹地具备了一种稳定感。中山装的选料多以毛料为主，以不厚不薄，不软不硬为佳；色泽亦以柔和、典雅为妙。正式的中山装基本不用图案花纹，服装长度不长不短，前后衣片对称，左右衣袖对称，衣身、袖子不大不小，刚好合身，将那种庄重、稳健的风度拿捏得恰到好处。
　　林语堂先生具备典型的中国文人气质，他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是极为推崇的。他说：“生活的最高典型终究应属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还不曾发现过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２]在他看来，个人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态度，都是以抱着中庸的方法为妙。个人的装饰形象则既要满足审美的需求，也要合乎人性，还要实用。他认为，衣服穿在人身上，既不能太宽大、太长，也不能太短小、太紧身。前者让人成了衣服的奴隶，后者则使衣服被人折磨。衣服的大小应以大小刚好合适为妙，只有两相适宜、既实用又美观的衣着选择才最为理想。
　　中庸思想对中国人服饰审美观及审美行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服饰的款式风格上，也表现在色彩的运用上。俗艳，指色彩艳丽，这就显得俗气。中国人大多不喜过分艳丽夸张的色彩。除了是在特殊的、喜庆的日子里，如婚礼、庆典等。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色相的选择范围也是有限的。这时色相的选择一般都被限定在红、黄色系范围内，表现出一种节制和有度。色相选择的范围并不广，所以配色也就并不纷繁复杂。因而，简单、俭朴成为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这种节制有度的用色与配色，最终的结果体现为井然有序、庄重大方。以中庸的观念相吻合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人无论是在配饰上还是发型、化妆方面，都非常注重庄重典雅，张弛有度，怪异的发型、浓艳的妆容一直不被主流社会大众所接受。所谓“增一分则太多，减一分则太少”，“过犹不及”等，都可以用来表述中国人这种特有的形象审美观。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本，遵循中庸之道，就能掌握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就能找到真理。中庸之道，一以贯之，说到形象，便是行要行得正，走要走得直。话语不可放纵，态度不可轻慢。妆不可浓艳，衣不宜怪诞。因此，端庄持重、典雅大方之端庄美，成了中国人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形象美之典范。
　　和、同、中庸，既是儒家的政治伦理观，也是儒家的审美观。中国人的服饰形象审美，以和谐齐一为美、均衡适度为美，以混乱无序、对立怪异、夸张过度为丑；以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为美，以违反道德违反传统的行为为丑。形象美丑泾渭分明，不容混淆。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相融合，儒家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中西文化的不同，导致审美观的差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中华文化，挖掘儒家文化的精髓，学习和引进西方优秀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时代的活力，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实现人类诗意地栖居的理想状态，是一个值得我们不断深入探讨和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１]周文君．和谐美学对美学中国化的探索和贡献[Ｊ]．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１２）．
　　 [２]林语堂． 生活的艺术[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０．
　　
　　【责任编辑：龚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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