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聊斋志异》原稿的分卷编次 聊斋志异画皮梅三娘

　　摘要：本文对《聊斋志异》原稿的分卷编次做了进一步研究。结论是，铸雪斋本总目虽重分为十二卷，但保持八卷原稿的篇次、卷次未变。这样，参照半部原稿和康熙本等，据铸本总目就可将原稿的分卷、卷次、篇目等还原出来。在探究原稿分卷编次的基础上，又对《聊斋志异》的创作分期、艺术方法、艺术成就等做了初步探讨，以证明“分卷编次”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聊斋志异；原稿；分卷编次；创作分期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１9 文献标识码：Ａ
　　
　　今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下简称《志异》）版本繁多，分卷编次互异。那么，《志异》原稿究竟是怎样分卷编次的？这是研读《志异》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至今未能完全破解的一个难题。本文想就此谈谈浅见。
　　（一）《聊斋志异》各版本分卷编次的演化
　　要探究《志异》原稿是如何分卷编次的，首先应尽可能的厘清《志异》各版本分卷编次演化的基本情况，以便从中发现某些重要线索。
　　据原始文献记载，《志异》稿本分为八卷或十六卷。据考，早在康熙初年，作者已开始了《志异》的写作。至康熙十八年，作者写了《自志》，高珩写了《序》。康熙二十一年，唐梦赉也写了《序》，称相继得读《志异》二卷。此时《志异》的分卷，当是八卷的规模。否则篇数太少，不会这样郑重的去写《序》、《志》。康熙三十六年，朱缃在信中说，已抄完《志异》十五册；康熙四十一年，他又在信中说，已抄完《志异》十六册。可知，此时全部《志异》初稿分编为十六卷。此后，至晚到康熙四十六年前，作者对《志异》初稿做了修订整理，重新合并为八卷。这个定稿见于文献记载，今存半部四册，其第二册、第四册仍可明白看出是由两小册合成的，作者的一些最后修改也保存在此稿中。雍正年间，为了使《志异》及早面世，作者长孙蒲立德又重新整理抄录定稿，以副本上呈给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据其乾隆初年所写《跋》语，知其将手稿仍分为十六卷（可称“副稿”）。雍正八年，李时宪在郑方坤家所见，当即是或源于这种本子。从今存八卷本半部原稿看，除第一卷外，其他各卷未标明卷次，副稿也似未标明卷次。但这不等于说《志异》稿本根本没有卷次，只是蒲氏祖孙当时是怎样标志和认知的，今天已难于悬拟。从上可见，定稿八卷是合并初稿十六卷而成的，副稿十六卷是分割定稿八卷而成的，两稿卷次相对应，以至于全书的篇目、篇次应是基本相同的，只是蒲立德在整理时有避免“时忌”的考虑，可能删去了某些带有政治敏感性的篇目和词语。
　　下面，再说说一些重要抄本和刻本的情况。首先是康熙年间的一种抄本，这是直接据八卷原稿抄录的，今存四册又两小册，其中有两册与原稿重复，另两册及两小册可补原稿之不足。上文所说朱缃抄本，未见传世。康熙、雍正之际，朱缃的两个儿子（号殿春亭主人），又从蒲家借出原稿重抄一部，蒲立德还为此本写了《书后》，可见此本可信度很高，惜亦未见传世。但据此本转录的抄本却存世多部。（1）铸雪斋抄本，十二卷，书后有殿春亭主人《跋》；（2）在周村发现的抄本（通称“二十四卷本”），二十四卷；（3）书名改称《异史》的抄本，六卷。其中《异史》与原稿文字十分接近，铸雪斋本有删改，周村本略有增饰。三本具有共同的独特异文，如共同袭用了一些作者修改前的初稿文字。而最为学界注意的是，在铸雪斋本前有一个分为十二卷的总目，这个总目的分卷、篇次能够与今存稿本和康熙本各册的篇次互相对应。如稿本和康熙本共有的第一册与铸雪斋本第一卷至第二卷《猪婆龙》篇，篇目、篇次完全相同。又周村本的二十四卷实为铸雪斋本的十二卷一分为二而成，《异史》的六卷实为铸雪斋本的十二卷合二为一而成。只要做一些调整，三本互相对应的各卷以至于全书的篇目、篇次就会归于基本一致。据上可见，“三抄本”同出殿春亭本，对考索原稿的分卷编次具有重要意义。出自殿春亭本的，还有王金范所刻十八卷本《志异》等多种，因与本题关系不大，不再赘述。蒲立德所录副稿，未见传本，今知有刻本、抄本各一种出自此本。（1）乾隆三十一年赵起杲主持刊行之青柯亭本。此本书前有蒲立德《跋》，赵氏在《弁言》中称，其底本借自郑方坤家，经与他本校勘，知郑本“实原稿也”。乾隆三十二年，李时宪在其重刊青柯亭本《序》中说，“《聊斋》稿藏郑荔芗（方坤）年伯家”。可知其底本确为副稿或源自副稿。此本初选十二卷，续选四卷，共十六卷。卷次、篇次已经打乱，但其各卷所选篇目，仍与稿本时有某种对应关系。如第一卷共选十七篇，都在定稿本第一册内。（2）乾隆年间黄炎熙选抄本。此本与青柯亭本有大量共同异文，黄炎熙与郑方坤又是同乡，可知此本也据郑藏本。此本共选十二卷，缺第二、第十二两卷。每卷所选篇目往往与稿本半册篇目相对应，更能反映定稿与副稿间的分卷虽不同而篇目、篇次却基本一致的这种关系。又青、黄两本的共同异文，可能反映了副稿与定稿间的某些文字差异。
　　综上，可以看出，在《志异》的众多版本中，确实隐含着原稿分卷编次的一些信息和线索。对此，一些《志异》研究专家早已注意到了，但言人殊，莫宗一是，还须进一步思考。
　　（二）试对《聊斋志异》原稿的分卷编次重做推测
　　为了推测《志异》原稿的分卷编次的情况，必须先了解已有的见解和研究成果。1961年，张友鹤在其三会本《聊斋志异・后记》中说，原稿各篇的编排次序，显然基本上与铸本总目相同，铸本总目正是作者的原目，而十二卷也正是作者的原定卷数。张先生首先注意到铸本总目与原稿卷次、篇次是有密切关系的。1978年，章培恒在三会本《聊斋志异・新序》中说，《志异》原稿的卷次是按成书年代先后编排的，铸本总目保持了原稿各卷内的篇目、篇次，但打乱了原稿的卷次。章先生参照原稿等，将铸本总目由十二卷重新分割为八册，并考出每册中某些篇目的写成年代，即按此年代编排了全书卷次。这样，除第一册外，其它各册都调换了位置。姜东赋等《详注聊斋志异》就是按此说编纂的。1980年，袁世硕《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一文，赞同铸本总目基本上保持了原稿的篇目、篇次，但认为是否打乱了原稿卷次，还有待研究。1982年，任笃行《聊斋志异原稿编次初探》一文，认为铸本总目基本上保持了原稿的卷次和各卷内的篇次，篇次、卷次大体上是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的。任先生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就是依据这一认识辑校的。全书八卷，篇目、篇次基本与铸本总目保持一致。1984年，美国白亚仁《聊斋志异文本的演变》一文，赞成以铸本总目为基础将《志异》分成八卷，认为这八卷大体上就是按年代先后排列的，勿需像章先生那样前后调换。他还发现这种八卷本与青本相关各卷的篇目有一种对应关系，由此可探究十六卷本的分卷情况及各卷篇目。1992年，袁进《聊斋志异分卷与编次研究述评》一文，认为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找到解决《志异》分卷编次的资料，以上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也都有漏洞，能否成立，值得怀疑。他的意思大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还不够成熟，难度很大，还有待探索。
　　由于《志异》仍存半部原稿和康熙本，其篇目、篇次问题较易解决，各家意见容易接近；又因今见原稿和康熙本都已残损，缺乏分卷标志（不是完全没有），其卷次较难识别，对此各家意见不一。但是，须要明确的是，今天我们不知的，不等于当年的作者、作者之孙以及他们的友人（如殿春亭主人、张元之子等）也都糊涂，或他们之间一定没有必要的沟通。也就是说，不能认为铸本总目完全没有可能保持原稿的卷次。
　　下面，根据有关线索并参考各家意见，也将铸本总目先依次分为八册。第一册，从《考城隍》始至《猪婆龙》止，共六十三篇，这与原稿和康熙本的第一册同。第二册，从《某公》始至《鸲鹆》止，共四十八篇。此册含康熙本第二册和两小册中作品三十三篇，卷首《某公》篇亦在其中。第三册，从《刘海石》始至《秦生》止，共六十一篇，这与原稿第二册同。第四册，从《鸦头》始至《阎罗》止，共六十九篇，这与原稿第三册同，原稿卷首还残存有本册目录，康熙本第三册残缺首尾《鸦头》、《阎罗》两篇及《孝子》篇，余同。第五册，从《大人》始至《化男》止，共六十六篇，康熙本第四册残缺卷首《大人》、《向杲》两篇及卷末《夜明》、《夏雪》、《化男》三篇，卷首第三篇《董公子》残，余同。第六册，从《禽侠》始至《沅俗》止，共七十一篇，原稿及康熙本此册皆不存。第七册，从《云萝公主》始至《白秋练》止，共四十二篇。原稿第四册多出《牛同人》一篇，余同。第八册，从《王者》始至《一员官》止，共七十二篇。此册含康熙本第二册中作品二十六篇，其中包括首篇《王者》和末篇《一员官》。以上所分八册，少数篇目的归卷，与各家互有异同，不再详说。为了便于区别，称以上所分为“新编某册”。
　　现在据笔者所掌握的有限资料分析一下，看看上面所分八册的次第与原稿卷次是否有某种一致性，或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1）新编第一册和新编第八册比较容易辨认。新编第一册卷前有《序》、《志》，各本多同，而原稿和康熙本第一册卷首又有“一卷”字样，因此，此册可以暂定为原稿卷一。新编第八册卷后有《题》、《跋》，各本多同，又各本全书最后一篇多是《一员官》，因此，此册可以暂定为原稿卷八。以上，主要参照古今书籍《序》、《跋》的编排惯例。（2）新编第二册至少含有康熙本卷首标有“卷二”一册中的作品二十一篇，必有缘故，而且此册紧排在新编第一册后，因此，可暂定为原稿卷二。（3）据考，康熙二十七八年间，王士�曾读过《志异》的部分初稿，写下评语约三十条左右。今见新编第一册有二条，新编第二册有十五条，新编第三册有十一条。可见这三册都应是早期完成的作品。这样，从新编第一册、新编第二册排下来，就可以将这三册分别暂定为原稿卷一、原稿卷二、原稿卷三。以上，可以暂时算做已找出原稿卷一、卷二、卷三和卷八在铸本总目中的具体位置。（4）上面主要是从各册的外部特点考察的，下面试从作品写作年代方面做些推测。《聊斋自志》说，“闻则命笔，遂以成编。”《志异》的主要创作时间，长达三四十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作品必然是一篇一篇积累起来，然后分装成册的。固然有些作品未必按年代先后排列，但从《志异》的实际情况看，总体趋势是编年的。笔者称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编年，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分卷情况。上述章培恒、白亚仁等先生已采用这种方法做了研究，凡是他们已将年代考证清楚的作品，这里不再重复，只取其结论。如在前三册中，第三册《瓜异》有康熙二十六纪年，这是写作时间最晚的一篇（从原稿笔迹看，《秦生》乃从后册移入，还有《水灾》附则，皆不计入本册编年），再结合王士�评语看，这三册应写成于康熙二十八年以前。再看新编第八册，据考，康熙三十二年后，作者始与朱缃有交往，凡与朱缃有关的作品皆收入此册，《外国人》有康熙三十二年纪年，《�鸟》有康熙三十四年纪年。另《公孙夏》据历史人物生平，应是康熙三十八年以后的作品。可知此册中的作品大多写成于康熙三十二年之后。以上这四册就呈现出一种大体上的编年状态。（5）在另外四册中，新编第七册《何仙》写到康熙三十一年山东学道朱雯事，写成时间最晚。因此，可将此册暂定为原稿卷七。（5）在新编第六册中，有《沅俗》篇，据其涉及的史实，应写成于康熙二十七年之后。《查牙山洞》附则，似由正文联想而来同时写成的，有“康熙二十六七年间”语，非当时口气，应写成于此二年之后。又此册有王士�评语六条，而此册似非康熙二十七八年间他所能见，应是康熙四十年再阅时所写。可见此册写成时间也较晚，暂定为原稿卷六。（6）在新编第四册中，《狐梦》有康熙二十一年纪年，《上仙》、《绛妃》各有康熙二十二年纪年。《马介甫》结尾乃毕世持所写，而此人卒于康熙二十六年。则此册应写成于康熙二十六年后，又无康熙二十七八年间王士�所写评语，似应晚于前三册，可暂定此册为原稿卷四。（7）最后，新编第五册就应暂定为原稿卷五了。
　　通过以上初步考察，可以看出，新编各册的册次可能就是《志异》原稿的卷次。也就是说，铸本总目既没有打乱原稿的篇次，也没有打乱原稿的卷次。证据固然显得单薄，但存在这种可能性也是无法否认的。上文已说过，铸本是源自殿春亭本的，而殿春亭本是直接据作者定稿转录的。此事蒲立德也是认可的，否则他就不会很感慨地为此本写《书后》。或许有人会说，殿春亭主人在《跋》中称，抄录此书费时十个月，“中间雠校编次，晷穷膏继、挥汗握冰不少释”，经过这样一番折腾，难道还能不把原稿的篇次、卷次搞乱？其实，从“三抄本”的现状，就可看出他们的“雠校编次”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这就是，（1）把八卷目录依次排比起来，重新分作十二卷。（2）在初稿和定稿的改笔间选择较佳文字，如卷三《续黄粱》开头有“见其意气扬扬”句，因反复修改，不甚明白，青本选作“见其意气”，殿春亭本则六字全取。按有“扬扬”二字，文意通顺。（3）修正语误。如卷八《老龙船户》开头有“朱公徽荫总制粤东”语。按朱徽荫为殿春亭主人祖父，曾官广东巡抚；总制乃明代弘治年间总督之称，不指巡抚，殿春亭本因改“总制”为“巡抚”，是。（4）校对抄稿。定稿虽抄写的比较清楚，但仍有字迹不清、残损模糊、修改较多等问题，雇人抄写，又必然发生新的讹误。校对抄稿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如“三抄本”《王成》篇至今还有两处严重脱漏未改。但总的看《异史》和周村本（后者需去掉一些增饰语）与原稿非常接近，这就是他们的校对工作的历史性贡献。这些事已经够劳心费力的了，何待搞乱编次？总之，殿春亭主人的编校是谨慎认真的，这就增加了铸本总目的可信性。因此，由铸本总目推测出的原稿的分卷编次，至少是可以作为一种“假说”存在的。
　　（三）《聊斋志异》的创作似应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上面所介绍的情况看，《志异》的写作进度大致是：约康熙十年前后至康熙十八年，写完卷一；康熙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八年，写完卷二、卷三及卷四中的部分作品；康熙二十九年至康熙三十六年，写完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及卷八中的部分作品；康熙三十七年至康熙四十一年前，写完卷八后半部分。此后只有少量作品。从康熙二十九年至康熙三十六年，为时八年，共约完成四卷作品，显然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创作高峰期。这样，可以在康熙二十八年与二十九年之际，将《志异》的创作时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约二十余年，后期约十余年。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两个时期呢？蒲松龄一生所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件，即应试、写作、教书。顺治十五年，十九岁，他得到著名诗人、山东学道施闰章的赏识，考上了秀才。此后屡试不第。康熙二十九年，五十一岁，落榜后在刘夫人的劝告下，他决定不再参加乡试。孔子说，“吾五十而知天命”。这一决定虽然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却可以使他摆脱某些世事的羁绊，对他的身心实在具有某种“解放”的意义。然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这意味着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毕生追求，终成梦幻。作为一个淳儒，情何以堪。撰写《志异》，就成为他倾泄孤愤的主要出口了。《聊斋自志》正好是作者此时境况的一个写照（应对原文做过修改）。恰在此时，他执迷坚持创作的《志异》，又得到了文坛重镇王士�的赞赏，不但写了评语，还题了诗。之后，他的文才又得到山东布政使喻成龙的赏识，请他前去作客。再后，朱缃不断索借《志异》抄阅。这些，对他的小说创作无疑也是一种很大的鼓励。笔者认为，这些应是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创作高峰的主要原因。显然，在这一转折点上，蒲松龄的思想和关注是应会发生某些变化的。下面，就看看《志异》前后期作品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些区别。
　　对儒生的心灵和命运的关注，是《志异》的一个基本主题。卷一《叶生》就表现了才与命的激烈冲突，但那还是对“文章知己”的一种渴求。卷三《罗刹海市》描写了洁身自好的儒生与上层社会不能相容的情形，但还以为有“世外桃源”可寻。至卷六《褚生》、《司文郎》，卷七《三生》、《素秋》、《贾奉雉》等篇，则已逐渐陷入绝望了。可见，在卷四后半《饿鬼》、《考弊司》，卷六《司文郎》，卷七《何仙》、《三生》等篇中，对学官、考官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抨击，就不是偶然的了。特别是《贾奉雉》篇，相当完整地表现了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但在作者也只能到此为止。在以上作品中，是可以明显看出前后期的不同特点的。其次，儒生的恋爱、婚姻、家庭、生计等，也是作者津津乐道的题材。卷一《娇娜》、《青凤》、《婴宁》、《聂小倩》，卷四前半《狐梦》等篇，充满了迷人的青春梦幻的气息。与此同时，作者对青年男女互相爱悦、互相结合的思想感情基础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思考。在卷二《连城》，卷三《青梅》，卷七《乔女》、《瑞云》等篇中，浓墨重彩的描写了“知己”之爱，即思想感情完全合一的爱情。在思想高度上，这是对以往小说的一个重大突破。蒲松龄并不是禁欲主义者，但在《志异》中却出现了几篇“情”重于“欲”的作品。卷七《乔女》篇，写双方虽不是夫妇，但在男方死后，女方却承担起做妻子的责任；卷八《乐仲》篇，写乐仲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与《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类似，所不同的是他还厌弃夫妻生活，后来与天女下降的妓女做了三十年的假夫妻，游戏人间，同日升天。又《香玉》篇，写黄生以白牡丹花仙为爱妻，又以耐冬花仙为良友，他死后，便转生为红牡丹。其后，红牡丹因遭戕而死，二花也相随死去。这种表现“人以魂寄，花以鬼从”的至情故事，笔者称为“纯情因缘小说”。这种小说，在《志异》中还是破芽而出，到了乾嘉年间，有《红楼梦》问世，贾宝玉和林黛玉在天上本来也是人花因缘或木石因缘，偶一思凡，便在人间演了一出互为知己的纯情因缘奇剧，然后仍回到天上。就在同时，在《耳食录》、《蕉轩摭录》等文言小说集中，也出现了一大批同类作品。以上作品都不能排除受到《志异》影响这一因素。可见，《志异》中的爱情小说，晚期的似比早期的更为新颖深刻，更具影响力。再次，抨击政治黑暗，主张社会公平，强调“修身、齐家”而后“治国”的理念，是贯穿《志异》全书的一个重大主题。但在前二卷中，这一主题表现的似还不够鲜明。至卷三始出现《罗刹海市》、《促织》、《续黄粱》等著名作品。卷五有《小翠》、《梦狼》等。卷七有《席方平》等。卷八有《王者》、《公孙夏》、《一员官》等。其中，《梦狼》篇说，现今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猛于虎的官员也大有人在。《席方平》塑造了一个反暴英雄人物。《公孙夏》篇写有人冒充皇子卖官鬻爵。《一员官》是今见全书最后一篇，文中说，济南府共有七十二员官，够格者只有一人而已。作者给出的官员资格是“刚正爱民”，还说，“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无直道耳，何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这就是说，官场黑暗是人变坏了，而不是封建制度存在问题。这当然是作者的一种局限，或者不得不这样说。通观全书，抨击官场黑暗的作品，也似后期比前期要深刻大胆一些。
　　《志异》开卷，写了不少篇幅短小的“志怪小说”，“聊斋志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这就是多从心理现实（精神现象）出发来展开故事。卷一开篇《考城隍》写了一个梦境。接着，《咬鬼》、《捉狐》、《宅妖》等篇写的是梦魇。卷一第二篇《耳中人》及下面《贾儿》、《庙鬼》等写的是癔症，如《贾儿》篇的所谓狐魅，实际是“性饥渴”引发的妄想狂。卷二《汤公》、卷八《公孙夏》等写的是昏厥中的模糊意识。卷六《绩女》写的是老妇人面对青春少女所引起的“性感”，《王子安》写的是醉梦中的功名富贵。再回到卷一，《瞳人语》、《画壁》等写的是由邪念所引出的非审美幻象。作者在《画壁》中说，“幻由人生”。又说，“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若去掉中间“菩萨”一句，就大致符合今天的认识了。在篇幅漫长的“聊斋传奇”中，也多以心理现实作为故事情节的枢纽，如《梦狼》等写梦诸篇。卷七《恒娘》以审美心理变化贯穿全篇，《书痴》则以“痴傻”贯穿全篇。如此等等。《志异》的这种写法与以往从传统鬼神迷信观念出发写成的神怪小说有某种根本差异。前者是以耳目闻见为凭，具有再现性、仿真性；后者则是一种观念演绎，具有表现性、图解性。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前一写法不仅为作品内容增加了生活底蕴，而且为人物描写提供了更多的心理层面。对人的心理现实的关注，正是对人本身关注的一个方面。其次，以人物为小说创作的中心关照，是《志异》的艺术成就超前的主要奥秘。如卷二《商三官》，卷三《田七郎》、《姊妹易嫁》、《阳武侯》，卷四《大力将军》、《细侯》，卷五《胡四娘》、《细柳》、《金和尚》，卷六《崔猛》，卷七《乔女》、《仇大娘》，卷八《曾友于》等，都是追踪《史记》、《汉书》写成的“人物传记”名篇，所关注的都是具有主体性的人的现实命运，与鬼神关系不大。就是那些“鬼狐传”，也是按照人的“性情伦次”写成的。神怪幻想，只是一种艺术形式、艺术符号而已。如《婴宁》中的村女婴宁聪明伶俐、天真烂漫，不谙世事，这和她的天赋及生活环境有关，于是作者便想出鬼母、狐母来加以装点。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种相似性原则，并非真的相信鬼神在起作用。正因为作者始终把关照人物本身作为创作的焦点，对人有深刻的理解，因而各具性情的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在《志异》中便多如过江之鲫，有不少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就像《红楼梦》的读者分成拥薛派、拥林派那样，从而形成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空前的艺术奇观。从上可见，蒲松龄的艺术方法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但成熟较早，因而前后期没有明显的分界。
　　以上，是对由“分卷编次”引出的“创作分期”的一些考察。从这些考察中似也可看出，《志异》的分卷编次并不是一片混乱的。笔者学识有限，掌握的新资料也不多，所言必多谬误，特请上面提到的诸位专家批评指正。
　　
　　参考书目：
　　1、路大荒，《蒲松龄年谱》，齐鲁书社，1980。
　　2、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章培恒，《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
　　4、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
　　5、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编，《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齐鲁书社，1982。
　　6、辜美高、王枝忠主编，《国际聊斋论文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7、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8、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任笃行辑校，《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济南齐鲁书社，2000。
　　10、薛洪�、王海梅编著，稀见珍本明清传奇小说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王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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