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主西学.阔视远想.披沙见金:山河远阔
时间：2020-03-26 07:20: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严复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救国论者，对教育的文化功能有着特别的关注，这表现在：强调教育对文化的传播功能，批判以科举考试为旨归的传统教育，为西学的传播张目；突出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力倡“阔视远想，统新旧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使新故中外文化相得益彰；寄望教育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功能，着眼于中西文化汇通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
关键词：
严复；教育；文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K82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5－0039－05
众所周知，文化与教育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文化影响和制约着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也通过其强大的文化功能影响和制约着文化的走向。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对文化与教育的关注突出反映了这种相关性。严复诸多教育理念的提出都与其文化观密切相关，他在纵论中西文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倾心品味其中蕴含的教育理念，同样，我们在拜读其有关教育的宏论时，也可以深切感受到笼罩其上的文化观。本文拟从教育与文化的相关性，尤其是教育的文化功能这一视角来考察严复中西文化观之嬗变。这里所说的教育的文化功能主要指教育对文化的传播、选择以及传承与创新等。
一
严复早年对西学的弘扬是不遗余力的，如果从教育的文化功能来看，这时他显然更加看重教育对文化的传播功能。
文化的传播是文化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的扩散，是文化在空间上的流动。文化传播的实现首先要建立人们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其次要有效地形成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强烈愿望。为此，严复从批判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入手，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高扬西学救国的大旗，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和以科举考试为旨归的传统教育来为西学的传播张目。
首先，破除“彼我之见”，强调“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使国人从“华本夷末”的优越感中醒来。
儒家学者的“华夷”或“夷夏”主要是指文化和文明方面的概念，认为文化和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和地区应该成为世界的中心，而程度低的民族和地区应该向程度高的靠拢并向它学习。
孔子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孟子认为“夏”是正统，“夷”是非正统的，因而用中原的风俗来改变周围民族的风俗则是合理的，用周围民族的风俗来改变中原的风俗是不合理的，即“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华夏优于夷狄的观念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鸦片战争的炮声已经远去了半个世纪的1895年，即严复大讲西学以救亡的时候，它依然是国人学习西方的障碍：“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为此，严复正告国人“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洋“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我们要想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就必须大讲西学。
其次，宣扬进化史观，强调生存竞争，使国人走出以“平争”、“泯乱”为旨归的大一统思想的迷梦。
千百年来，中国人多为历史循环论者，“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对此，严复以西方进化史观进行矫正，强调西方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作为“学术政化之极则”才是正途。严复总结指出正是这种历史观的差异导致中国“宁以止足为教”，崇尚“平争”、“泯乱”的大一统，而西方强调生存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引擎。
严复确信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仅是一部进化史，更是一部争战不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史。他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据，强调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迨夫有以自存而克遗种也，必强忍魁桀，捷巧慧，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洎一切事势之最相宜者也”。而不适宜的民族随着风气的改变，则“越数百年，或千余年，消磨歇绝，至于靡有孑遗”。
然而，在中国同样影响至深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却旨在消除人类社会的竞争，认为“争者人道之大患”。对此，严复一语道出：“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强调该思想的本质就是平争，并指出，正是这一思想的影响使得秦以来的历朝历代所实行的各种措施，都不是从适应环境和有利于生存竞争出发，而是从“防弊”出发，为了平争泯乱。长此以往，最终导致了国家“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的局面，使近代中国在与外国的竞争中，走到了“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的危险境地。
在严复看来，既然天演进化是宇宙间的永恒真理，生存竞争是人类社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法则，那就应该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竞争、适应竞争、勇于竞争，而国人要想做到这一点，唯有讲西学，读达尔文、斯宾塞的著作。
再次，高扬西方学术的科学精神与实证方法。
在严复看来，西方国家的政治所以比较完善、合理，主要源于其大体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相比之下，“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所以，近代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像西方那样学习科学、尊重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对西学的推崇实质上是对科学、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的推崇，而对中学的批判，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指斥中学中与科学、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相背离的因素。
严复十分推崇西方尊重科学、强调实证的传统，晓谕国人西方“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的做法，才是获得科学认知的正途，而中国以陆王心学为代表的依凭主观来剪裁客观事物的学术风气必须摒弃。他抨击陆王之学“师心自用”，认为他们“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向壁虚造，顺非而泽，持之似有故，言之若成理。……惟其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我”。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固知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即富强而言，且在所后，法当先求何道可以救亡。”
严复认为西方之强盛功在学术，同时指出千百年来以科举考试为旨归的中国传统教育既不能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弘扬，更不能使国家摆脱目前危机四伏的境地，为此，他极力倡导西学，强调唯有西学才可以挽救中国于危亡。
二
随着西学的广泛传播，如何妥善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当时教育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还是“主于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即如何对中西文化进行选择和取舍的问题，这种选择涉及价值观和信仰，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也将极大地影响近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对此，严复以胸怀世界的气度和功在千秋的眼光力倡教 育者要“阔视远想，统新旧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使新故中外文化相得益彰。
1902年，严复在其著名的《与主人书》中对上述诸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从体用一原出发，指出中西学各有体用，对西学的学习要全面，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知识都要学习，同时，这又不是以西学来置换乃至取代中学的过程，它伴随着对中学的“别择”，是在去中学之旧染而存其善的基础上，新故兼通、吐故纳新、中西并举、融会贯通的过程。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严复针对小学中学的不同教育阶段提出，“学生未进中学之先，旧学功课，十当处九，即都不事，亦无不可”，主张改变“从前教育之法，减其记诵之功，益以讲解之业。期使年十六七以后，能搦管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严复强调，在录取中学生时要“文理既通，中学有根柢者，方为有造，而西文之能否，可以不论”，而进入中学后，“便当课以西学。且一切皆用课。课中洋文功课，居十之七，中文功课，居十之三”。这就明确地将西学作为小学阶段学习的重点，反对过去那种以读经为主的教育。这时，在严复看来，无论是开民智，还是求富强，都必须从西学入手，中国传统的教育解决不了开民智、求富强的问题。
严复在强调全面学习西学的同时，也突出珍视和保留中学精华之重要。诚如刘桂生先生所言，在严复看来，中国的政教虽然“少是而多非”，但毕竟还有一些“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儒学中有“不可易”的道理，也就是所谓“精意微言”在。不过要想真正弄通这些道理，了解这些“微言”，则恰恰又须在“既通西学”之后。为此，可以说，严复对中学之精粹的确信是坚不可摧的。1904年，针对当时流行的“西学必日以兴，而中学必日以废”的观点，他在《(英文汉诂)卮言》中，以必将获证于百年之后的自信指出：“果为国粹，固将长存。西学不兴，其为存也隐；西学大兴，其为存也章。盖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新之输入，有比例为消长者焉。不佞斯言，所以俟百世而不惑者也。百年以往，将有以我为知言者矣。”深刻理解并鼎力支持严复倡导西学的吴汝纶也存在这样的隐忧，严复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宽解吴汝纶，随着新学的引进中国的旧学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愈益昌明，同时，以超越“中西新旧”分别的狭隘局限，指出了科学的本质是正与真，无所谓“中西新旧”，他说：“夫公理者，人类之所同也。至于其时，所谓学者，但有邪正真妄之分耳，中西新旧之名，将皆无有，而吾又安所致其断断者哉!”
需要指出的是，严复所讲的中学与西学成比例消长，并非是指中学的全部内容都将随着西学的输入而日益昌明，因为，中学中还存在着许多在西学的照耀下才能发现的腐朽的东西，也就是中学的糟粕，这些是要随着西学的引进而被淘汰和更新的内容。严复所说的随西学的输入而日渐昌明的国粹，是中学中“其理诚精，其事诚信”的内容，即中学之精华，也只有这些内容，与西学中的科学知识一样，同属真理性的认识，具有真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是“不传于兹，或见于彼”的，其科学性必将随着西学的输入而为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和掌握，随着认识和掌握的人日益增多，这些国粹必将长存不废。
三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人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日重一日。辛亥革命以后，严复面对举国上下“以新为职志”的“新世”景象，深为忧惧，他以“陈人”自称，忧心忡忡地告诫国人要懂得尊重与珍惜传统文化，要能够运用“新眼光来看我国习见书”，懂得以四子五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最富矿藏”，能够运用“新式机器来发掘淘炼”，这里凸显了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功能，他深切寄望教育者能够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
“新眼光”与“新机器”的提法均见严复致熊纯如的信中。1916年6月6日函：“能用新眼光看吾国习见书，而深喻笃信之，庶几近道矣。”1917年4月26日函：“吾辈生于此日，所得用心，以期得理者，不过古书。而古人陈义，又往往不堪再用如此。虽然，其中有历古不变者焉，有因时利用者焉，使读书者自具法眼，披沙见金，则新陈递嬗之间，转足为原则公例之铁证，此《易》所谓‘见其会通，行其典礼’者也。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
严复所说的这“新眼光”如何运用，“新式机器”如何发掘，其实是可以从其对儒家道德的诠释中来体会的。
首先，以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为视角来发现儒家思想之价值。
严复在《思古谈》中援引英国文豪剌士经约翰“凡物为数百千年人类所宗仰赞叹者，必有至高之美”的话，强调“古人之作”历时悠久传承不断并非易事，因为对“古人之作”的理解总是始于少数人，再不断有人对少数人的解说进一步宣扬，“历时綦久，又经无数人之反激摇撼”，而后“真且是者弥坚确而光明，而遂为不易之定论”，可见，“古人有作，其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者，断非幸致”。严复强调这历久弥珍的“古人之作”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影响非常巨大，“国得之而荣，种得之而贵”，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在“于五印度之领土、狭斯裴尔之文字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要“弃前而取后”的原因。
严复用这种“新眼光”，发现了中国千百年来“质文递嬗，创制显庸，聚无数人之心力，勤苦为之礼乐文章”同样弥足珍贵，强调中国正是沐浴了“古人之遗泽”，才“有当前之地位”，因此“中国之国性民质，根源盛大，岂可厚诬”，国种之进步，“必以国性民质为之先”，而国人醉心的西方文明“什八九皆其物质文明”，则“非所重也”。他还进一步指出，假如中国“受成于先圣先王数千年之陶熔渐渍”而成就的国性民质真的不足称道的话，那么“虽有百华盛顿，千拿破仑，万亿卢梭以为之革命巨子，犹将无益于存亡之数”。
其次，运用西方事理这一“新式机器”来发掘中国圣人垂训的普世价值。
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中，严复援引西学阐释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不但没有愚民之意，还从道德、宗教、法律三方面揭示了真理。在文章的最后，道出了他援西学以证中学的良苦用心，那就是向世人表明，孔子的教化乃“圣言垂训，五洲大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他这样写道：“从来吾儒讲经旧法，皆以语必经见不背本师为归，今日伏蒙推定，谬登讲席，固欲证明圣谛间执{皮邪，顾乃杂引旁行�寄之书，以为吾说之助……顾私心为此，政以见圣言垂训，五洲大同。”
在《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中，严复用同样的手法，援引德、英、美、法、俄、日等国的立国精神在各自国家的生存发展、繁荣富强方面以及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所起的积极作用，来论述中国以忠孝节义为立国精神的重要意义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严复还对儒家精意进行了更 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发掘淘炼”，儒家的三纲五常就经过这种“发掘淘炼”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注入了新的生机。例如，严复把五伦中“君臣有义”的“君”抽象为“全国之代表”，而不再是指代具体之一家，并且进一步将这一思想塞进孔孟的微言大义中，认为孔孟当时就有此意，不仅如此，孔孟所一贯宣扬的“严乱贼、凛大泽诸法言”，也是意在置天下于常安，从这个意义讲，儒家经典不但不存在“宗旨与时不合”的问题，相反，在民国时期，“《六经》正所以扶立纪纲，协和亿兆”，能产生团聚人心、扶助国家日益走向稳定富强的积极影响。与此相应，在《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中，严复以同样的方法对“忠”的内涵进行了“发掘淘炼”，也使其赋予新的涵义，焕发出新的生机。以上严复所做的工作，诚如罗耀九先生所言：“是要推陈出新，使古为今用，决不是像腐儒一般要单纯的复古。”
如果从更新和超越儒家思想的角度看，这样的诠释无疑又是在更新和提升儒家思想，其以抽象的国家来置换君主的思想，使封建思想浓重的事君以忠的君臣观念得以升华为普通百姓与国家的关系，臣事君以忠的观念，就成了倡导百姓对于国家的忠爱之情。这样，这一思想就完全不再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维护者的角色，也不再从属于封建专制伦理思想的范畴。在这方面，严复与孙中山有相似之处。
总之，从教育的文化功能来看，早年严复从挽救民族危亡着眼而“力主西学”，其重心在文化的传播；而后为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而提出的“阔视远想”的思想主张，其重心在文化的选择；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强调，其用心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句话，严复不同时期文化观的变化体现了其对教育的文化功能不同方面关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
学界对严复前两个方面的工作都给予积极的肯定，唯独对严复晚年表现出的尊重传统文化的倾向褒贬不一。对此，笔者认为1911年2月28日，严复为《普通百科新大词典》所做的序文值得一读，其中提出了“古不能以徒存”观点，强调中国传承不绝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以能够历经“黄、老于汉，佛于魏、晋、梁、隋之间”的冲击而绵延不绝，就是因为“用吾古以翕收之以成吾大”，从而“变动而弥光明”。这里彰显的是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绵延、发扬光大的深沉思考。
责任编辑：子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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