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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海王弓缘林峰国语版 [壮游书海王云五]

    时间:2020-03-23 07:32: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人生斯世,好象一次壮游。”       50岁以下的中国人知道并了解王云五的人太少了,这是一种现实的文化缺失。王云五以追随孙中山始(总统府秘书)到跟随蒋介石终,其间担任过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行政副院长。他说这些职务都是“客串”而已。他真正的历史地位是20世纪中国第一出版家。王云五的另一个价值是他极有力地说明了自学不但可以成才,自学还可以成“家”,成大师,成泰斗,读书是一辈子的事,这是极富现实意义的。
       儿时记忆如刻。60多年前我见到的第一本工具书名叫《四角号码字典》,母亲告诉我说:“四角号码检字法是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发明的,他叫王云五。”从此我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1951年王云五从香港去了台湾,这个人的行踪也就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1980年出版的《辞海》中有“王熙凤”的条目,却不见“王云五”的踪影。在一次聚餐中大家闲聊,我说起了王云五,在座的4位中学语文教师竟然都不知道王云五是何许人。但是,要研究20世纪中国的文化史,特别是出版史,王云五这个名字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2009年新版的《辞海》中,王云五的名字又堂皇再现了。近年来,百余万字的《王云五文集》在中国大陆印行,还有《岫庐八十自述》、《我怎样读书》、《王云五传》、《王云五评传》等书已可通过网络购得。历史的发展无论多么曲折,到头来总是公道的。
       王云五是出生于上海的广东香山县人。“云五”出自宋代韩琦20岁中进士时“日下现五色祥云”的故事,岫庐是他的号。在《岫庐八十自述》的开篇中他说:“人生斯世,好象一次壮游。”见到“壮游”二字,令人的精神为之一振,眼神为之一亮,心情为之一爽。在王云五看来人生不是漫游,不是苦旅,不是如梦,不是虚耗,不是享乐,不是奢迷,不是挣扎,不是做戏,不是鬼混,而是壮游!壮游壮哉,这应该说是我们民族精神中英雄境界的体现。这位从14岁在上海一家五金店学徒起步,后来成为大出版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发明家、翻译家、著作家、社会活动家的传奇人物,到92岁终止了他的壮游人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全面地介绍王云五其人,远不是本人本文力所能及,笔者只能简说一下王云五与书的种种关系,如读书、写书、出版书。
       王云五的祖辈世世代代种田为生,其父是小商人。他幼年时多病、咯血,所以到了11岁才入塾读书。一年又三个月后,由于担心义和团造成的社会动荡可能波及到上海,他被送回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的老家。避乱后王云五又回到上海,他从14岁开始走入社会,白天在一家五金店当学徒工,夜晚到南京路附近一家酒庄的楼上学习英语,开始了他的学习型人生之路。王云五16岁转入上海守真书馆继续学英语。由于学习成绩极好,他在做学生的同时被指定为“教生”,就是边做学生边当“助教”。他17岁转入上海同文馆再进修英语,又同时兼任“教生”。此间,他开始翻译雨果的作品和“世界珍闻”,为上海的《南方日报》提供专栏稿(他还自学了法语和德语)。后来王云五总结说:“总计我以学生资格读英文的实际时日,有吴先生的夜校7个月,守真书馆8个月,同文书馆7个月,合计为22个月,此后我便不能有入学校读书的机会了。但是我的有形的学校生活终止于彼时,而无形的学校生活则继续不断。”(《我怎样读书》第36页)。
       王云五读过一年半私塾,最多可按18个月计,再加上22个月在校学英语,他的学历总计应为40个月。那时印制个人名片必须有“学历”一项,王云五因没有读过小学、中学、大学,更没有留洋的金字招牌,所以他的名片上只印有“识字”以示其文化程度。这是谦逊,也是无比的幽默,是面带微笑的钢铁自信。王云五以识字为起点、为武器、为阵地,向知识、向学术、向难题挑战、攻坚、问鼎,几乎攻无不克。他为自学不但可成才,而且可“自学成家”,成大师,成泰斗做出了极有力的证明。
       王云五正式参加工作是18岁,在上海中国新公学出任英文教员。当时这所学校只有两位英文教师,一位是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先生,另一位就是未及弱冠之年的王云五。他们的学生中有胡适之、杨杏佛等后来的文化名人。在王云五的一生中,他对读书的需求始终处在如饥似渴的状态。现在人们用“按揭”的方式购房、买车,而一百年前的王云五用按揭的方式购得35册英文版《大英百科全书》,每天阅读二至三个小时,用了三年的时光通读了这部巨著。王云五并不以此骄傲,他反而认为这样读书“博而不专”,当他得知美国的“万国函授学校”设有多种专科的时候,便选定了“土木工程全科”,报名纳费,用了两年的时间,通过国外函授的方式读完了这个专业的全部课程。王云五并不是想当土木工程师,这个通读过《二十四史》的年轻人,不但对人文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还要走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大门。这些,都是发生在清光绪年间的故事。
       王云五说:“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读书。”他还说:“一日24小时之中,睡眠饮食至多用10小时,工作时间至多也不过10个小时外,每日最低限度当有4小时可以读书。”他不赞同学校的寒暑假制,而认为取消寒暑假,可缩短修业年限。(《我怎样读书》第5、12-13页)。
       对于为什么要读书?读书的目的何在?王云五并没有唱高调,但做了深刻的解析。他说:“语言可将一个人思考之所得传诸他人,于是不仅集思广益,而且可以利用他人的思考为出发点,由此更进一步,无需人人从头做起,这便是语言对于人类进步的一大贡献。文字的发展成为传至远方与后世的书籍,书籍也就成了人类思考结果的库藏。读书者可以从此库藏中予取予求,任意与尽量满足其欲望。手执一卷可以上对邃古的哲人,远对绝域的学者,而仿佛亲聆其以言词吐露毕生思考的心得。这样的收获,真可谓便宜之至。”(《我怎样读书》第6页)简而言之,王云五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情地享受、应用和发展他人思考出来的精神产品。他认为不愿通过读书而“享用”精神产品的人“真是一件怪事!”所以他无数次地强调说:“做到老,学到老。”他说自己的一生只干两件事,就是读书和做工。他还多次说过,有空闲时间而不读书,就有可能染上恶习或去做不正当的事情,他一再告诫青少年尤其要警惕这种现象的发生。细细思之,成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读书入迷可以学以致用,也有利于预防腐败,此论不谬,且振聋启聩。
       穷年累月地读书,达到一定程度后就自然会产生自己也写作的欲望和冲动,这是知识的延续、发展、丰富和升华。胡适说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他的博学和创新精神,促成了独特的发明创造,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究。由于王云五终日自学,所以他特别重视字典、辞典的作用。汉字约有15400多个,怎样从字典、辞典中迅速地查找出自己需要的字或词,是无数人经常面对的问题。王云五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墨守成规,有创新的勇气和智慧,更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境界。他不但要为自己求得方便,更为无数人和后代着想。关于“四角号码检字法”的诞生,王云五回忆说:“我对于旧部首检字法,早不满意,思必改革之。但直接引起我研究兴趣者,便是林语堂先生。其时林先生任教于清华大学,年来辄从事于一种新检字法的研究。由于我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连接数日深谋远虑,觉得惟有以号码代替首部。我平素不畏难,既已发生浓厚兴趣,遂从此细心研究,朝斯夕斯,甚至梦寐求之。”(《岫庐八十自述》第十五章)经过4年的日夜研究,“四角号码检字法”于1928年获得成功,并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和广泛应用。目前的字典、词典检字虽有拼音法可用,但“四角号码检字法”并没有被淘汰,如《四角号码新词典》、《中国历代人名大词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多部大型工具书仍然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80多年来,这个发明一直保持着特有的生命力,这是社会颁发给王云五的文化勋章。几乎在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同时,因为东方图书馆的落成,作为馆长的王云五,用了两年的时间发明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此方法沿用至今。
       王云五著作等身,一生著述80余种。他在年过八旬后仍终日笔耕不辍,排炮般地连续出版了先秦、汉代、晋隋、唐代、宋元、明清、近代等7部《中国政治思想史》。这套学术著作印行后,他又立即撰著《中国教学思想史》。王云五以渊博的学识著书立说,还极认真地培育后学,他培养的学生众多,“13年间指导论文不计其数,硕士、博士出其门下者不下百人,被尊称为‘博士之父’。”(《我怎样读书》第172页。)而他自我评价说:“我的生活好像是一条牛,谁都知道牛食的是草,而靠着它的劳力结果,却产生了人们所食的米。就这一点看起来,恐怕我还不能充分适合牛的资格;不过我常常把它作为模范,借以自勉而已。”(《我怎样读书》首页)。
       晚年的王云五回顾说:“我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岫庐八十自述》第319页)他所说的“以出版为主”,指的是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200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印行的《王云五文集》,其全部内容来自“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商务印书馆始建于1897年,起初只是印制商业票据,20世纪初近代中小学出现后,由于教科书的大量需求,极大地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全国性大发展,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大型文化产业。1921年商务印书馆聘请胡适出任该馆编译所所长,而胡适则推荐王云五担任此职,于是他33岁开始步入了出版事业。1930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病逝,该馆的董事会聘请王云五出任总经理。王云五深知商务印书馆管理上的落后,所以他提出了先出国考察现代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要求,否则谢绝出任总经理。从1930年3月至同年9月,王云五到欧美和日本考察企业与商业管理经验,他成为中国出版业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第一人。1932年1月28日凌晨,日本侵略军突然轰炸上海闸北区,商务印书馆的全部工厂、货栈、仓库顿时化为一片焦土。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王云五以罕见的勇气、坚毅和智慧,苦斗了两年,使商务印书馆以全新的面貌再生。在20世纪30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全年的出版物,高达全国的50%左右。商务印书馆不是王云五创办的,但他对该馆有再造之功。
       有人把王云五对中国的文化贡献简化为“四百万”。其中的“四”是指“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百”是指百科全书式的学识;“万”是指“万有文库”的编纂与印行。《纽约时报》介绍王云五的时候说:“他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王云五希望中国的每个县,每个学校,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把古今中外各学科的名著和精粹都囊括其中,因此取名“万有文库”。这部巨型丛书的第一编于1929年出版,收入各种图书1010种,总计一亿一千五百万字。1934年《万有文库》的第二编出版,总计一亿九千万字。在抗日战争前,万有文库第一编发行了约八千部,第二编发行了约六千部(详见《岫庐八十自述》第十八章)关于王云五在出版事业上长达半个多世纪所取得的成就,这里所说的只能是挂一漏万了。
       1966年《东方杂志》在台湾复刊,为此王云五写了一篇“告各界书”,集中地表达了他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外文化的观念,其中有一段写得非常深刻而精彩,他说:“世界文化已形成,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付得起自绝于世界知识之门外的代价。中国的文化复兴,不止应向后回顾,亦应向前远瞻;不止应向内透视,亦应向外审度;返本开新固有必要,会通超胜尤所期望。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应将自信力寄于过去,更应将自信力寄于未来;不但应忠于中国之过去,更应忠于中国之未来,这是新中国必不可缺的新的文化取向。因此,我们认为积极地、深入地介绍西方的新思潮、新方法是基本而迫切的。中国文化唯有自觉地开诚地迎接西方的新知识,才能丰润她的生命而不致趋于枯萎;中国文化也唯有经过严格的客观的现代评鉴,才能突破她原有的制限与格局,而迈向一个历史的新境界。”(《王云五文集》下册第1026页)笔者认为四十多年前王云五说的这段话余味无穷,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相比较,王云五的见解,是一次质的飞跃。
      摘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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