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法国【1793-1896年法国大学断层分析】

　　摘要：法国作为欧洲大学发源地之一，其大学发展经历了中世纪之辉煌、近代之残缺以及现代之涅榘三个历史阶段。用阿什比教育生态学的观点剖析上述历史阶段发现：法国大学是遗传与环境双因素作用的结果；中世纪大学创造辉煌的原因在于能够不断调节自身以适应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近代大学产生断层则是由于不能够很好地适应法国大革命的巨变；现代大学的重新崛起因受到历史断层期的影响而举步维艰。历史再次证明，大学的变革应当采取渐进式，突变的方式最终会损害大学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法国；大学；断层；教育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1)06-0077-05
　　法国大学(Universit)的历史原点可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北部源流相互重合，即以12世纪末巴黎大学成立为标志。如此发端，奠定了巴黎大学作为早期中世纪大学成长典范的历史地位，并为后继大学的发轫提供了发展模式，因此，它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亦是实至名归。由此可见，法国大学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先发优势，但这种优势并未在当今法国大学地位中得以显现。究其原因，1793至1896年法国出现了大学发展过程中鲜见的断层，破坏了大学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内在逻辑架构，致使当今法国大学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学术地位与不凡影响力。为了深入分析这一断层产生之缘由及其影响，本文引入英国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的教育生态学作为理论视角，进而把法国大学比喻为生物有机体，将这一断层置于法国大学有机体演变的历史长河中，从生物进化角度对其进行剖析。
　　一、起源：中世纪大学之辉煌
　　阿什比在其1974年出版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曾开宗明义指出：“大学是继承西方文明的机构。它保存、传播和丰富知识；它的进化与动植物相似。因此，人们可以说任何一所特定大学的模式都是遗传与环境的结果。”这是阿什比教育生态学的核心观点，他将大学的产生与发展归结为遗传与环境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大学而言，遗传则指大学有机体内部结构的平稳传承，是维系大学有机体独特性与生长边界的重要屏障。环境则是大学有机体所处的具有相对变革性的外部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因素，它对大学有机体的进化起着需求导引作用。以这种强调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生态学观点来考察法国中世纪大学--巴黎大学之源起，我们能够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首先，从遗传角度讲，巴黎大学的最初萌芽生长于巴黎圣母院所开办的教堂学校之中。也就是说巴黎大学的产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继承原有教堂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所教堂学校主要教授西方“自由七艺”和神学知识，是继承、保持和传播西方文明的教育机构。这些知识的分类教学逐步演变成了巴黎大学的文、法、医、神四个学院(Facult)，这种体制被后世所继承并沿用至今。在巴黎大学中，文学院相当于大学预备性质教育，主要教授中世纪“自由七艺”等基础知识。学生只有通过文学院考试结业，获得毕业证书，才能升入法、医、神三院继续深造，其中神学院占据核心地位。据此，美国学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des Homer Haskins)在其著作《大学的兴起》中直接指出：从体制性意义上讲，巴黎大学是巴黎圣母院教堂学校的直接产物。
　　其次，外界环境的变化促使师生们成立巴黎大学以维护自身利益。随着教师与学生人数增多，这些外来人群与当地市民之间矛盾不断加剧。特别是有关房屋租赁问题成为学生与市民冲突的焦点。此外，学者们多样化的精神信仰也受到了巴黎主教的抑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摆脱巴黎主教控制，学者们效仿手工行会的形式组成自己的教师行会(universitasmagistrorum)。以师生行会为早期组织形式的巴黎大学为了能够在世俗与宗教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并有所作为，充分适应了外界各种环境因素所提出的需求。它为世俗社会培养律师、医生等专门人才，以巩固王权的世俗统治；为神学的布道培养牧师和神学家，得到了宗教势力的保护与庇佑。15世纪时universitas一词已被广泛用于表示大学，直至演变为现代英语中university一词。上述分析只是从生态进化角度探究了巴黎大学起源问题，要想真正了解中世纪巴黎大学的辉煌，必须知晓它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影响力。
　　巴黎大学的辉煌表现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从历史角度分析，巴黎大学是欧洲中世纪最早大学之一，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分守阿尔卑斯山两翼的学术中心。其所建立的学院模式如同大学有机体的骨架支撑后世大学组织结构；所教授的课程知识如同大学有机体的血肉哺育后世大学成长发育；所形成的大学理念如同大学有机体的精神指引后世大学行动方向。并且从管理主体角度探寻，巴黎大学与博洛尼亚大学的“学生型大学”管理主体相对立，属于“先生型大学”，这种由教师管理学校的体制一直传承至今。在巴黎大学对后世大学所产生的众多影响中，其留给后世大学的办学理念是最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剖析的历史要点。这种理念是教师与学生对大学的一种共同认识，“这种共识，如果它是足够强大，将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内在逻辑，并被新大学所继承”。在中世纪历史进程中，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大学在与教会势力和世俗权力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对于教会，大学利用世俗王权授予的地方特权与之抗衡；另一方面对于世俗，大学又得到教会赋予的神圣地位而免于干涉。这种弥足珍贵的体现大学有机体内在逻辑的大学理念经久不衰，英国学者阿兰・科班(Alan B.Cobban)也曾说过：“学术自由理念的形成以及为了它的发展所付出的努力，也许是中世纪大学史上最宝贵的特征之一。”可见这种大学理念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之大得到了学者们一致认可。
　　从共时陛角度考察，巴黎大学对于英国第一所大学--牛津大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母本性”影响。世纪初，巴黎就已经成为欧洲基督文化的重要精神圣地，而坐落于此地的巴黎大学则被誉为精神圣地上的璀璨明珠。各国青年学子纷至沓来吸取知识养料，这其中也包括横渡英吉利海峡来自英国的学生。在1167年，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发生矛盾，英王召回了在巴黎求学的英国学生与学者。这样，一些对法国巴黎大学有所了解的人士开始效仿巴黎大学模式试图建立英国本土大学。恰如阿什比所言：“当一种基因进入新的环境时它的表现形式可能会发生改变。”，当英国大学继承巴黎大学的基因时，也不断地根据英国原有历史文化特点进行了相应改进。美国学者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对此指出：“脱胎于巴黎大学的牛津与剑桥，以它们特有的方式发展着，它们特别强调住宿学舍从而代替独立的学院作为主要单位。”英国牛津大学所建立的学舍(college)来自巴黎而又具有英国特色，在大学组织结构中学舍是师生开展教学与 生活的场所，大学则转变为一个名义上的概念，只负责组织学位授予与颁发。这充分体现了外界环境差异导致了英法两国大学组织侧重点的不同，是阿什比教育生态学核心观点的又一例证。对于巴黎大学中世纪的辉煌，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做过这样的总结：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一个教育机构所产生的影响能够与巴黎大学相比拟。它不仅招收了大量学生，而且还吸引了几乎所有构成1100-1400年哲学发展史的天才人物。
　　二、断层：近代大学之残缺
　　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法国大学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遭受历史性重创。1791年，巴黎大学所属的学院和学校全部被国民公会和督政府关闭。1793年9月5日通过的《公共教育组织法》规定，关闭和取消现存22所传统大学。直到1896年7月10日，《国立大学组织法》的颁布标志着真正的大学在法国获得重生。
　　(一)大学断层产生的缘由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探讨法国近代社会无法回避的历史事件，其所产生的影响直接关系到法国近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新生政权为维护政体稳定与发展，必须及时驱除原有传统教育中封建等级因素，建立符合新生政权的教育体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动用国家行政权力改造旧教育成为首选方式。当时政府认为大学是维护封建贵族习气的场所，与新兴资产阶级追求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理念背道而驰，必须予以消灭。好战的雅各宾派曾在1793年12月说过：“自由国家不需要具有等级性的投机学者，因为他们的思想不断地经由小路在梦幻与虚构的土地上游荡。”法国22所传统大学在外界政治权力打压下最终被强行关闭。可见，政治因素是导致法国大学断层的外部直接原因。
　　正如阿什比所言：“大学正经历着进化过程中系统所处的一种经典两难处境：它们必须改变自身以取得成功，否则将遭到社会的抛弃；它们必须保持自身的完整性，否则将丧失对社会的责任。”传统法国大学由于保持了巨大历史文化惯性，在难以抉择的两难处境中最终走向了后者，致使其在适应社会变革方面略显迟缓，无法紧跟激烈澎湃的法国大革命前进步伐。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大学这种历史惯性或者说是旨在维护大学自身存在的逻辑体系，就已经表现出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科技不和谐的音符。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对当时巴黎大学的学者评价道：“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大脑更迂腐，没有什么比他们的语言更粗野，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兴趣更乏味，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知识更引人争议，没有什么比他们的行为更粗鲁，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生活更伪善，没有什么比他们的演讲更恶毒，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心灵更黑暗。”此时，大学被严重禁锢于“象牙塔”之中，缺乏与外界的互动，忽视了大学边界之外环境变化的影响。正是这种维护自身稳定的固有历史惯性或是惰性阻碍了大学与外界新环境平衡状态的达成。事实上，它使大学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随时有被外力改变的可能，这是法国大学断层的内部根本原因。
　　(二)中央集权的帝国大学
　　如果一种教育机构不能适应社会需求而得以延续，那么社会必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教育机构取而代之。这体现了阿什比教育生态学的内涵，即我们耳熟能详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大学在法国消失后，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必将产生来代替大学本应具有的职责与功能。这其中包括帝国大学制管理下的专业学院(Facult6)以及以工程技术教育为主的大学校(Grandes coles)。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Napol60nBonaparte)取得政权后，对法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教育方面最显著的革新来自于他所建立的帝国大学体制。1806年颁布的《大学组织令》将全国划分为29个学区，每个学区分别设立不同层次的学校，在高等教育方面主要根据专业划分设立学院，如文、理、法、医、神等学院。学院之间没有横向联系，彼此独立，也不隶属于更高层次的综合性大学。其中文、理学院地位较低，缺乏必要的师资配备，一般不从事教学活动，只是组织各类考试，颁发证书。而法、医、神学院则是相对而言较高级的专门学院，拥有较好的教育资源。这一特点与中世纪巴黎大学四学院制的分工层次极为类似，这充分说明了帝国大学制统治下的学院与大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正如法律条文中所规定的那样，学院之间是彼此独立的。这种独立切断了原有大学各门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逻辑。由于有机体内组织结构被人为地破坏，其整体功能的发挥受到影响。然而，这还只是表面层次的割裂。帝国大学制是中央集权的典型象征，在这一体制下中世纪大学所引以为豪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荡然无存。这种在理念层面上的断裂加深了大学断层在法国大学发展史中的破坏力，使法国大学从传统理念向现代理念的转变举步维艰。对于组成帝国大学制的专业学院，阿什比有过这样的表述：“在法国，外省的大学受到拿破仑的镇压，取而代之以一种笨拙的中央集权机器--此时‘大学’成为教育系统整体的同义词--作为庞大的教育服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直至1891年才进行重组。它们没能继承源自古代以及世界各地称之为大学的机构所需要的东西；新的思想洪流涌向了大学校。”㈣
　　(三)走精英路线的大学校
　　大学校是法国所独有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20年代，如1720年成立的炮兵学校(Ecole d’artillerie)、18世纪中期相继创办的桥梁公路学校(Ecole des Ponts et Chaussees，1747)、巴黎矿业学校(Ecole des Mines de Pairs，1783)。这些大学校主要培养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应用技术型人才。1789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原有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对这种技术型人才的需求量显著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校走上了法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从作为大学的补充一跃成为法国精英教育的主体。例如，1794年建立、1810年复办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e Sup6fieure)主要培养国家的教师和智力精英，在其建校的200多年里共培养了12位诺贝尔奖得主和8位素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得主。然而，大学校入学门槛极为苛刻，只有高中毕业后再经过两年预科学习才能以考试的方式进入大学校。所以，一旦通过了入学考试，人生将就此发生改变。
　　虽然大学校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弊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显现。过分注重技术训练而忽视科学研究的发展逻辑导致了法国科学地位的降格，使其在与德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进入20世纪50年代，教育民主化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大学校的招生和培养机制与教育民主化格格不人。这是因为，大学校所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社会上层家庭，他们从其家庭中继承了优于普通家庭子女的文化资 本，而这种文化资本正是大学校所倡导的。这样，在以考试为公平尺度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出身的不平等以及文化资本积累质与量的不平等。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于，通过大学校这种培养体制使得统治阶级子女回归原有阶级，继承这种统治性。这样大学校在非常隐蔽的情况下实现了特权阶级的再生产，从而使这种阶级复制合法化。对于法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这种突变阿什比曾经指出：“组织机构对社会的适应性，如同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只能在一个时间段内前进一小步，从已经具有的功能到稍微高级的功能。拿破仑是唯一一个将原有高等教育系统摧毁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系统的人，然而他的改革并未取得显著成功。”罔。
　　三、重构：现代大学之涅桨
　　当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改变了原有社会历史发展轨迹时，大学因无法适应社会演进而遭到唾弃，产生了大学进化过程中的断层现象；当社会发展遇到巨大挑战急需人才动力支持时，大学又被有识之士呼之欲出。这种关于大学兴废存留截然相反的历史事实表明了外界环境对大学需求导向所起的巨大引力。在法国历史上，普法战争的失利给法国人以深刻反思。在法国精英阶层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普鲁士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它那闻名遐迩的大学所具有的优越性。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格言：是柏林大学报上耶拿失利之仇。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原有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端在19世纪末表现得异常明显。于是，重新构建现代大学的呼声由个人层面提升至国家议事日程。1896年7月10日，政府颁布《国立大学组织法》，将此次改革推向高潮。该法案是对拿破仑时期建立的单一帝国大学的否定，它将原有学院进行重组以建立新的综合性大学，并赋予大学一定自治权。这样一来，时隔一百多年后，大学之“实”重新在法国出现，标志着法国现代大学的萌发。然而，法国大学并没有恢复到中世纪时所拥有的学术地位，而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成为法国高等教育由精英走向大众的主力军。法国大学的重生面临着重重困难。为了理解困难产生的原因，有必要对大学断层产生的影响做进一步分析与探究，并以此为出发点探寻法国大学未来发展之路。归纳而言，大学断层产生了以下三点影响，制约了法国大学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首先，法国大学在1793至1896年属于空白期，而此时正是以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初创时期。法国大学没能吸收与继承现代大学之理念，所以当今法国大学从其萌发的那天起就缺少现代大学成长的内在逻辑，这是造成其成长发育不健全或者说不够强大的首推原因。以柏林大学建立为起点的现代大学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大力弘扬学术自由原则，并且在历史上首次将哲学研究由基础性学科或预备性学科提升为中心学科，哲学院成为统领大学的最高知识殿堂㈣。这些大学理念是柏林大学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得到了世界学人的一致认可。美国是这一理念的最大获益者。在19世纪中后期，大量美国留学生前往德国深造，他们学成归国后纷纷将德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引入本国的大学发展之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成立于187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它是美国开展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一座里程碑，被称为巴尔的摩的哥廷根大学。在随后的哈佛、耶鲁等老牌名校改革中也纷纷借鉴了德国大学的发展路径，从而巩固了美国大学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可见，法国现代大学这种先天不足并非无法补救，而是需要通过适当移植、借鉴与吸收别国大学优良的“基因”加以完善。
　　其次，法国大学失去了或者说被削弱了原有的自治权。虽然现代法国大学管理体制废除了拿破仑所建立的帝国大学制，但是那种中央集权统治思想与国家机器仍然存在，只是名称上有所更迭。中央集权统治下的法国大学失去了大学本该拥有的学术生机，变成了一池由国家控制的死水。从财政拨款到教师聘任甚至是某些课程的设置都能看到政府的身影。这一做法极大地挫伤了教师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压抑了学生的创造精神，学生沦为了考试机器。随着法国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学生就业形势变得异常艰巨，加之处于高位运行的大学淘汰率，这种巨大学习压力与社会就业现实的差距最终酿成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这种社会的动荡犹如一颗石子投入了如死水般的法国大学，打破了大学有机体与社会环境的平衡状态，为法国大学的变革提供了历史性契机。这次危机之后，法国政府开始向大学放权，揭开了法国新时期大学改革的序幕。
　　再次，受到传统法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影响，国家更重视大学校的发展，而对于承担大众化教育的大学则相对轻视。这是因为，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国，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主要由众多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与技术专家组成。这些行政人员和技术专家大多来自大学校，当这些取得领导权的大学校毕业生制定未来教育发展政策时，必然首先考虑大学校的发展问题。在法国，大学沦为满足大众需求的部门、高等教育系统的减震器，没有受到在其他国家所能找到的低选择性非大学部门的保护。大学是一个只要获得中学毕业证就可以入学的机构，不像大学校要经过激烈的竞争考试。单从这种招生制度中，便可看出大学在法国的受重视程度如何。
　　四、结语
　　社会组织机构，就像动物一样，不是在预见环境中的变化发生之前而改变自身，而只能对早已经出现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在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革时期，我们应正视大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缺点与不足，理解大学自身内在逻辑所产生的滞后性，积极帮助大学通过渐进式变革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应采取过激行为来彻底否定大学固有的内在生长体系。当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法国大学发展无法适应大革命变革时，应采取逐步改革而非全盘否定的方式。历史再次证明，突变式的变革是有害于大学自身发展的，不利于大学传承人类文明使命的完成。
　　致谢
　　本文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得力于导师胡钦晓教授的指点，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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