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换个活法|换个活法 演员表
时间：2020-02-17 07:36: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下海”――这个出处可以上溯到元朝诗歌的词语,此前是一个少有人知的行业俚语。而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它开始密集地使用,1993年曾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里出现了26次。与之相对,“单位”“分配”“顶替”“铁饭碗”……由常用语渐变为历史名词
深圳珠宝商人庄儒平忙着布置次日即将开张的卖场,期间抽空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聊起了自己的下海经历。
这是一段从中学教师到亿万富翁的传奇。不安于现状、敏锐、果断、雄心勃勃、追求稳健而又富于冒险精神,庄儒平看起来与那些露宿荔枝公园的闯深圳的后辈没什么不同。或许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他对于那场大潮欲来的先知先觉。“我应该是最早下海的那一拨人。” 1979年就办理停薪留职、从汕头小镇跳出来的庄儒平说。尽管他回忆,自己听说“下海”这个词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末。
“下海人回蕃货贱,巡盐军集哨船多。”在元朝诗人张之翰的诗歌《再到上海》中,“下海”意味着出海。1997年4月第一版的《汉语大辞典》这样解释这个词:1.出海;2.戏曲界称非职业演员(票友)转为职业演员;3.充当娼妓。而2003年7月第一版的《辞海》对其的解释多了一个:比喻干部等非从商人员改行经商(进商海)。
海对面的致命诱惑
深圳,蛇口。从后海到前海的赤湾,海岸线绵延近8公里。在成为内地的下海者淘金的目的地以前,这里曾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下海”潮的始发站。蛇口当地的渔民,以及来自广东腹地、福建的偷渡者,从这里离岸下水,游向最近6公里远的对岸――香港。
1979年从上海借调到蛇口的王今贵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来到蛇口时,当地的村子地没人种,全是茅草――因为壮劳力几乎都“逃港”了。而组织部门对借调来的干部特别强调政治素质和生活作风,因为怕干部也逃港。
后来担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的王今贵,那时与开发蛇口的同事住在农民的房子里。早晨,海岸上全是逃港的人留下的衣服、鞋子、自行车――他们大都来自外地,白天藏在山里躲过边防哨兵的巡逻,到了晚上偷渡过去。其中的一部分能成功抵达对岸,另一部分人中途体力耗尽或迷失方向而死在海上,尸体漂到宿舍前面来,掩埋这些尸体是王今贵等人不得不干的工作之一。
“也有游了半天又游回来的,以为到香港了,半夜来敲我们的门借电话打,我们说,搞错了。”短短6公里,分隔的是两个世界。“在生产队劳动,一天不过几分钱;去香港打工,一天最高能挣到一两百港币。”王今贵说。
比王今贵稍晚了一班车的年轻人武克钢,于1979年底从北京被借调到蛇口。他是交通部科学研究院的工程师,1980年曾获得“全国青年优秀科学家”称号,交通部唯一的一个。
武克钢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常与他的外公、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讨论价值规律、利润等话题。来蛇口后,他因为在电视里看到邓丽君和港姐选美而兴奋不已。这里开放的气场很对他的胃口。以至1982年上海某报登文《租界的来历》影射蛇口工业区,很多蛇口的干部又回到交通部,他扛着没走,因此在1985年升任蛇口工业区副区长。
同在海边,1979年的汕头则一如既往的平静。19岁的中学数学老师庄儒平做了一个很“新潮”的决定――把自己的课分给另外三个老师上,工资仍以自己的名义发,让代课者平分。他自己则拿着300元钱,带着从村里日用制品厂批发的一些诸如皮带、塑料梳子、蚊帐、铝汤匙之类的小商品来到广州,买了一份中国地图,研究半天,决定去离家近一点的湖南转卖。“湖南离家近,万一钱和介绍信被偷了,回去也方便”。后来,他从倒卖木材生意中赚到了第一桶金,而这也为其日后游向深海积累了经验。
把档案丢进“垃圾堆”
被武克钢抛在身后的北京,此时正为解决待业青年的问题头疼。大批知青的回城,加上新增的适龄劳动力无处就业,让躁动和不安在这个群体中弥漫,并以自杀或犯罪的极端方式释放。1979年1～5月,北京市待业者自杀人数占全市自杀总人数的18%,待业人员在全国各地围堵政府机关的消息让中南海十分重视。
严峻的形式,逼得远离海岸线的首都也出现了一朵浪花。在工商部门向私人放开了一些生活服务性行业的准入后,1980年,北京的翠花胡同里,“中国个体第一家”――悦宾饭馆的老板刘桂仙想开家饭馆,以此解决两个孩子的就业问题。她对东城区工商局提出了开店申请。时任该局副局长的靳云平曾对记者回忆,他们曾为此犹豫,因为按照政策,当时只对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内部研究了半天,最终决定批准。
事实上,“陆地”与“海”之间的最大障碍,是职工在人事关系上对于单位的依附。这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对于调控生产的制度保证。北京市白纸坊街道一位老街道干部回忆说,用人单位要招工,必须经过政府劳动部门来招收;无业人员想找工作,也要先到政府劳动部门去登记,再由其安置分配工作。等待被安排工作的待业青年一旦有了工作,关系就转到用人单位,劳动部门会将其从待业登记名单中撤销。
在如此严密的人事制度下,人才流动的部门隔阂,是曾一度困扰蛇口工业区的问题。王今贵说,蛇口在“五通一平”的基建阶段是在交通部内部借调,这还比较好办,找部里打个招呼就行。但当工业区缺乏行政和企业管理人才,需要从其他单位调人时,时任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管委会负责人的袁庚不得不带着蛇口的人事干部去北京的各大单位、高校挖人,然后用尽各种方法与所在单位反复沟通。这种单位之间的横向调动的麻烦在于,难以协调部门利益,“业务尖子人家不肯放”,打破“干部私有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作为全国率先打破档案制的特区,时任蛇口工业区副区长武克钢认为,蛇口的突破完全是现实倒逼的结果。蛇口工业区是最早对外资开放的地方,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多的合资企业,“外商需要干部”,而对于合资企业,显然不能以计划经济那一套分配和调动的办法来补充人。蛇口工业区于是在1984年左右掀起了一股鼓励干部去外企工作的热潮,这是蛇口出现的第一拨“下海潮”――虽然当时他们并不这么叫。武克钢那时拿双份工资,也不过112块钱,而去外企的话,一个月发几千块。这样,不仅是工业区干部,就连中学老师都争相下海去外企。
问题在于,蛇口本来就缺干部,经历过这一拨下海潮后,人员方面更是捉襟见肘。于是蛇口工业区的创建者袁庚决定冒险,在蛇口实行双向选择、自由招聘,无论是来开发区还是企业,都不需要档案,自己填个材料就行。而在此前长达30多年里,档案是中国职工最为熟悉而又陌生的物件。它静静地躺在人事部门的抽屉里,跟随人的一生,却永远不可能被主人看到,只有在工作调动时才通过内部机要送到接收单位。
“引起了现代企业,必然要带来人事制度的变革,”武克钢感叹,“三年困难时期,连讨饭都要带介绍信的,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当地拒绝开介绍信而饿死人的事”。由此,他把下海背后的择业自由称为“对人的解放”。
“我们都下海吧”
1984年1月26日上午,王今贵和同事们坐在蛇口的招商局办公楼7楼会议室,等待着他此前并不知道身份的中央首长视察。在袁庚的陪同下,邓小平走了进来。听完工作人员在沙盘模型上作的介绍,王今贵加入了陪同人群,陪邓小平去参观中外合资的铝厂、油漆厂和集装箱厂。
“他只是在听,不时地点头,没发表任何意见。”王今贵回忆,但邓小平当天的“轻松感”显而易见。一个细节是,平时很少喝酒的邓小平在午饭时喝了三小盅茅台。而到了午间休息的时候,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房间并没有倦意,而是让王今贵陪他到下榻的“海上世界”邮轮的后甲板转了一圈。
这一年,22岁的庄儒平凭着下海赚到的10多万元钱,已经在家乡汕头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生产服装、松紧带之类。这是他下海以来赚钱最多的一个时期,却感到无所适从。虽然是与深圳同时开放的特区,当地的经营环境却无法与之相比,“官员榨你,穷人也告你”。
受到邓小平南巡的鼓励,私营企业的种子在这一年集中被播下。财经作家吴晓波把1984年称为“公司元年”,因为这一年,王石、张瑞敏、柳传志、李经纬、史玉柱、段永平、赵新先、李东生等企业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自己日后的角色。在《激荡三十年》里,他把一句民间词汇“我们都下海吧”,作为这一章节的引语。
而这个词语出现在《人民日报》里要等到次年6月27日,在第二版的评论文章《谈“下海”》里,作者鼓励国营商店“在商品经济的大海里‘游泳’”。这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中国官方媒体上检索到的对于“下海”的最早表述。
这波下海潮解放的不只是企业家,还包括内地工厂里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1986年,湖北襄樊一座大山里的三线工厂,24岁的宣传干事陈西峰刚刚从北京的中央工艺美院进修两年回到厂里。
这个从小就对美术有着兴趣的年轻人感到空虚,在北京的日子,他平均每天要画三幅作品,连周末时间也用来泡美术馆和在老师家练习。但回到厂里,他的才华只能用来办黑板报和出工会的宣传海报。他只能把自己的青春挥霍在与同事骑着“二八”自行车,勇闯神农架原始森林这样的探险游戏上。
这个不安于现状的青年人决定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陈西峰对于深圳的向往是从视觉开始的。一位供职于《深圳青年报》的同学会不时给他寄样刊,他惊讶于报纸上百无禁忌的话题和新颖的版式。于是,他请了“探亲假”,把自己的作品都拍成照片,坐火车来到深圳。在他的记忆里,1986年的深圳是个崭新的世界,公共汽车空荡荡的,没什么人,街上能看见的人全是20多岁的,30岁以上的都很少。“这才是我要待的地方。”他这么想。
半个月后,陈拿着自己的作品照片,直接找到香港翡翠台在深圳的分公司的港方经理,找到了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做动画片的背景带片。之后,他给原单位写了一封辞职信。开头的称呼“先生”,把单位领导吓了一跳,他们把这封玩世不恭的辞职信用厂里的大喇叭念了一遍,还商量着让保卫科的人到深圳来把他抓回来。
坐在自己的摆放着各种艺术品和《哈佛商业评论》的风动画工作室里,陈西峰说,自己后来才知道那段日子父亲在厂里承受的压力,“被人家指着鼻子骂”。
陈西峰到深圳的这一年,他逃离的国营企业终于发生了人事制度的变化。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
根据这些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招用工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等制度。有评论说,“这基本标志着国营(当时还不是国有)企业‘铁饭碗’的结束。”
1987年是汕头的工厂老板庄儒平赚钱最多的一年,但他却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出口加工工厂遍地开花,已经有恶性竞争的趋势。于是,他把老家的工厂交给了哥哥打理,自己带着10万块钱来到深圳――这个地方的波澜壮阔让他向往已久。为了回报深圳国旅珠宝金行的一位领导,“讲义气”的他进入了这家国营单位,试图帮助这位做行政出身的领导将企业领上轨道。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利用自己的经营才能为这个国营单位带来了营业额的连年增长,后者回馈他一纸深圳户口,以及大把的珠宝业人脉资源。
同样在这一年,蛇口的青年干部武克钢被公派到美国留学。出发前,他回了一趟北京,特意跑到著名的个体户老舍茶馆喝了一碗大碗茶。在他的印象里,这个时候的北京人下海的渠道有限,仅限于开出租车和街边的卤鸡蛋。“下海”还不是北京的朋友跟他侃大山时的口头语。
全民热词频频现身《人民日报》
1988年,“下海”在《人民日报》上,一年也就出现了一两次。《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再三回忆,不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听说过“下海”的说法。他对这个词有印象是在1992年。
这一年1月,在美国待了5年、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武克钢回国探亲。他在深圳第二次见到了来视察的邓小平。在深圳迎宾楼,邓小平在干部会议上讲的“谁不改革谁下台”让他记忆深刻。邓小平的语气让他确信,中国要继90年代初的保守思想回潮后,重回改革轨道。
1992年是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写进了中共十四大报告,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争论被搁置――中国跳进了大海。
此时,无论在民间话语还是官方媒体,“下海”都成为了真正的全民热词。1992年,它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里出现了7次,《经济日报》是18次。第二年分别增加到26次和49次。在被《人民日报》报道过的下海官员中,北京市旅游局前局长薄熙成是最著名的一个。而根据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该省在1992年前后约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
这一年,武克钢把在美国开餐馆、炒股票、基金赚的钱带回国内,辞掉了蛇口工业区的职务,开始了自己的下海之旅。他的心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抱负,希望中国从无所不在的官本位文化走向工商文明,在这样一个文明中,人们都依赖规则行事,而不是潜规则。他在深圳、海南、香港、武汉、大连等地转了一圈,足迹所过之处都留下了企业。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1997年在云南创办的云南红酒业。
12年后的今天,他正为“云南红”的上市而奔忙。但这并不妨碍这位有着官员履历的知识分子关注阿富汗大选和日本首相选举。在采访过程中,他差不多花了1/3的时间与记者探讨“普世价值”的话题。
而在1992年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庄儒平从国营深圳国旅珠宝金行抽身出来,再次下海。原因是,他已经无法与国营企业的经营逻辑相洽合,即使这个企业在深圳。“这个企业的业务,大部分是我一个人在做。但在国营企业,你干的再多都不是自己的,我每年都只敢比上年多完成30%的任务,因为下一年的任务量以前一年为基础”。
一些同事也开始打小报告,庄儒平在深圳有私家车、大哥大和六七家店铺――虽然他已经尽量在上班期间把大哥大藏到包里,“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些都是我进入企业以前就有的。”庄解释说。
但庄儒平并没有真正离开这家企业,而是在退出后成立公司,以挂靠的方式继续与其合作。直到政策允许后,逐步收购其股权。回顾自己的从商历程,他会感叹,真正受惠于下海的其实是那些“有办法、有门路、有基础”的人。
陈西峰也有类似的感触。1995年,已经供职于日本最大的动画企业朝日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他,月薪已经能拿到15000元。这一年他去日本参观,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动画导演宫崎骏,他向对方谈起自己的困惑:在中国,漫画没人关注,政府也不太重视文化产业。宫崎骏则用自己的作品《风之谷》4年无人投资的例子给他鼓励。
“中国的情况很像日本的60年代,他对我说,坚持住。”陈西峰回国两年后,辞职创办了自己的风动画公司。在这个花600万买的办公区里,他一方面为欧美和香港的动画做前期加工――他参与前期制作的动画片包括《麦兜》;另一方面,用赚来的钱投入原创作品,他希望做一部给成年人看的动画片,不是那种“蹦蹦跳跳很幼稚的”。
陈现在每年都要给仍在老家工厂上班的三弟寄些钱。三弟是车间班长,工作勤奋,每个月满打满算能拿到1200块工资。他曾把三弟接到深圳学过一段时间开车,但三弟并没找到收入足够让他把全家都接来的工作,没多久又回去了。
“媒体报道的都是下海人中的成功典型,这很容易掩饰下海残酷的一面。”陈西峰说。让陈西峰伤感的例子是,他妻子的一位老师,从绍兴一家国有广告公司辞掉工作,带着毕生的积蓄来到深圳,没多久就被骗光了,只好黯然回到绍兴。现在只能靠帮人画点小标志、接点家教活为生,原来的保障全没了。
但陈西峰仍然感激深圳――这个当年给了他和无数人弄潮机会的新世界。2009年上半年,因父亲去世,他回到了很久没回去过的大山里的工厂。那里已经一片萧条,当年意气风发建设三线的工程师们,现在都拄着拐杖在厂门口蹲着,神情木然地数着一起来的人里谁又去世了。
“如果不是当年下海,现在的他们可能就是我人生的另一个版本。”他庆幸自己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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