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普利策奖面对网络时代|理性面对网络时代
时间：2020-02-16 07:29: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世界进入到“人人都可报道新闻”的网络时代，新闻业传统中引以为豪的基本原则和职业操守并没有变。 10月17日，在香港太古广场的一间巨大的会议厅，“第一届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正式启动仪式上，一位学生向普利策奖得主们发问道：在今天网络如此发达，人们都在谈论个人博客、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公民报道者”的时代，传统的报纸记者价值何在?
主席台上，一字排开坐着六位普利策奖得主：
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前美联社记者，1966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获得者；
约翰・卡普兰(John Kaplan)，现为佛罗里达大学研究基金会教授，1992年普利策特写摄影奖获得者；
迈克尔・维兹(Michael Vitez)，《费城问询报》记者，1997年普利策解释性新闻奖获得者；
艾米・戈斯汀(Amy Goldstein)，《华盛顿邮报》记者，2002年普利策国内报道奖获得者；
史蒂夫・斯特克洛(SteveStecklow)，《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新闻编辑；2007年普利策公众服务奖获得者；
方凤美(Mei Fong)，《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2007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获得者。
阿内特，这位经历过越战、资格最老的获奖者答道：“‘公民报道者们’写新闻，没有人发工资，而我们是拿工资的。”会场一片笑声。
把全球新闻界中驰名的普利策奖的得主们请到大学校园来讲课，这在亚洲地区还属首次。香港浸会大学为此已经筹备了几年。提出此创意的初衷，用校长吴清辉的话说，是为推动学校在新闻教育方面“迈向卓越，以世界级专业水平为典范”。今后，这个王作坊将每年一届，继续办下去，
而首届工作坊讨论的热点之一，就是已年届91岁的普利策奖怎样面对新的技术潮流所带来的挑战。
在首届普利策奖得主工作坊的一次名为“香港、中国大陆和美国之社会转变与新闻界面对之挑战”的论坛上，一位普利策奖得主问在场的学生们，你们有多少人现在还以报纸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现场的听众有一半以上举起了手。这位发问者笑道，不错啊，我在美国问这个问题时，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说，他们已经不看报纸了。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闻形式――从内容到传播方式的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传统新闻业的挑战?这个一百年来让新闻记者们一向深以为自豪的职业，前景会走向暗淡吗?面对这一问题，这些普利策奖得主们都显得信心十足。“新技术只能给你带来形式的变化，并不能帮助你有创造性思维。”这是卡普兰的回答。而阿内特说得很直截了当：个人报道者，虽然他们的消息源会更广泛，但他们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很难做到公正、客观，容易造成误导，这就是到了网络时代，这个世界仍然需要我们的原因。
或许，我们可以以艾米，戈斯汀的获奖作品，来体会这群以自己的记者职业为自豪的人们，他们的职业价值观念和职业精神究竟是什么。
戈斯汀是因对9・11事件的两次报道而获奖的。当然，这是一个8人组成的报道团队，戈斯汀是里面的主要执笔者。当9・11事件发生时，戈斯汀正在华盛顿的家里，她一路飞奔以最快的速度赶赴报社，此刻，她也和所有的市民一样，对这一恐怖事件的来龙去脉一片茫然。
记者们迅速组成了报道小组，他们要尽一切努力来回答：是谁干的，为什么，是怎么干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多，来自官方，也来自各种大小媒体，但全是纷繁的信息碎片。比如，官方公布了劫机嫌疑犯的名单，那是为号召公众提供更多线索，而记者们会根据这些名单，找到这些人在美国居住的地方，采访他们的邻居，努力复原出他们进入美国的路线图和音容笑貌……这种努力如大海捞针，但是在9・11发生40天后，他们做出来了：种种的碎片被拼成了一个完整故事：恐怖分子是如何进入美国，如何拿到飞机驾照直到实施爆炸的整个过程，
接着，2001年的11月4日，戈斯汀的第二篇报道出炉。这一篇讲的是被美国政府大举拘禁的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故事，他们被捕的理由，法律上的根据，这些人们的命运。这两篇报道，实际贯穿着的是一种新闻理念和人文关怀：关心最重大的最核心的东西。当一场空前灾难突然降临时，你可以报道苦难的惨烈或是救援的英雄主义等等，但戈斯汀和她的同事们盯住的是最根本的东西：这灾难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它对人的命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正是读者们最想知道的。正因为如此，这两篇报道使《华盛顿邮报》赢得了2002年的普利策国内报道奖。
同样，面对奥运会这样的大题目，你选择报道什么?方凤美在讲座中谈到，关于奥运会的资料和数据真是浩如烟海，关于它的建筑工程，它的历史，它的污染问题，它的交通，甚至它的天气控制。而方凤美的选择也独具特色：姚明和刘翔成为中国最耀眼也最富有的�运明星，奥运精神的“更快、更高、更强”在这里还体现着另一层“更富”的意思?在另一篇关于奥运会的报道中，工地上一位建筑工人魏忠文成了主角，讲述的是他的艰辛劳作生活。而写这些，并不仅仅是为了讲述苦难，而是让读者们理解：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怎样的影响和压力。
虽然时代不同，�写新闻的方法不同了，新的时代也要求今天的媒体更加注重图像，更加轻松有趣更容易阅读，但是这一职业的基本价值观和职业道德并没有变。正如卡普兰在回答一位学生“怎样才能拍出好照片”的提问时所说：“进入到你要拍摄的画面里面，用心去理解，去高的地方、低的地方、湿的地方、脏的地方……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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