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在其诗作中的体现]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时间：2019-05-19 03:28: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白居易；诗歌创作理论；体现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以元和九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作大多抒发自己“兼济天下”的抱负，后期诗作表现出“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综观其所作诗作，不难看出，白居易前后期诗风迥异，但都是受明确的诗歌理论的指导。本文就从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包括的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的社会作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三个方面来探讨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在前后期不同诗风的诗作中的体现。
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反映现实
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艺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写出了“离乱失故乡，骨肉多分散”，“马瘦衣裳破，别家来二年。忆归复愁狂，归无一囊钱。”“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的南北奔走，愁于衣食的早期状态 。这些诗句蕴藏诗人无限辛酸，也表现着诗人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深切感受。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著名论断。这“时”指社会现实，这“事”指社会生活，这句话是说：文章歌诗应为政治时事而作，也就是说：诗歌应该负起“救济人病，裨补时缺”，实现“兼济之志”的任务，这与白居易前期诗风是一致的。在前期，他刚从民间登上政治舞台，政治热情很高，“有翎必规，有违必谏”。屡次上书，为民请命，指陈时政，奋不顾身地实现他的“兼济之志”。元和二年，因宪宗喜欢他的诗，授官翰林学士；同年四月，任左拾遗，这段经历使他感到了改革现实的希望和“为民请命”的可能，“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写了《秦中吟》、《新乐府》和许多反映社会生活的讽喻诗。如《重赋》揭露“羡余”制度给农民带来的痛苦；《轻肥》痛骂那些吃的脑满肠肥的达官显贵，不顾江南奇旱。还有《议婚》、《伤友》、《不致仕》、《立碑》、《歌舞》、《五弦》，都是贴近社会生活，针砭时弊之作，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以达到诗歌为实现“仁政”服务的目的，使“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实现“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境地。
也正因为如此，他令“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招来权贵的仇恨，皇帝的疏远，几经贬谪。他的寄希望于皇帝的纳谏以改革弊政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幻灭了。白居易的讽喻诗夭折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淡泊平和，闲逸悠然情调的闲适诗，“只拟江湖上，吟哦过一生”，“逢山辄倚棹，遇寺多题诗”成了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辅察时政，泄导人情——文艺的社会作用
在文艺的社会作用的问题上，他认为文艺的作用，就在于它能“辅察时政”、“泄导人情”，就在于它能“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要重视诗歌的美刺褒贬的功能，惩恶劝善，补察时政，炯戒讽谕。诗歌既然有这样巨大的社会作用，就应该用来为治理国家服务。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黄巢起义以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时代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人民生活异常痛苦，当时唐王室已经日趋衰微，内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干戈遍地，赋税繁重，外则回纥、吐蕃不断侵扰，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走向尖锐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他在《采诗官》中建议统治者：“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在《策林》中，他建议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如果能广泛地搜集民间的诗人的诗歌，则“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他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感于事，就是被特定的生活现象激发出强烈的情感，不能不“嗟叹”、“吟咏”而形成诗歌。这样形成的诗歌，既反映了激发情感的生活——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也表现了生活所激发的情感——爱或憎。合理的、爱的就赞美它，不合理的、憎的就讽刺它。这就是他所说的“美、刺”。在《道州民》中他赞美了废除“岁贡矮奴”的虐政的阳城。《立碑》中赞美了安抚穷苦人民的麹信陵。白居易在《赠友诗》中，先揭露了“两税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接着赞美了“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的“租庸调”制度，从而提出了“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的理想。在《八骏图》中，他赞美拒绝千里马的汉文帝，否定游乐无度、荒废政事的周穆王。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白居易可赞美的事物很少，所以诗作以讽喻为主，也就是更强调“刺”的功能。
三、系于意而不系于文——内容决定形式
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方面，他认为内容是主导的，起决定作用的。内容决定形式，基于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要求，白居易的诗在形式上的共同特点是：语言通俗，具有巨大的表现力；音韵优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样，就可以热情地赞美有利于人民的事物，使诗歌成为改造社会的武器。《长恨歌》和《琵琶行》两篇诗作在音韵的运用上可称典范。语言通俗的诗歌在白居易后期的诗作中有所体现，如《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杭州春望》、《余杭形胜》、《春题湖上》这类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的原因之一就是语言风格浅切平易，意绪情调淡泊悠闲。但是这些诗中表现出的白居易后期避退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都是消极的，这种消极的态度是由白居易所处的复杂的现实环境和自身改革受阻的遭遇，还有人生信仰的改变造成的。这些“知足保和”的闲适诗与讽喻诗、感伤诗、杂律诗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把诗划成的四类。前三类都是就诗的内容而谈的，可见白居易对诗歌内容的重视程度。
作为中唐时代的杰出诗人，白居易不仅从事大量的创作实践，而且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他的诗歌创作受明确的诗歌理论指导，诗歌理论代表作是《与元九书》，这是他前期进步诗歌主张的总结，也是他后期消极诗歌主张的表现。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在其诗作中体现出来。
（编辑/丹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