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的自主性与创造性_什么是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时间：2019-04-20 03:29: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忠实于原文是翻译的最基本原则。译者在翻译中不能不顾原文而“取便发挥”地乱译、胡译。然而实际的翻译实践中绝对的忠实是不存在的，严复本人也并未身体力行其标举的“信、达、雅”这一原则。在翻译《天演论》时，为将西方的进化论按照他的导向引入中国，严复构拟了一个特别的翻译方案：一半通过翻译，一半通过按语。在《天演论》中附加按语二十八条，字数多达两万字，占全书近四成，几乎可以说《天演论》是赫胥黎同严复的“合著”。钱钟书先生曾在《林纾的翻译》一书中指出，“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渡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地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不尽贴合原文。”(王克非，1998)。这些一方面说明了翻译之艰难，同时也充分有力地体现了译者在翻译中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导致译文的“失真”和“走样”的原因不一而足， 翻译过程中译者并不是被动、机械地接受，他在翻译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往往会导致译文与原文的“偏离”与“不忠实”。本文拟从如下三方面探讨译者的自主性与创造性。
一、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给译者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翻译是一语言转换到另一语言的过程。每一语言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鲜明独特性。翻译中，译者并不总是机械地按照原文逐字翻译，而会考虑译入语的特点，适当地加以变通，不仅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而且还要兼顾译入语的语言美，传达原文风格特征与总体风貌，这样才能减少“翻译腔”，避免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译文。喻云根先生认为在翻译时是否应该照搬原文这一点上指出，“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译文如果在保留原文结构的情况下，既达意，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则应保留原文的结构，吸收外来文化的异质因素，丰富汉语的表达法。否则，应做适当的变通。如《简爱》中有这么一段：“She is as virtuous as she is pretty. …I esteem her for her good sense, as much as I admire her for her good looks.”董秋斯生吞活剥地译为：“她的正经不下于她的美丽。我重视她的美德不下于我赞美她的美貌呢。”而张谷若则不为原文形式所束缚，使译文“灵魂再生”：“这个人不但容颜美丽，而且品行端正。我不但因为她有姿色而敬重她，我更因为她有慧心而敬重她。”（喻云根，1996）
有时候语言的形式美即如何表达，比表达什么更重要。这样，翻译虽说从形式上来说并不算是“忠实”于原文，却是翻译中要达到“神似”所必不可少的，而且是不得不为之的“叛逆”。刘宓庆在《文体与翻译》一书中将造成“翻译体”的原因归纳为：1.忽视汉英语序差异，拘泥于原文的语序、句型安排以及句群的组合配列形式。2.忽视汉英词语的形态差异，拘泥于原文谓语动词和非谓语动词的时体形态、语态及其他词类的形态标志。3.忽视汉英在用词倾向上的差异，不适当地照搬英语代词和冠词。4.忽视英汉在修辞达意和修辞效果上的考虑，照搬不宜于移植在汉语中的是比较法、借喻法、夸张法以及倒装、双关语、典故等等修辞手段，在译文中又缺乏必要的增补或解释。5.忽视在英汉翻译中运用翻译的基本技法，特别是词类转换；忽视由于运用词类转换和其他基本技法对行文进行必要的增词或减词以及调整词语搭配、恰当使用成语等等。（刘，1998）导致“翻译体”的出现正是译者过分拘泥于原文，不敢打破原文的局限，从而束缚自己的手脚。
马红军先生在《翻译批评散论》中指出，翻译不仅要合情，还得合理，只有情理兼顾，才能尽合汉语习惯。（马，2000）翻译中要做到情理兼顾，就不能局限于对原文肤浅的理解，而应充分吃透原文，然后用准确的、地道的汉语加以表达。在海明威的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中有这么一段：“I have cared much for her, too” Robert Jordan put his hand on his shoulder.“Much,”Agustin said.“Much. More than one is able to imagine.”最后一句，李尧，温小钰译为：“非常，”阿古斯丁说，“非常，比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还要喜欢得多。”而程中瑞，程彼德则译为：“非常，”奥古斯丁说，“非常爱她，爱她爱到人们难以理解的程度。”
该句英文非常简练，但到了汉语中却无法炮制。李尧，温小钰的翻译几乎是原文的翻版；程中瑞，程彼德的译文虽说有所改动，但效果仍然不让人满意。喻云根先生对该句翻译如下：“的确很爱，”奥古斯丁说，“你简直无法想象。”或者，“爱得入魔，”奥古斯丁说，“你简直无法相信。”喻先生的译文虽说在文字上并没有“忠实”于原文，但在口吻上、精神上却更贴近原文，也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理解是翻译的关键，而对同一文本，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可能有不同理解，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情景下也有不同的理解与感受。再者，并非所有语言表达都是其字面意义，有时候语言使用者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使其要表达的意义含而不露，隐而不显。此时，要正确理解原文，就不能只看文字表面，而更应发挥译者的能动性与创造性，透彻地理解原文，这些都给译者的能动性、创造性留下了广阔的自由与空间。译者在翻译时应尽力客观地忠实于原文，但任何一个译者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往往要受到社会的、时代的以及个人的因素的影响。选择什么样的译本以及选取什么翻译策略，都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也难免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的译者的主观倾向、个人的审美观念等。由此观之，绝对的“忠实”对译者来说只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不忠实”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适度的“不忠实”却能使原文生命得以延伸的译文远比那些貌似“忠实”却实际扼杀原文的译文要更受人欢迎，更有价值。 马红军在探讨马克?吐温的名句“It was a splendid population——for all the slow, sleepy, sluggish-brained sloths stayed at home.”时提供了如下几个译文：
1.这是一批卓越能干的人民——因为所有那些行动迟缓、磕睡稀稀、呆如树懒的人都留在家乡了。
2.这是一批卓越能干的人民——因为所有那些行动迟缓、头脑愚钝、睡眼惺忪、呆如树懒的人都呆在了家乡了。
3.那是一批卓越的人——因为那些慢慢吞吞、昏昏沉沉、反应迟钝、形如树懒的留在了家乡。
他并对这些译文的得失进行了评价：译文1没有很好地表现原文应有的修辞效果，这里所说的修辞效果，即指slow, sleepy, sluggish-brained, sloth及stay这些词语的头韵——首字母的重复的现象；译文2虽说肯定了译者为求得译文与原文的艺术效果的一致所做的努力，但仍然觉得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译文3尽管在音韵方面或许有可取之处，在形与意方面则很难说与原文“俱合”。鉴于此，他自己翻译如下：
（出来的）这帮人个个出类拔萃——因为凡是呆板、呆滞、呆头呆脑的呆子都呆在了家里。（马，2000）
该译文虽说没有译文2、译文3那么流畅，而且马先生自己也认为该译文没有保留“树懒”这一形象，但他用6个“呆”字来再现原文的5个头韵的修辞法所做的努力倒是不能否认的。
“忠实”不是绝对的，而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忠实”的评价也就只是一个隶属度问题。一篇译文可能在某一方面忠实于原文，而在其他方面却“背叛”了原文。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它的价值，而应该给予肯定和认可。歌德曾对《浮士德》的法译本译者寄去赞词“读了您的译作，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还对爱克曼说，“我对《浮士德》德文本已看得不耐烦了，这部法译本却使全剧更显得新鲜隽永”。（谢天振，1998）
二、语言的模糊性也为译者自主性与创造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模糊性是语言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认识。文学作品中语言就更忌浅白，从文学作品的构思、创作到欣赏都无处不表现出模糊性，因为模糊语言是“高负荷的信息载体，具有高度的发射性与可塑性，使文学作品更加丰腴而有弹性”。
文学作品语言中的“不似之似”的模糊是艺术语言的内在表现与要求，也给译者在理解与表达时充分发挥其能动性与创造性留下了更广阔的自由与空间。孙连仲在《模糊思维》一书中指出，形象思维是思维主体根据现实生活的各种现象加以选择、综合、归纳所创造出来的，因其典型性、生动性，从而表现出其模糊性。（孙连仲，1994）而且他又指出，“模糊性恰是文学形象极为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特征。尤其是以情感为中介的形象思维不可或缺的特征。形象和感情如果真的成为一种确定的模式，形象特征一目了然，一切感情都在意料之中，那么，这种形象也就一定是肤浅的、公式化的、苍白的形象了！”
“所以，惟有形象的模糊性、性格的不确定性，才可使作品具有无限性，才能给读者提供审美在创造的广阔空间，即给读者补充、想象、再创造的机会和可能性”。理解是翻译的关键，翻译时，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他还是译作的作者，他的工作并不仅仅只是传递原作的信息，他还得以自己对于原作的理解、感受为基础进行再创作。如果承认翻译也是一门艺术的话，那么在翻译这一再创造过程中，译者渗进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感情而表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三、翻译的受众与翻译的目的不同也为译者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空间
语言是人类进行交流的工具，语言的使用往往因使用者的情况不同、交际目的不同、交际场合的不同以及交际的对象不同而不同。韩礼德认为语言的实际使用受交际领域（field）、交际方式(mode)和交际关系(tenor)的制约。翻译是从一种转换到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自然也要考虑到这些因素。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认为译者翻译时应该考虑语域（Register）这一因素。在她与大卫?赫斯特(David Hirst)在将皮兰德娄（Pirandello）的戏剧Trovarsi翻译成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剧时，采取了如下方法：为了让听众明白谁在对谁说话，对话中加入剧中人的名字；为再现原剧本中的视觉符号（Visual signal），偶尔在译文中也会加入几行内容（Bassnett,2001）。译者在面对不同的翻译对象，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就有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的自由。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读者反应论”的倡导者尤金?奈达也认为译者在为不同的译者或受众翻译时，可以采取不同翻译的方法。这种翻译在我们的实际日常工作、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商务文函的翻译并不一定总是要求全文翻译，而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仅仅摘译即可。例如：
Dear Mr.(Name),
Thank you for your order of February 16. We regret to state that our investigation of your credit standing shows that your firm is not a good credit risk.
We hope that you will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in this matter as we want your business, but we operate on so small a margin of profit that we dare not risk any credit losses.
You stated that 2,100 of our No:14 cardboard containers would fill your needs for the next three months. In that case, we think we would be placing no hardship on you if we ask you to order C.O.D.
If you still want to place an order with us, we shall be glad to take care of it. As you know, our workmanship is better and our prices are lower than any of our competitors.
Yours truly
这段文字可以摘要翻译为：“对方要求交货付现”。（刘，1998）由此可以看出这篇洋洋洒洒的信件可以简要地翻译为8个字，充分表现了译者的自由。
四、结语
以上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翻译中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通过具体的例子阐释了翻译自主性和创造性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译者都是叛徒”“翻译即反逆”。（谢，1998）译者不是原作的“奴隶”，译者只有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不局限于原文，在传达原文思想内容的同时，并努力传达原文的风格与神韵，才是翻译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马红军.翻译批评散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3]孙连仲,朱志勇等.模糊思维[C].三秦出版社,1994.
[4]王克非编.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5]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6]喻云根.英美名著翻译比较[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7]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vef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