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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刘呐鸥小说两个问题的分析:刘呐鸥的小说集是什么

    时间:2019-04-20 03:23: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1、刘呐鸥小说中左翼文学因素的来源;2、以刘呐鸥、穆时英为重点论述了海派作家婚恋观的变迁。本文认为,刘呐鸥小说中左翼文学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1)、日本思潮的影响;(2)、友人,尤其是冯雪峰的影响;(3)、刘呐鸥自身的文学偏好。关于海派作家婚恋观,则认为主要有“二十年代:青春忧郁症——三十年代前期:成熟男女开放的性观念——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回潮、倦怠的心态”这样一个大致的线索。
       关键词:左翼文学因素婚恋观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刘呐鸥小说中的左翼文学因素的来源。
       刘呐鸥小说创作并不多,在其最为人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中,也不过收录了八篇短篇小说,“里面的八篇小说都聚焦在都市风景线系列上,每篇都有一处上海都市生活的熟悉场所——舞厅(“探戈宫”),高速行驶的火车,电影院,一条街和一家花店,跑马场的看台和永安百货公司等等。”[ 李欧梵:《上海摩登》,毛尖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196页。]在刘呐鸥的小说中,他醉心地描写了都市物质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对他痴迷于其中的态度毫不避讳。他本身也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洋场浪子,“刘呐鸥身边一直女人不断,日记中对女人的描写俯仰皆是。多半是舞女、妓女之流,千代子、百合子、一枝等。……全家在上海时,他经常带子女看电影, 儿女一放学就坐在门口等他回来带他们出去玩。他也常带妻子去跳舞,家人都津津乐道他是“舞王”,妻子的舞技当然望尘莫及。他喜欢替妻子选购衣饰和皮鞋回来, 完全不用试穿。他习惯替家里买床单之类的日用品,出手阔绰,经常半打、成打的购买。”[ 彭小妍:《刘呐鸥一九二七年日记——身世、婚姻与学业》,《读书》1998年第10期。]一副家境优渥的公子气派。
       正是作者这样的写作态度和生活背景,让我对《都市风景线》中的一篇小说产生了兴趣那就是《流》。在这篇小说中,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受到了一些关于无产阶级理论的影响,如“镜秋是被堂文的父亲,一个大纺织业家,买去了脑筋和精力,做了他的纺织机的一部,替他生剩余价值的。”[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水沫书店1930年初版,38页。]作者笔下镜秋也有着无产者的思维方式:“这是现实的国里呢。这些做着苦马的棕色的人们,和这辉煌的大商店里的商品成山的堆积,是表示着什么呢?这些车马的潮流,这些人头的泛滥?这个都市不是有了这些肮脏的棕色的人们才活着的吗?是的,他们都是都市的血液,他们驱使着全身便机械活动,使人们吃着东西,穿着东西,使这都市有寿命,有活力。这都市的一切都是出于他们的手里的,谁说这都市的全财产不是他们的呢。但是他们却不时都像牛马似的被人驱使。”[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水沫书店1930年初版,56-57页。]……镜秋爱上了领导工人运动的家庭女教师晓瑛,最终参与到了工厂的工人斗争中去。
       在施蛰存主编的《新文艺》杂志为刘呐鸥及其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做广告说:“呐鸥先生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操着他的特殊的手腕,他把这飞机、电影、JAZZ,摩天楼,色情,长型汽车的、高速度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下着锐利的解剖力。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显然地看出了这不健全的、糜烂的、罪恶的资产阶级的生活的剪影和那即可要抬头起来的新的力量的暗示。”[ 《新文艺》二卷一期。]
       为什么醉心于都市迷乱生活的刘呐鸥作品中会出现“不健全的、糜烂的、罪恶的资产阶级的生活的剪影和那即可要抬头的起来的新的力量的暗示”?为什么会出现对工人运动的正面描写,表现出既沉迷又批判的态度呢?我觉得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对刘呐鸥产生影响。
      
      受日本思潮的影响
       与一般日据时代台湾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到青少年时期, 刘呐鸥便被母亲送去日本留学,他于1920年转到东京的青山学院插班中学部三年级,1923年中学部毕业,继续念青山的高等学部(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文科,专攻英文学,于1926年3月毕业。也就是说,1920-1926年刘呐鸥长达六年的时间都在日本学习生活,并且专业就是文学。那么先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那个时段日本的文学史[ 本文中关于日本文学史的相关介绍主要参考以下两本文学史著作:1、叶谓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近代卷、现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2、(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卷)》,叶谓渠、唐月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日本产业革命的进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加快了过渡到帝国主义的步伐,产业工人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不断开展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和争取生活权利的斗争。欧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日本,大正期日本社会思潮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变迁。恰是在刘呐鸥赴日求学的1920年,大杉荣、堺利彦、山川均等成立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之后山川均发表了《无产阶级运动方向的转变》,提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应该从第三阶级(市民阶级)转到第四阶级(工人阶级)手中,并强调运动应以改变经济组织从而改变政治本身的实际意义为根本目标,为此号召社会主义者“到群众中去”,使社会主义与群众结合。1916年本间久雄在《早稻田文学》8月号上发表《民众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提出“民众艺术论”的概念。接着大杉荣发表《民众艺术的技巧》,将民众艺术论与工人运动、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结合,强调新兴的阶级必须有自己的艺术,必须有作为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发现自己生命活力的、对旧社会战斗的艺术。之后大杉荣有了阶级意识的初步自觉,稍后中野秀夫将大杉荣提出的若干原则加以发挥,写了《第四阶级文学》(1920),最先触及工人文学的阶级性。接着宫岛资夫发表《第四阶级文学》(1922),平林初之辅发表《民众艺术的理论和实践》(1921)、《唯物史观与文学》(1921)、《第四阶级与文学》(1921)、《文艺运动与工人运动》(1922),江口涣发表《论阶级与文学的关系》(1922),批判了当时流行的艺术永恒性和超越阶级性的错误观点,并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及其改造社会任务的任务,以及其自身的价值判断。“第四阶级文学论”和“民众艺术论”起到了无产阶级的启蒙作用,将文学引向“无产阶级的轨道”,为现代确立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做了充分的准备。
       1916年,宫岛资夫的小说《矿工》直接揭开了工人文学的序幕,在“第四阶级文学论”出现后,工人文学进一步发展,内藤辰雄的《洗马》(1919),新井纪一的《愤怒的高村中士》(1921)、吉田金重的《铁的呻吟》(1923)、金子洋文的《地狱》(1923),开创了工人文学的新局面。
       通过对日本文学史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1920-1926年刘呐鸥在日本求学的这一时期恰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兴起并形成高峰的阶段。虽然现在没有直接的材料表明刘呐鸥到底接受了哪些影响,被影响程度如何,但是至少能够被推测出来的一点是,在日本学习文学的刘呐鸥一定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在日后朋友(如施蛰存)的回忆文字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总之,当时(1928)在日本流行的文学风尚,他每天都会滔滔不绝谈一阵,我和望舒当然受了他不少影响。”[ 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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