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汪曾祺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论汪曾祺《大淖记事》中的人道主义】
时间：2019-02-09 03:27: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汪曾祺以美好的人性和隐伏的悲剧为写作内容,带着“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写作目的,用“贴近人物来写”的写作态度来实践着他的朴实真挚的人道主义理想,形成了独特的创作思想和艺术个性。
关键词: 汪曾祺 人道主义 《大淖记事》
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何谓人道主义,在这里采纳刘卫国的界定:人道主义是以人性论为基础,以个人主义和博爱主义为两个核心,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三大口号,崇尚理性主义的一种思想学说[1]。在中国,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为标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为人生”和“自我表现”,到二十年代中后期的“自己的园地”和“文学的自律”,再到三十年代的“性灵论”,最后到四十年代末期的“自由主义”,形成了一股绵延不绝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正如夏志清所指出的:“大体说来,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2]汪曾祺的人道主义思想不像雨果那样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也不同于鲁迅想救愚昧民众的目的性。他的代表作《大淖记事》中就渗透着他朴实真挚的人道主义情感。
一
人道主义的核心在于肯定人的价值和个性自由。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自始至终都充满唯美主义色彩,描写并赞扬自然的人情、人性。关于这一点,汪曾祺在1983年作过说明:“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3]
《大淖记事》的主人公小锡匠十一子和挑夫女儿巧云之间的爱情纯真而又热烈。十一子和巧云相互爱慕,巧云却被刘号长欺辱,但两人结合的步伐更快,在一起的决心也更坚定。这篇小说着力展示了人性美,小说讲述了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但通过爱情来表现健康、自由、舒展的心灵才是其根本目的。在人道主义理念的支配下,汪曾祺有意发掘人性中善良、美好的因素,好让人们能在逆境中有信心生存下去。
大淖和街相邻,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的不一样”,这里的女人像男人一样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这里的男女关系比较随便,“只有一个标准:情愿”。他们的身上洋溢着劳动的活力和人性的美。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之后,邻居们没有多加议论,并且对十一子和巧云给予无私的帮助。救活十一子之后,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美好人性在他们身上接连闪现,表明了作者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倾向。
《受戒》、《岁寒三友》、《艺术家》等其他作品都寄托了汪曾祺对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礼赞,以及对美好人性的向往。他向我们说明,日常生活中充满美好的人情和人性,一切束缚性的伦理宗教都是限制人性的。他的这种人道主义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挫折之后的情感需求与精神追寻。
二
汪曾祺的笔下总是充溢着世俗生活的内在诗意,但生活往往是复杂沉重的。对此汪曾祺并不回避,只是在他看来,即使面对坎坷和生活逆境,作家也不应放弃传递爱心和良知。
《大淖记事》中主要的情节是由生活的艰辛和尖锐的对抗性冲突构成的。一方面,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沉重的生活:大淖东边的人们,世代相传,都是挑夫,他们家无隔宿之粮,巧云家中连可以变卖的东西都没有,令读者感到心酸。但是,即使生活如此困难,健壮的体魄和爱美的性灵依然在生长。男人们挑起担子中途不歇息,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姑娘媳妇们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人们用劳动的精神与活力构成了一幅流动的美景,将劳动化作了欢快的舞蹈。
另一方面,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底层人民与统治权势的对抗冲突。刘号长摧毁了巧云的童贞,又几乎将十一子置于死地,而且他是轻描淡写地完成这一切的,这就更加重了悲痛感。刘号长以他的行动肆虐着占有世界的戾气,一切淳朴平民都理所当然地沦于他的控制和主宰之下。作者对刘号长心理的描写更是使读者义愤填膺:“本来,他跟巧云……鲜花野草,断了就断了。可是一个小锡匠,夺走了他的人,这丢了当兵的脸。”《故里三陈・陈小手》中对团长的心理描写也是如此。陈小手为团长的难产的太太接生后,却被团长一枪打死。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这小子,太欺负人了!”团长恩将仇报,将人杀死,但是“觉得怪委屈”,虚伪自私的心理和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暴露出来。但是汪曾祺对悲剧的描写总是在关键处戛然而止,有时会安排一些细节,来冲淡、稀释作品的悲剧浓度。刘号长玷污了巧云之后,巧云的爹“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邻居们“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而锡匠游行抗议保安队殴打十一子,没有发生激烈的斗争,只是通过一个四邻见证的会谈而结束。会谈的结果只是:刘号长驱逐出境。“老锡匠觉得这样就给锡匠和挑夫都挣了面子,可以见好就收了”。按照习惯的斗争的敌对模式,这件事可以写成悲剧性的劳动人民与统治者的冲突,但汪曾祺却淡化了冲突。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的:“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4]
三
汪曾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关怀意识不仅体现在其小说人与人之间,而且体现在其对小说人物的态度上。汪曾祺谨记并在创作中实践他的老师沈从文的话:“要贴到人物来写”,“千万不要冷嘲热讽”。因此,1980年,汪曾祺重写三十多年前的作品《异秉》,字里行间对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形成的精神创伤和愚昧寄予了强烈的同情,对《职业》的改写同样如此。
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推动了“人的发现”,并转变了中国小说的叙事结构。新文学不再以情节为中心,而开始以人物性格为中心。无论是贤人、能人、义士、怪人,汪曾祺都以人道主义情怀予以关心、理解、尊重和欣赏。他对待这些人物,并不是像鲁迅那样揭示他们的麻木和愚昧,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说那样反映他们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发掘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并以此为出发点和旨归点表达一种对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大淖记事》中作者对巧云和十一子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予以支持,陶醉于沙洲的美丽风景,赞扬了大淖人民吃苦耐劳、乐于助人、有情有义的高尚品质,肯定了大淖开放自由的风气。
四
汪曾祺的人道主义情怀还体现在他的写作目的上。“真正促使汪曾祺写《大淖记事》的原因,是由于他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认定一个作家进行创作,其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5]
汪曾祺突出民间淳朴的道德观与“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形成鲜明对比。汪曾祺出生在温馨的家庭,但一生坎坷。1949年的“复兴社”问题,1958年的反右派斗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江青对他“控制使用”,1977年批判四人帮,他的一生不断处在与政治的交锋境地,遇上了一个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像他所崇拜的作家阿索林笔下的多思加诺先生一样,面对任何巨大的生活变故都努力保持精神上的宁静。汪曾祺渴望在自己的创作中,通过故乡的“以义为上”的道德观来唤醒丧失的人性。
具体怎样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他在《自选集》的序言中写道:“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汪曾祺正是由于这种“与读者分享”的价值取向而发现美、挖掘美,并用他的笔呈现出来,和读者共同享受。正如梁清濂所说的:“作者以他丰厚的生活,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欢乐的世界,美好的世界,允许发展人性的艺术世界。这样的小说给人美好,催人向上。”[6]
总之,汪曾祺用通俗的抒情的方式对人性进行了诗意的描写,事实上,在20世纪的中国,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文学领域的一个敏感话题,敢于标榜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真诚的。对于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对于现实生活中艰辛、不幸的悲悯和超越,对于不曾泯灭的人性的朴实、美好的揭示,共同搭建起汪曾祺笔下的艺术世界。
参考文献:
[1]刘卫国.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7:23.
[2]夏志清.中��代小�史・中译本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4.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6.
[4]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2.
[5]陆建华.汪曾祺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187.
[6]梁清濂.这样的小说需要吗?――读《受戒》有感[J].北京日报,1980: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