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写了多少年【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佞幸】
时间：2019-01-10 03:24: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本文对《史记・佞幸列传》与《汉书・佞幸传》进行对比研读，从中发现司马迁与班固在对待佞幸这个社会特殊群体评价上的不同之处及其原因。 关键词： 司马迁 班固 佞幸 态度不同 原因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大著作，是我们研究汉朝历史的重要史学材料。从古至今，史学家们对《史记》与《汉书》的对比研究都不曾间断。然而，大多数的对比研究都是从《史记》与《汉书》的整体出发，分析马班异同，《史》《汉》异同。所谓见微知著，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从细节入手窥探，或许能更为真切地了解到班马之间思想的相异之处。所以，本文选取《史记》的《佞幸列传》与《汉书》的《佞幸传》进行对比研读。
所谓“佞”，《论语・正义》引《说文》云：“佞，巧谄高材也。”也就是能够揣摩帝王心思，顺应帝王意图说话，从而获得帝王喜爱的人，通俗点来说就是很会拍马屁的人。司马迁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创了为佞幸写传的先河。就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开创意识的人。而在后来班固也继承了司马迁为佞幸立传的做法。
我们可以在司马迁与班固的行文中看到他们在对待佞幸的态度上存在差异。
一、司马迁对佞幸的看法
在《佞幸列传》的开篇，司马迁就点出：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而在文章的结尾，他又写道：
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另外，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更是明确地说明他撰写《佞幸列传》的原因：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从以上三则材料，我们可以对司马迁对佞幸的态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第一，他认为，“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佞幸的出现带有一种偶然性，强调的是机遇，这种与帝王的“遇合”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例如邓通的得宠。
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史记・佞幸列传》）
汉文帝与邓通的相遇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邓通只是一个小小的“黄头郎”，有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见到汉文帝一面。但是因为文帝的一个“登天梦”，他成为文帝身边的宠臣，更加获得了铸钱权，使得“邓氏钱”遍布天下，一时间富甲一方，有道是：“多少金钱满天下，不知更有邓通城。”（李白）《邓通城》倘若没有汉文帝的那个梦，想必邓通也没有后来的显达。
第二，“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司马迁认为佞幸的命运取决于帝王的爱憎。邓通与李延年的下场就是很好的例子。
邓通在文帝在位时，十分得宠。但在汉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不为景帝所喜。所以当景帝即位的时候，邓通的境地就变得困窘了。
太子入问病，文帝使�痈，�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史记・佞幸列传》）
邓通有什么过错，致使他“寄死人家”呢？他恃宠生娇吗？不，“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他勾结外臣获取利益吗？不，“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通俗点来说，汉文帝是邓通的“衣食父母”，生死富贵皆系于皇帝手中，而且邓通并无他能，那么他积极地去讨好皇上也是人之常情罢了。那么，他凄惨下场的原因是什么？“盗出徼外铸钱”？就我个人看来，这一点是不成立的。且不说邓通性谨，不好外交，邓氏钱布天下，但就文中的“长公主赐邓通”、“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等字句就有些耐人寻味了。若邓通真的罪有应得，长公主为什么要帮他呢？我认为邓通有如此下场的原因也不过是不讨景帝的喜罢了。
再说那宦臣李延年，司马迁更是用“爱驰”两字直白地点出李延年失宠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能有此认识，我觉得与他的人生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这种“爱憎之时”的看法，倒像他遭受“李陵之祸”所发出的感叹。
第三，“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司马迁看到了佞幸身上的长处。可以说，司马迁的“两分法”思想比马克思的更为久远。
总体来说，司马迁对佞幸的态度是宽容的，评价是客观的。
二、班固对佞幸的看法
班固以“汉兴，佞幸宠臣”作为《汉书・佞幸传》的开篇，与司马迁的相比，缺少了“遇合论”。由此可以看出，班固是不赞同司马迁“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的观点的。
班固在《佞幸传》的结尾，也表明了他对佞幸的看法：
赞曰：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观籍、闳、邓、韩之徒非一，而董贤之宠尤盛，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然进不繇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主疾无嗣，弄臣为辅，鼎足不强，栋干微挠。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贤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夺位幽废，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故仲尼著“损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为此也。
另外，他在《汉书・叙传》中也点明了他创作佞幸传的原因：
彼何人斯，窃此富贵！营损高明，作戒后世。述《佞幸传》第六十三。
从上面这两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班固对待佞幸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的，他从国家整体发展出发，将佞幸之祸提升到了国家政治利益的高度。他认为佞幸“进不繇道”，是谄媚小人，干扰了国家的正常运作，国家之所以遭逢危机，其终归原因是“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这种人，无德无能，为什么能够获取如此多的财富，残害高明的大臣，后世要以此为戒。可以说，在班固的眼中，这是一群“红颜祸水”。
三、司马迁与班固对佞幸态度不同的原因
我们再看看佞幸在《史记》和《汉书》中存在的位置，和哪一些人放在一起，就能够更加明白到，司马迁与班固在对待社会各层人士的态度，从而了解到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之处。（见下表）
实际上，游侠、佞幸、货殖，可是说是当时汉朝所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司马迁以一种辩证的目光看待这些群体，写出了他们生活的历史，可是看作是司马迁秉笔直书、以讥时政的一个体现。而在这些方面，班固都是与司马迁持相反意见的，他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状况呢？
这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不同的缘故。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这时的西汉，独尊儒术的局面还没有完全形成，司马迁还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加之自身的经历，他更加能够深刻地认识历史事件发生的本质，用更为客观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而班固生活的年代，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确立，他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儒家封建的正统思想就是他撰写《汉书》的指导思想。
我们可以从《史记・佞幸列传》、《汉书・佞幸传》看出一些端倪。
在上文对司马迁对佞幸态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对佞幸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以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去评价，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也是对帝王生活、性情的展示，使得帝王的形象更加丰满。高祖至暴抗，但也有佞幸籍孺；文帝节俭，却也为邓通一掷千金；武帝文治武功，也有韩嫣、李延年。除了高高在上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帝王的另一面。而在班固的文中，佞幸是一群小人，不学无术，祸国殃民，帝王的过错是由他们引起的，完全否定了“遇合论”。董贤为哀帝报时刻两年有余，若不是哀帝的惊鸿一瞥，或者他还会默默无闻下去，根本不会有机会演绎一出“祸国殃民”的大戏，这当中无疑又是“遇合论”的一个有力证据。中国有一个词――“红颜祸水”，把王朝的覆灭归咎于女子身上，似乎没有这些貌美女子，江山就会世代相传，但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有它自身的历史原因，而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帝王将相身上去寻找原因，只用一句“红颜祸水”开脱。在我看来，班固就是封建统治的卫道士，在他看来佞幸与“红颜祸水”是有相通意义的，他们必须为王朝的衰亡“买单”。
或者这就是司马迁与班固的最大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１］孙文阁.可叹的人格，可怜的人生.
［２］张三夕.男色的爱与恨――评《史记・佞幸列传》.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1）.
［３］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何清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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