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始末
时间：2021-07-11 16:01: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对今天很多年轻读者来说,奥莉娅娜·法拉奇也许是个不太熟悉的名字。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名字却与许多世界领袖人物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受人仰慕。
1930年,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法拉奇是20世纪勇敢地向政治和权力挑战的最有激情和力量的声音之一。她那充满道德和个性化的写作为20世纪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创下了独特且难以复制的风格。她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几代新闻记者,更是许多女记者的榜样和偶像,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以写著名政治人物的访问记蜚声于世。曾获“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两次荣获“圣·文森特新闻奖”,并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法拉奇也是中国人最熟知的当代外国记者,她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采访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国记者之一,她在1980年采访邓小平的部分内容被收录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机遇,但又是挑战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已经确立。
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法拉奇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和邓小平身上。
法拉奇和邓小平进行了两次深入广泛的交流。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思想观点交锋的率直和畅快。
邓小平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党和国家,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属于他自己,因而极富情感和个性化。法拉奇生动的采访内容,把邓小平推向世界潮头,犹如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的新时代宣言。
正因为法拉奇采访犀利的特点,很多政治人物都对她敬而远之。她两次申请来中国采访邓小平,遗憾的是均遭到拒绝,成为她心中未竟的夙愿。1980年,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定于9月访华,法拉奇请他“走了后门”,才使她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法拉奇的父亲与佩尔蒂尼是朋友,她跟佩尔蒂尼也很熟,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找总统。她利用她以及她父亲与佩尔蒂尼的关系,搬出总统来为她说情。她要求佩尔蒂尼向中方推荐她,而且只推荐她一个人,不让其他意大利记者知道,她要进行“独家采访”。同时,法拉奇本人又是意大利乃至世界赫赫有名的记者,佩尔蒂尼也难以拒绝她的要求。于是,总统亲自出马给中国大使打电话,说明法拉奇是一名严肃的记者,对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很赞赏,对中国很友好等等,要求中方同意法拉奇采访邓小平。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立即打报告请示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很快就批复同意。新闻司发出了邀请函。法拉奇喜出望外,她拿到签证后,立即启程,于8月18日抵达北京。
法拉奇到北京之后,住在民族饭店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当时,民族饭店的改建工作还没有完成,二楼的东边部分包括法拉奇住的房间都还没有空调。法拉奇住的房间里,只有一部立式电扇。8月的北京,也正是炎热的季节。但是,她选择这个房间,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周围基本没有外国人。
作为记者,法拉奇是很敬业的。在她萌发采访邓小平的想法之后,她就开始收集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资料,对新中国进行了解和研究。她对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都有所了解,对邓小平个人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挨批的情况也比较了解。
在没有对邓小平进行采访之前,法拉奇就已经同世界上十家大报订了合同,准备连载她与邓小平的谈话记录。根据资料记载,她要先向《纽约时报》供稿,然后向《华盛顿邮报》、意大利《晚邮报》、伦敦《泰晤士报》、南斯拉夫《政治报》及德国、加拿大的报纸等供稿。可见,当时世界舆论对她的这次采访还是相当重视的。
由于法拉奇要向西方报纸供稿,所以这次采访她没有使用她的母语意大利语,而是使用英语。当时,中国外交部请施燕华同志为她做翻译。施燕华于1975年因工作需要从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回到中国翻译室,在外交部翻译室任职10年。施燕华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专家,先后任中国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等职。1980年8月21日上午,施燕华接到通知,然后她就到了人民大会堂,为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做翻译工作。
据说,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时候,她还和中方拟订了一个“君子协定”,就是她对邓小平的采访必须如实报道,不能断章取义。法拉奇也打算全文发表她的采访稿。所以,法拉奇的采访结束之后,新闻司领导要施燕华去北京民族饭店二楼那个闷热的房间里协助法拉奇整理谈话记录稿(法拉奇的发表稿须经中方审阅认可),以保证英文稿的准确性,并对内容把关。邓小平同志在采访完毕之后也没有要求审核中文记录,他很放心。这就意味着,施燕华同志要对将在西方各报刊上发表的英文稿的内容负责。可见,这次重大采访能够成功,施燕华的工作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8月21日的第一次采访完毕后,施燕华就到了法拉奇所在的房间。事实上,21日和23日的两次整理记录都是在这里进行的。一到法拉奇那间没有空调、又不透风的小房间里,呈现在施燕华面前的景象是:外面天气炎热,而这个房间却大门紧闭,室内光线很暗;零乱的床铺,堆满了稿纸的书桌;伏案奋笔的法拉奇挥汗如雨,还拼命地抽着烟,屋子里充满了呛人的烟味。完全是一副电影里面“地下工作”的场景。
法拉奇跟施燕华说,在完成采访稿前,她不想见任何人,因为一旦有其他的记者知道她来了,就都会来找她,打听她要见谁,谈什么等。这样,她就不能安宁。所以,自住进饭店到离开,法拉奇既没有上街,也没有打电话,更没有找意大利驻华使馆的人汇报情况,只是一心一意地准备采访提纲、整理采访记录、完成新闻稿。当时,那里还没有因特网,法拉奇带来了很多有关邓小平的书,期间她还在仔细地阅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法拉奇竟然也要施燕华对她所提的要求进行“严格保密”。
在民族饭店整理记录写作新闻稿的那两天里,废寝忘食的法拉奇仿佛没有意识到别人的存在,只是一个劲发疯般地工作。她不断地吸着烟,埋头看她自己的笔记,每次都整理到晚上7点钟左右。法拉奇似乎不知道饥饿,也不知道疲劳,也不出去吃饭。据施燕华的回忆,那几天法拉奇吃的是三明治,有时吃她自己带来的饼干。她还请施燕华吃她的饼干,反正不整完,拖也走不了,只好陪她啃饼干。在那个大热天里,施燕华和法拉奇挤在靠墙的一张长桌旁,几乎没有伸腿的地方。两瓶矿泉水很快喝光了,法拉奇也想不到让服务员送几瓶上来。
工作期间,法拉奇一边放录音,一边对笔记,一旦有了疑问,她就会停下来问施燕华:“这是什么意思?”施燕华就跟她解释。有时候她还很挑剔:“这英文不好懂,换一个说法吧!”为了使译文既准确地表达意义,又能让外国人一看就懂,施燕华就提出几种译法供她挑选。但是,有时法拉奇要求用的字的意思违背了原意,她就跟她说“不”。然后,法拉奇又会问“为什么不行?”两人便展开一番争论。当然,最终让步的还是法拉奇。除了为这样的争论着急外,法拉奇还提出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邓小平先生谈话时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施燕华感到啼笑皆非,她回答道:“Well(表示谈话的重新开始)。”事实上,“这个”只是中国人讲话中的口头语,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法拉奇却没有罢休,她跟施燕华商量:“‘这个’很好,把‘这个’放到谈话记录里去,好吗?”
在施燕华的协助下,法拉奇很快完成了采访稿。该稿分别于1980年8月31日和9月1日发表于《华盛顿邮报》,同时被世界各大报纸转载。同时,法拉奇在回到纽约后,也一直惦记着施燕华对她采访工作的配合。1986年,法拉奇托亲友给施燕华送来了一本意大利文版的《风云人物采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