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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处置

    时间:2021-07-11 04:00: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1962年的新疆伊塔事件,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民族性突发事件。在中国政府对伊塔事件的应对与处置中,既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需要反思的教训。因此,以新疆伊塔事件为个案,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和反思民族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处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突发事件;伊塔事什;外逃
      〔中图分类号〕 K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2-0118-05
      
      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处置中,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世界范围内来说,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突发事件乃至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个例可以说为数不少。据统计,在冷战后世界范围内进行的86起地区冲突和战争中,因民族和种族矛盾激化而导致的战争和冲突为26起,大约占到了总数的30%。(133)就中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宗教问题历来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至今,由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各种突发事件也是不断发生。另一方面,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大多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和反思民族性突发事件应对与处置中的经验教训,以便为新形势下民族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构建提供借鉴,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关于新疆伊塔事件的梳理与分析正是基于这一目的。
      
      一、1962年:一起民族性突发事件的爆发
      
      1962年春夏之交,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大规模居民逃往苏联的所谓伊塔事件突然爆发了。
      1962年4月16日前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中苏边境上,许多中国居民携带大批牲畜和财物,强行非法越境逃往苏联。在中苏边境上的几个重要边境口岸,在中苏三千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线上,外逃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当时的苏联当局与外逃中国居民积极配合,白天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以便为外逃中国居民提供方便。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塔城、裕民、霍城等边境县市共有6万余名居民逃往苏联。塔城县非法越境人口达该县人口的68%,霍城边境三个公社原有人口1.6万余人,非法越境发生后只剩下3,000余人,其中前进公社的社员只剩下9户。[2](284)居民外逃严重破坏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造成巨大的损失。据统计,新疆地区外逃人员带走和损失牲畜30多万头,有40多万亩土地没人耕种,大车、农具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3](42)与居民外逃相呼应,在苏联驻新疆伊宁领事馆官员的煽动和策划下,新疆一些地区还发生了多起暴乱流血事件,最为严重的是“5.29”暴乱事件。从5月下旬开始,在苏联驻新疆伊宁领事馆官员的煽动和策划下,要求返回苏联的所谓“侨民”人量增加,争相购买车票。到5月27日、28日,购票人数猛增,29日达到高峰,买票人员拥挤不堪,秩序非常混乱。因此,当时的伊犁州党委决定:整顿秩序,停止出售去霍城的汽车票,但许多人仍在车站继续纠缠。下午2时左右,伊犁州党委派库尔班阿里州长去车站向群众进行解释教育,结果遭到暴徒们的围攻。车站聚集的人数迅速由几百人增加到2,000多人。阿不都卡的一小撮破坏分子,乘机煽动一伙暴徒,殴打干部,破坏车站门窗,砸坏电话及其他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州党委决定抽调农四师和民警支队前往维持秩序,但立即被暴徒们包围。他们用木棒、石头砸坏汽车,殴打民警,劫夺农四师一辆卡车和一支步枪,并打伤一名民兵。到下午6时许,暴徒们挟持州长,以要求政府发给去苏联的证明为借口,打伤了执勤战士,冲进了州人委办公楼,并高呼反动口号,打伤伊犁州党政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砸坏汽车,毁坏办公楼内的门窗、桌椅。暴乱闹事的人群冲进办公室,抢走了近千份档案和机密文件,并砸烂了办公室。下午7时许,暴徒们为了进一步扩大事态,又煽动群众冲击州党委办公大楼。一群暴徒高呼“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挑动群众打砸抢,他们推倒围墙栏杆,手持木棒冲向州党委办公大楼,在危急时刻,为了保卫党委机关的安全,避免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在经耐心解释教育和警告无效后,自治区党委请求中央后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对冲入州党委院内进行打砸抢的暴徒开枪镇压,当场击毙2人,打伤22人。[3](41)至此,暴乱分子才被驱散,暴乱得以平息。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5.29”伊宁暴乱事件。事后查明,参与“5.29”暴乱事件的共2,049人。其中城市居民419名,公社社员737名,学生555名,工人98名,机关干部52人,销售员30名,经济民警5名。从政治成分来看,党员29人,团员90人,四类分子21名,苏侨45名。[3](42)与此同时,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了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等地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反映当地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以上即为1962年伊塔事件的基本情况。
      
      二、中国政府的应对与处置
      
      1962年的新疆伊塔事件,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而对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则是一起非常严重也非常典型的民族性突发事什,它不仅具备一般性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而且比一般性突发事件更具有复杂性和处置的困难性。首先,这一事件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发生的,并且由于各种复杂因素而在短时间内急剧扩散和蔓延;其次,这一突发事件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它不仅涉及到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而且涉及到中国对外关系的处理,与当时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紧相联系,这就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事件的复杂性和问题处置的困难度;再次,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不仅造成中国边境地区的严重混乱,使当时新疆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建设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对中国的国际声誉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一事件,力争尽快稳定新疆地区局势,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确实是一大挑战。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与处置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动各方面力量协调配合,以遏止事件的发展和应对可能发生的事变。伊塔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动员起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力量,整个新疆进入局部动员状态,边防部队和驻军31集团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从而使暴乱很快被平息,首恶分子遭到严厉惩处。4月23日,周总理紧急召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张仲瀚,要求迅速调集干部和民兵部队赶赴伊、塔地区执行“代耕、代牧、代管”的“三代”任务,以恢复和稳定边民外逃地区留下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同时着手在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场群。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5月13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委托,兵团直属单位和各垦区抽调大批干部战士,赶赴边境地区,完成“三代”任务。与此同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迅速派出武装值班连队赶往出事地区维护社会秩序,配合边防部队保卫边境各县人民政府,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从1962年5月5日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编了6个独立营,共21个值班民兵连,沿中苏边境布防、其中农四师2个营8个连布防于霍城至昭苏边境;农五师主力则由哈密移防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共1个营3个连,布防于博乐边境;农七师1个营4个连布防在阿勒泰边境;农一师1个营3个连布防在阿克苏地区边境一线。同年5月21日,兵团根据新疆军区的指示,决定在中苏边境建立一批边防工作站。1962年4月至8月,共增设边防工作站58个,并由兵团新设一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管理力量,扭转了中苏边境“有边无防”的局面。[2](284)经过各方努力,到6月底,大批边民非法越境的行动基本上被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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