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源流、衡量标准及基本内容

时间：2021-07-10 04:08:4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治理理论的兴起为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新视角，这是对东西方传统国家治理的超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国家治理现实的回应。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衡量标准和基本内容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文章认为，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准有民主化、法治化、系统性、开放性和发展性。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则包括治理结构体系、治理功能体系、治理制度体系、治理运行体系和治理评估体系。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源流;主要标准;基本内容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2-0022-06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特点、机制及规律研究”（12XKS016）;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推进民族地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研究”（11JD710017）;广西高校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网络时代社会管理创新研究”（DSBD13YB044）;钦州学院科研项目“协同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中心”（2014XJKY-55B）;钦州学院“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项科研项目“社会管理创新与民主法治建设——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考察”（2013SBD01）。
　　作者简介：梁芷铭（1981-），男，广西玉林人，钦州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高级职业指导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政府行为与政策分析、公共治理与媒介传播;徐福林（1981-），男，广西岑溪人，贵阳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部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政治教育;许珍（1972-），女，广西合浦人，钦州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律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论。
　　自国家出现以来，国家治理便被普遍谈论、探讨、阐释和实践。在中国古代，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概括并不少见。《吕氏春秋·察今》提到“治国无法则乱”，《老子》则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则无不治”，儒家主张修齐治平，法家则主张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等等。虽然各家主张相异，但始终与政府、权力及其所及之领域、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国家/社会秩序、以法律/儒家伦理为重心的社会规范联系在一起，始终围绕着政府权威、自上而下运行的权力，反映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当昔日国家治理逐渐远去，现代国家治理则带着朝阳的微明浮出地平线。此时，社会各领域矛盾日趋复杂，同时，公共事务、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心，及至治理理论风行，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的弊端逐渐显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国家治理及其体系的理论源流
　　当历史走到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出现了特殊的历史氛围。此时，冷战行将结束，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由于远远落后于美、日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而令人堪忧，一些国家危机重重。同时，发达国家本身也诸多难题缠身，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平共同发展成为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非洲的发展状况，世界银行在1989年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不管是在理论领域，还是在政治实践领域，治理及其理论都开始为人们所熟悉、谈论、阐释和应用。
　　1.治理的必要与失败：治理理论的西方话语。詹姆斯·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认为，治理（Governance）有赖于共同目标的支持而不是国家的强制力量，是“只有被多数人接受才会生效的规则体系”，治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非政府机构以及其他社会主体，也可以称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而在这样的规则下，“各个参与主体都没有一个正式的权力，都是在相互之间约定成熟的规则和领域下进行活动，而且在各自的领域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詹姆斯·罗西瑙指出了治理与统治的差异，而在此前，治理与统治一词常常交叉使用，并被广泛应用于政治领域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领域——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它才获得新的含义，它不仅超出了自身（Governance），也超出了统治（Government）。但在格里·斯托克看来，治理所求的“终归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因此，治理和统治的差异，“那也只在于过程”。[2]
　　实际上，治理的概念以如下三个理论原则或假设为根据：一是“可管理性出现危机”，二是“危机反映着国家干预这种传统形式一蹶不振”，三是“各个‘发达’国家中无不正在出现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而且正在就此点趋同”。[3]这意味着政府权威趋于减弱、政府行为效率下降，而新型管理原则将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因而，治理终究还是要逐渐取代统治，取代政府管理。罗伯特·罗茨认为，治理替代了“政府管理”标志着“政府管理含义的变化”，它指向“新的管理过程”“改变了的有序统治状态”“新的管理社会的方式”，因而，治理可以是“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管理”“作为社会—控制论系统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4]这必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或国家协调的失败”，但是在鲍勃·杰索普看来，“以治理取代市场或等级统治是会失败的”。因为不存在“对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实现完全或总体控制”，因而，“市场、国家和治理都会失败。”既然如此，就要反思“在失败的情况下什么结果是可取的”，并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多种多样的备用对策”，而更为关键的是“必须承认有可能失败，但是仍然按照事情可能成功的方式坚持下去。”[5]虽然治理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会走向“失败”，但其可取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多种形式的协调和特定的调整以求某种必要的全面管理”。[6]面对不断遭受质疑的“治理”，一道新的风景——善治（GoodGovernance）出现在学术界，径直指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与公民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合作、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间的新关系。同时，它又为不同学者阐释、争论、回味与期待。

推荐访问:源流衡量治理现代化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源流、衡量标准及基本内容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