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利益理论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
时间：2021-07-09 00:04: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温特在批判了主流学派基于无政府性和物质主义的研究范式后，基于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原则，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向。以研究范式的转向为基础，国家利益理论研究也实现了转向，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不是由物质性因素建构，而是由观念因素建构；在国家利益的内容上，建构主义认为应包括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理论既有现实性，又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关键词〕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温特
〔中图分类号〕 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2-0037-05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兴起，90年代中后期逐渐成熟。与以现实主义学派和理想主义学派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派不同，以美国学者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针对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难以交锋，以及作为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学派间存在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趋同，发展空间狭小、动力不足的问题，立足于整体主义方法论和理念主义世界观，坚持反理性主义和反物质主义原则，重新构建了国际关系理论，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向。并且，对国家利益理论的研究也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建构主义的理论转向。
一、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现的
研究范式转向
现代意义的国家产生后，如何确定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利益成为各国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之前的国际关系理论，虽说有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等流派，但是从理论的系统性、成熟性以及影响力上说，主要以理性主义为特点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派别为代表，本文涉及的建构主义之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主要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自产生以来有了很大发展，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分别发展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不过，虽说从理论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比起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了很大发展，但从研究范式上说，它们依然继承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一，无政府性原则。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作为建构理论的给定前提。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则[1]；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基欧汉也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起点研究国际制度，把无政府性视为“表述了国际政治的特征”的基本体系要素[2]。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可派生出两种结果，一是使得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因为在无政府条件下，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可以保障各个成员的安全，因而各行为体只能自保，由此形成一个自助体系；二是使得国家必定推行权力政治，因为各国在自保中的每一举动都会对其他国家有所影响，从而形成安全困境，由此引发军备竞赛和权力之争，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在权力政治问题上有所保留，但是同样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自助本质作为基本理论假定，把研究重点放在国际制度如何削弱无政府性的负面影响上面。这样，无政府性似乎成了国际体系的固有属性，成为一切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也成为了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素，任何国家的身份及利益都要在这一前提下确定并实现。
第二，物质主义原则。
无政府前提下，如何确定国家的身份及利益呢?主流学派坚持物质主义原则，即通过物质力量谋取身份并实现利益。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社会基本变量即国际体系结构在确立上依赖各国的物质力量，坚持一国有多大的物质力量（主要通过军事力量体现）就会有多大的国家权力，相应的就会有多大的通过物质体现出来的国家利益。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指出：“在一个自助的体系内，国家是按其实力的大小排列的。国家是一个注重自我利益的单位，国家行为的变化主要因为实力的不同而不同，而不是由于其意识形态，或其社会及政府形式的区别”[3](3)；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国际制度虽说从表面上看体现的物质性要素很少，更多强调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等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但从实质上说，各主要国家建立国际制度的目的依然着眼于制度能够提供的物质回报，对物质性权力及国家利益的追求仍然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动因。
对于主流学派的建构原则，温特指出，国际体系的自助性与权力政治的产生与存在是由无政府性导致，以及国家的身体和利益是通过物质力量实现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温特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预先给定的因素，而是在国际社会中各国的互动中建构的；主权、无政府状态等国际制度也同样是国际社会中建构的结果，从而从思维范式上颠覆了过去主流理论的根基，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向，具体讲：
首先， 关于无政府性是否导致自助性的问题。温特的看法是：在无政府状态下， 即使行为体的第一考虑是自身安全， 体系也不一定呈现自助性。他分析了两种情况： 一是如果体系成员间关系是敌人， 从自我安全角度出发， 行为体只能依靠自助求得安全， 体系呈现自助性； 二是如果体系成员间关系是朋友， 行为体间不存在安全威胁， 且当体系内成员受到外来威胁时还会相互维护安全， 此时体系不呈现自助性， 而呈现助他性。因此， 体系是否体现自助性不在于它是否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取决于成员间的身份关 系[4](318-328)。而成员间的身份关系也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为体间的实践互动建构的。行为体间的身份决定着接下来所采取的行动，如果是敌人则体现行为中的自助性，如果是朋友则体现行为中的助他性。可见，产生自助或是他助的根本原因不是无政府性。
其次，关于无政府性是否必然导致权力政治的问题。温持指出，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的，不是无政府性必然派生出来的结果。他使用了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没有预先的互动经验，那么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感到对方是在威胁自己。如果第一次相遇时他者发出的信息是威胁性的，自我才会感到威胁感；如果他者发出的信息是友好的，则自我感到的就不是威胁的。可见，只有在双方接触后才能确定他者对自我的威胁与否，而这些不是由无政府性确定的，而是在双方互动过程中确定的。以此类推，两个国家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从中可以看出，两个国家间是否存在安全困境不是无政府性导致的，而是在行为体的互动中确定的。因此，因自助而采取的权力政治也不是由无政府性导致的，而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建构的。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国际体系中的自助性和权力政治并不是由无政府性决定的，从而否定了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命题。在温特看来，导致自助性和权力政治的关键还在于观念，他指出，“无政府状态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它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1](41)
再次，关于国家身份及利益由物质力量确定并实现的问题。温特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强调权力和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动力，认为观念只能起到无足轻重的解释作用，这是物质主义的理论假定。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它把观念讼 仅作为单纯因果理论中的另外一个自变量，认为脱离了观念，权力和利益照样具有重要的作用”[11](39-40)。温特强调，观念最重要的作用是建构作用，不是因果作用，权力之所以具有意义和内容并因之产生作用，首先是因为观念使然。温特认为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够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能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从而确定了观念在行为体身份及利益构建中的核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