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
时间：2021-07-06 12:01: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现象，亦是高中历史新课程的重要专题之一。近20年来，学术研究厘清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史实，摆脱了革命史观的束缚。但是，中学历史教学仍在重复旧说。本文力图沟通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以资同仁借鉴参考。
【关键词】近代资本主义，学术研究，中学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05-0003一08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历史现象。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将其列为“必修Ⅱ”的专题之一，定位为“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其内容标准为三个子目：
(1)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2)了解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主要史实，探讨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3)探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史，按照这样的要求书写教科书，取决于编写者的学术水平。目前高中新课标教材有的仍持传统观点，有的吸收了部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新旧杂用。客观、准确地把握这个专题必须深入了解相关领域的新研究。笔者不揣浅陋，试图沟通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以资同仁借鉴参考。
一、名与实
“中国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特定概念，尽管所有教材都在使用，但对其内涵的解释各持己见。有的仅限定在民族资本主义的范畴内，有的将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形式都纳入中国资本主义。因此，有必要先厘清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内涵和外延。
“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是革命时代的政治词汇。它们是“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概念出现后的对应物。列宁是民族资产阶级概念的发明者，他指的是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分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着重阐述了这一观点，他以“压迫”和“被压迫”两个简明扼要的词汇，突出了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根本对立的关系。同时，列宁也指出了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反动性并存这一特殊本质。在列宁的启发下，毛泽东把“民族资产阶级”改造为一个十足的革命观念。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又创造性地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并分析了各自的经济地位和对待革命的态度。毛泽东认为：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动摇不定的阶级，具有两面性。因此，“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买办资产阶级依靠帝国主义，同封建势力也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后，发展成官僚资产阶级，亦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后来，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买办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经常是同义语，民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中间阶级)也是同义语。毛泽东从政治上的敌我关系将资产阶级划分为这样两类，由此也改变了列宁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含义，即：它不再是泛指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而是特指旧中国区别于大资产阶级的具有两面性的中等资产阶级。后来有人引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为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国家都存在类似的阶级，如亚非拉的民族资产阶级。
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对应的经济基础被称为买办(官僚)资本主义。“买办性、封建性、垄断性、特权性”是官僚资本的突出特征。过去所谓“四大家族”就是按照这个论断描述出来的。那么，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理应就是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则有多种代称，如“民族工业”“民族工商业”。这已不是指整个国家或民族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指在外国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之间产生、存在的一种特殊经济。在红色根据地的公有制经济出现之前，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唯一的新的进步经济。这套理论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也被视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在革命斗争中起到指导中国革命的作用。
革命史观应用上述理论解释中国近代经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时至今日，中学历史教科书和教学仍然受其影响，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基本等同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民族工业”被作为论证的依据；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必然起到压迫、破坏“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革命史观的重大缺陷是理论先行，不是论从史出。当学术界从史实的角度，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结论大相径庭。
“买办”是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经纪人和经纪业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中国近代的买办也有进步与落后的差别。陈旭麓先生认为，买办是“当时中国最懂得资本主义知识的一部分人”。这是真知灼见。19世纪70年代以来，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企业中，买办资本的比重非常可观。如唐廷枢、徐润之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郑观应之于上海电报总局、上海织布局，郭甘章之于甘章船厂，祝大椿之于源昌碾米厂，盛宣怀之于天津电报局、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及中国通商银行以及后来的虞洽卿参与的四明银行、宁绍轮船公司等等，正是这些遭到唾骂的买办创办了很多令人尊敬的民族企业。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对买办的评价进一步上扬，认为他们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代企业家，对中国的近代化发挥了促进作用。所谓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固然存在，然其积极作用亦应受到重视。对于基础弱、起步晚的后现代国家，国家资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系重大。最明显的事例是，日本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主导下快速起步和发展起来的。在近代中国，官商之间也绝非以“压迫与被压迫”为主。清末民初，官员投资工商业而列身商贾的现象较为突出。以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两大民营企业集团——同学熙企业集团及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为例，其鼎盛时期的资本总额分别达到4000万元、3000万元。二人以“南张北周”著称于世，他们都是亦官亦商。周学熙之父周馥官至总督，周学熙曾任开平矿务局总办、长芦运察使、直隶按察使、北洋工艺局总办等官职，后两度出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官场和工商界两方面的人脉极广。启新由官营转为私营企业时，又有一批官僚参与其中，包括周的亲族和袁世凯的亲族。启新公司的历届董事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