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交互视野中的比较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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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新闻学比较研究在我国学界开展得比较晚，关注的焦点在于中西方新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们开始转向中日、中欧等相关国家与地区新闻传播的比较研究。如果从媒介交互视野中考证比较新闻学，在中国可追溯到孔子编撰的《春秋》，并在历代王朝的媒介中交互相传。到了晚清时代，随着西方报刊媒介传入中国，中外媒介产生剧烈交互，激发了中国资产阶级办报高潮，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民主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国媒介深受苏联媒介思想影响，直到中苏外交关系破裂而止。改革开放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出现了新的语境，媒介的学习与互补进入到了新的交互阶段。中俄“比较新闻学”应运而生，弥补了比较新闻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缺憾。《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中许多新论新说，丰富了媒介交互视野下的比较新闻学理论。
关键词：比较新闻学；媒介交互；中俄新闻理论；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5-0152-07
收稿日期：2012-02-20
作者简介：王振铎（1936-），男，河南偃师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
一
2011年年末，有幸获赠张举玺教授新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论著，由此引发了笔者对比较新闻学的关注。
中国的新闻史原本就是在古今历时性比较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西方新闻学传入我国后，比较新闻学在中西新闻之间共时性比较研究，即空间性、地域性比较研究中得到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学又同从西方引进的传播学相交互，嬗变成一门中国式的一级学科——新闻与传播学，被列入权威的高等教育部门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在依法管理的思维模式下，这个一级学科下辖着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并在森严的级别观念管制下，开始报考、招生、设课、划分专业，同时进行着教育部门严格规定的学科、专业建设。但是，却很少有人去下苦功夫、仔细认真地对学科专业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
从媒介交互的观点来看，多种媒介之间自古就存在着社会人文交互关系。有事实上的交互关系，就有理论上的比较研究。做了比较理论研究，当然会更深刻地认识到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交互关系。比如，孔子编辑成书的“春秋”经，即鲁国的“年度新闻报道”，与五百多年后左丘明等人结撰成书的“春秋”传，即“深度新闻特写及历史背景解说”两相比较，一个是新闻媒介，一个是史传媒介。后人又把“经”和“传”合编成一部完整的《春秋》。黄侃手批的《白文十三经》本子，代表一种相对完整的经传载体传播下来，被后人尊为孔孟传统儒学的六大经典之一，它俨然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渊薮，是流传至今的新闻大河的源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较早提出比较新闻学研究这一课题的是童兵先生的《比较新闻学论纲》。他特别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比较方法，历时性比较和共时性比较，即时间比较和空间比较。童先生的老师方汉奇大师专门致力于中国新闻史，当然对历时性比较方法掌握得精细独到，厘清了许多我国新闻史上的因变关系。童先生自己则在教学之余，致力于中西方新闻学理的共时性比较与空间性比较，2002年出版的《比较新闻传播学》是他这方面的突出成果。其他论著，有张威的《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社出版社，2003年出版）。最近十多年，郭庆光、陈力丹等不少学者注意了中日新闻传播的比较研究和中欧特别是中国与东欧、西亚一些国家的新闻比较研究，而对中俄新闻比较研究，人们似乎还无暇光顾。此时，张举玺教授从俄罗斯学成归国，一连数年，致力于中俄新闻比较研究，他带领他的团队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等，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研究，成果出了好几部。
最早把《春秋》看做新闻媒介的是北宋的学者型宰相王安石。他用比较的眼光来看《春秋》，觉得这个“经”远不如宋时的“朝报”编得系统。信息量太小，且不连贯，缺乏整体思路，于是，便骂其为“断烂朝报”。“朝报”虽然“断”而又“烂”，但毕竟是“报”。“报”是经过编辑者对讯息审查、辨析、删削、挑选、判定、编序构成整体的新闻版面。宋代的报，不论是“官家朝报”还是“市井小报”，已经都是新闻纸了，以“newspaper”称之，相当合适。大量出版的报纸，当然是一种可用舟车运输向远处传播的新闻媒介了。
在公元前的春秋时代，不仅周王朝的宫廷有记录新闻大事的“春秋”，诸侯百国也有记录公侯伯爵大事的“百国春秋”，相当于周天子的中央新闻以下各地诸侯的新闻记录。这些新闻或以竹本、或以甲骨、或以金石为载体，都是“版”或“片”的形式，粗重体大，难存放，难查阅，更难搬运。少数刻写于石版，铸字在青铜器皿，虽可长期保存阅读，但更难运输传播。聪明智慧的人就想办法，分别把那些记录大事的竹木版子，编连起来，既防止散乱，也好查阅。由孔子编辑串联而流传下来的那套时事记录，就是鲁国的“春秋”。“周春秋”虽然是周天子宫廷的新闻记录，但因没有经过编辑，或编辑得不好，散失了；或保存不得法，没能传播于后世。
只是在《墨子》等百家子书中留下了一些片段资料。如《墨子》所载：“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以为罪）。杜伯日：‘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者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三年后，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者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这样的新闻作品，显然是借神鬼来评论周宣王滥杀无辜臣民，用来“赏贤”、“罚暴”，监督天子，意在批评。这种事，“燕春秋”也有类似的记载，目的是让为君父者，对臣下多做“教”、“儆”之仁，对杀人的事要“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憎邀（局促不安、隐秘地、迅速地受到报应——作者注）也”。墨子认为，对天子君侯王公们滥杀无辜而不罪己者，就应将其暴行恶德“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以示批评和儆戒。想来，当时的“周春秋”与其他的“百国春秋”之间本来就存在互补互动、交流监督和学习仿效的交互关系。从这些片段资料中，可以看出，“周春秋”中不仅有周王朝的新闻记录，而且还有一些监督周天子的新闻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