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进程
时间：2021-07-02 20:03: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本文重点研究袁世凯关于注重培养将才、建立系统的军事教育体制、理论与实践并重以及学习国外先进军事理念等一系列的军事教育思想，在编练新军的实践中得以具体实施，大大加快了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和军事正规化的进程。
【关键词】 袁世凯；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
晚清军事教育的近代化历程始于19世纪60年代新式海军筹建，但由于国内外时局等因素影响，直至甲午战后，才得以蓬勃发展。袁世凯作为当时政治军事领域的风云人物，其注重培养将才、广设学堂，建立系统的军事教育体制以及学习国外军事教育理念的思想，对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将才为先，把军官的培养放在军事教育的首先位置
在军事教育近代化进程中，军官队伍教育近代化无疑是重中之重。而甲午战争之前，由于在军官选拔任用上保守和落后，军队大部分军官都还是中国传统体制下行伍出身的旧式将领，陆军尤甚。部分军事学堂的学生毕业到军队后，也“无指挥军队之权，仅仅当军营之教习，赏罚不属，而日聒于其侧，大为军中排斥，故甲午以前学生无能任用者。”［1］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人们对当时清军将领军事教育的落后程度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把人送到这些为当权者提拔起来的，老而无用的指挥官手下作战，是一种犯罪行为”。［2］作为甲午战争的亲历者，袁世凯也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认为那些将领仍“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击发捻’救法御强敌，故不得力者不可数睹耳”。［3］并提出了加强军官军事教育的建议，“宜速延名教习，……教兵官认真研究西法，另改军制。”1895年12月，袁世凯接手编练新军伊始，便十分注重对军官的选拔培养。他不拘一格的选拔军事将才“遇有才具出众，堪资任使各人员，由臣处不拘阶途，奏请破格擢用”如聘请徐世昌“至小站任总理本军参谋营务处”，在他的主持和影响下，翻译介绍了一批西方和日本的近代军事著作，如《战法学》、《陆战新法》等，为新军的编练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4］同时，也大胆启用了一批具有西方军事知识的人才，如任用在朝鲜战场结识的、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唐绍仪任“文案”（即秘书长兼外交处长）等。“西国之将领，由武备院肄业生考从兵弁，以次升迁，必其学成而后致用”。［5］袁世凯在延揽军事人才时，特别注意“学有根底之学生，使督率营务，研究操法。”［6］先后招募到冯国璋、曹锟、张怀芝、陆建章等100余名武备毕业生，其中冯国璋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成为袁世凯编练新军的三根支柱。［7］
在军官的培养上，“须营官熟习西国兵制，……方能训练有素”，［8］袁世凯对挑选军官的标准做了规定：“专为造就将才起见。挑选学生必须质敏体健、相貌魁梧、性情忠实，兼能粗通文艺者，始准入选。”在培养过程中，还注意因材施教，按照军官不同的类型分别进行培养。如“年幼伶俐，文字较优者”送德文随营武备学堂学习，“年力强壮，文字稍次者”选入炮队培养，马队的官弁还要学习测绘、武备等学科。在学习军事指挥技术的同时，也进行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从而使新军将领的文化与军事理论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9］另外，在军官待遇上，袁世凯也给予厚赏，饷银之外，都还有优厚的津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他吸引保留了大批有用之才，张一麟曾形容说：“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10］袁世凯以将才为先，选拔培养的大批新式军官，充实到军中，逐渐改变了军官队伍的构成，在有力促进军队近代化的同时，也为他其后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广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二、广设学堂，建立系统的近代军事院校教育体制
正规军校教育是推动军事教育近代化的基础和重要场所。袁世凯总结甲午战争清军惨败的原因时，对中日军队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认为有无系统的军事院校教育是双方军队战斗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考其兵事之根源，大都植基于学校。凡军中应用之物，应有之义，应知之理，无不逐一讲求。将皆知学，士皆素炼”，而“中国兵事，本无专学，应试士子，尚取弓矢刀石，用之今日，既非所宜，而营兵之执持枪炮者，大多不知通用理法。将弁半起家卒伍，但凭血气，绝少谋略”。［11］因此，袁世凯提出“募学生数百，请洋教习数人，设官兵学堂，可将来报复用”，“似宜亟饬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才，凡中外兵法、战法、天算、舆地、测绘、器械以及技艺工程各学，均须切实讲习”［12］等一系列建议。督练新军后，袁世凯在军队建设实践中也切实感到开设新式军事学堂的必要性：“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现必须赶为作养，多多益善。”［13］1896年在小站军中开设“新建陆军行营兵官学堂”，对官兵进行初步的军校培养。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开始大规模创办军事学堂，如委任段祺瑞在保定开办了保定参谋学堂、保定武备学堂和保定测绘学堂，先后培养了熊秉琦、靳云鹏、孙岳等一批著名将领。还创办了保定将弁学堂和保定速成武备学堂，前者招募旧军将官及侍卫等入堂肄业，相当于后来的将校研究班，后者旨在培养陆军中下级军官。到民初，袁世凯在直隶一带创建的军事学堂就已超过20所。［14］
1903年，袁世凯又上奏请求建立系统的军事学堂教育体制：“各国兵学，考求至精，学堂有等次高下之不同，学业有课程浅深之互异，必须层次递进，未容陵躐而施。臣伏查今日中国情形，参考西洋各国章制，谨将学堂分为三等。曰小学堂，曰中学堂，曰大学堂，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程度。”［15］1904年9月，清王朝以袁世凯拟定的《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暂行试办章程》为基础，制定了《陆军学堂办法》，将陆军学堂分为小学、中学、兵官学堂和大学堂四个层次。此外，还先后创办了军医学堂、马医学堂、经理学堂、军械学堂、宪兵学堂等专科学堂。逐步建立起了由低级到高级、符合教学发展规律、循序渐进、等级与门类都比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制。正是有了系统的军事教育体系，后来新军的各级将校官弁，大都来源学堂学生：“其毕业诸生材艺有成者，或拔任营员，或经湖北、山西、陕西各省纷纷咨调，派充教习营弁。”［16］
三、“学”“术”结合，注意在实践中检验提高军事教育水平
军事教育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带有突出的“学”与“术”的特点。“学”即军事理论学习，“术”即实际作战能力与操练，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张之洞很早就对此有过论述：“窃唯古今之人才，皆出于学堂。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讲堂以明其理，操场以尽其用”。［17］袁世凯在编练新军过程中，十分注重学以致用，始终将军事理论学习与军事技能的提高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军事学堂课程设置上，提倡理论与实践并重，分为“讲堂功课”和“操场功课”，两者比例分布均衡。直隶武备学堂课程设置上分为“兵法、战法、算学、测绘、沟垒、枪学、炮学、操法”等。在具体教学实施中，“数月以来，各学生逐日按时进堂，左图右书，口讲指画，于西洋行军新法颇有领悟，一月之中，每间三五日，由教师督率学生……所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诸学，炮台营垒新法皆有实用，并时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18］能够及时将“讲堂功课”所学的军事理论知识通过打靶、操炮、体操、演习等“操场功课”进行实践、提高。“每日上午半天，无论何科，均须进操场加入步操练习”，［19］从而更好的提高官弁的实际作战指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