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
时间：2021-07-02 20:00: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理性主义；建构主义；身份；规范；安全研究
[摘要]国际关系理性主义范式下的安全研究一直忽视文化、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致使它无法合理解释丰富多样的国家政策变化及国家间安全关系。于是观念因素被逐步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强调观念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深刻影响了安全研究，并形成了安全研究的建构主义学派。它强调安全利益与安全关系的社会性与建构性，强调身份、规范等主观性因素对国家安全利益及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以及国家安全行为与安全文化结构的互构性。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突破了由理性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假定所构筑的“牢笼”，为我们重新建构国际政治的安全逻辑敞开了大门。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5－0076－07
国际关系理性主义范式下的安全研究一直忽视文化、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但它却无法合理解释丰富多样的国家政策变化及国家间安全关系，冷战的结束更突显了理性主义的这一缺陷。在此背景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逐步兴起，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研究，形成了安全研究的建构主义学派。奥努夫(Nicholas Onuf)、温特(AlexanderWent)、江忆恩(Iain Johnston)、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学者分别在理论与实证方面推动了这一转向，并形成了建构主义安全理论的一系列核心观点。本文旨在对西方国际关系学中安全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进行简要述评。
一、理性主义安全研究对观念的承认及其不足
和其他国际关系分支领域一样，安全研究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是两种主导的范式。它们都是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理论基底发展起来的，视角都聚焦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工具理性方面。观念、规则等社会性因素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它们要么是实力关系的反映，要么是促进利益实现的战略工具。具体而言，新现实主义对国家安全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把安全视为国家的首要目标，并把国家行为的动力归结为在无政府结构背景下由国家之间能力的差异所引发的制衡行为。“结构影响行为”的简约模式完全排除了观念和文化等因素在国家安全关系中的作用，因而不能具体解释有关制衡的问题，更不用说国家安全政策的内容了。于是，后来坚持新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试图在华尔兹(Kenneth Waltz)极其简约的理论中加入更多的解释变量，方法往往是把一些未经认可的观念因素杂合在华尔兹理论之中，比如将文化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或是产生威胁知觉的根源。
沃尔特(Stephen Walt)提出了威胁均衡理论以取代均势理论。他认为，国家结成同盟不是为了制衡“权力”而是为了制衡“威胁”。当“威胁”比较分散或不确定时，国家可能保持中立或脚踏两只船，而当“威胁”特别突出时，国家会选择“推卸责任”或制衡威胁国。在此，“威胁”的判断就成了沃尔特理论的核心关注。沃尔特认为，威胁是权力、地缘临近性、进攻能力与进攻意图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意图与权力被不分伯仲地融入同一个变量“威胁”之中，造成了其理论上的不确定性。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进攻意图是外生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特有的物质性变量即经济能力、军事技术和地理因素的。虽然沃尔特仍然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向性分析框架，但他对威胁观念的强调，使得他远离了体系层次，从物质能力分析转向了观念因素分析。例如，他认为，一种可能是国家对威胁的判断与意识形态有关，因此，国家将倾向于联合起来反对被视为侵略性的意识形态，而与被视为非威胁性的意识形态结成同盟。可见，沃尔特已经把观念等主观因素引入，并把意识形态视为同其他因素相互竞争解释力的变量之一。由于其理论取向的限制，沃尔特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进一步的探讨。可以看出，威胁平衡理论所遗漏的是一种威胁认知理论，而这恰恰是后来兴起的建构主义身份解释所要提供的内容。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虽然运用经济学方法发展了关于国际体系战争与变革的重要观点，但是，其核心假设之一即修正主义国家与维持现状国家的区分，却体现了一种未加分析的认同概念。而且在对国际体系的分析中，明显地加入了他人承认的威望因素，并认为威望而非实力是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与此同时，同属理性主义模式阵营的朱迪思·戈尔茨坦(Judith Col—dstein)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也进一步扩大了研究议程，对观念对国家行为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将观念定义为个人所持有的信念，并将观念划分为三类，即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性信念。这些观念通过以下方式影响国家安全政策的选择：观念所体现出的原则化或因果性信念为行为者提供了路线图，使其对目标与手段的关系更加清晰；在不存在单一均衡的战略形势下，观念影响战略形势的结果；观念嵌入政治制度当中。这样，他们就突破了理性主义传统对观念极度轻视的倾向。但是，这一分析框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首先，正如作者本身所承认的，它没有解释观念的来源，而只关注于观念的作用结果；其次，它所证明的观念影响结果的三种作用都是关注于如何维护利益，而忽视了观念、规范等因素也影响身份和利益本身。这些都成为后来建构主义探讨的核心议题。
二、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际关系学者们意识到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主流方法无法解释诸如冷战结束这样的转折性事件，所以把目光移向理性主义之外的文化、认同、规范等因素。他们从社会学、语言哲学、批判理论以及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中吸取营养，开始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1989年，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奥努夫(Nicholas Onuf)第一次将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把语言和规则作为理论核心，倡导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世界政治。1992年，温特(AlexanderWent)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一文，对国际政治的本体论的问题提出了质疑，重读了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状态、自助体系、权力政治等几个核心概念；1995年又发表了《建构国际政治》一文，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直到1999年，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尝试在理性主义主流理论与主张解构的批判理论之间走“中间道路”，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阐述。
在建构主义理论研究逐步深化的同时，建构主义的实证研究也在取得进展。1996年，卡赞斯坦将建构主义的方法用于国家安全研究，并产生了《国家安全的文化》与《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两部重要的学术成果。同年，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则从国际规范对国家身份与利益影响的角度，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