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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弄清各国宪政原委为务”

    时间:2021-07-01 12:03: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晚清政治转型的第一步,但一直以来被人们说成“走马看花”和“滑稽戏”,但从他们的考察日记,特别是从皇室载泽的日记来看,他们是认真而专注的。正因为如此,参与考察的载泽与端方等,成了晚清“预备立宪”的重要推手,奏折里写出了“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的名言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是清廷政治现代化转型的第一步。但,这一步颇不为后人看好。比如民国时著名报人陶菊隐写北洋军阀时涉及五大臣出洋,他的文字是这样:“五大臣带了一批随员到海外走马看花,自然考察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而清政府卖的就是宪政的假药膏,也不需要他们认真去考察。”到上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出五大臣考察日记,编著者(钟叔河)写序时依然认为:五大臣出洋和预备立宪,“可以说不过是一场骗局,是一幕滑稽戏”。笔者不知道这样的判断何以形成,但如果我们自己去读五大臣日记,就其观感,无论如何也形不成“走马看花”和“骗局”那种早已成为史界主流的看法。
      五大臣出洋日记有两种,一种是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一种是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这两人率领随员道分两途,载泽一路考察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戴鸿慈一路考察美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等。两部日记,俟其考察归国,先后付梓。在出版例言中,戴鸿慈说:“每日往观各处,足不停趾,无一刻之暇。夜归辄录所见,信笔直书,并未修饰。”大体说的是实情。
      不过,两部日记也可以形成比较,戴鸿慈所记较为驳杂,因其涉及面广;载泽所记则相对集中,多在各国宪政制度上落笔,是典型的政治考察日记。如果戴鸿慈因其访国较多,先后所历,有十多个国家,故多少有点走马看花(但亦非游山玩水那种);载泽不同,他既是去考察,更像是去问学,所到之处,辄有各国政治专业人士就其制度专门为之讲解。说到底,戴鸿慈是汉人,载泽是满人;戴鸿慈是户部左侍郎,载泽是王公(镇国公),身为皇室,虽没有戴鸿慈那样的行政职务,但载泽对满清前途的忧虑,更为深切,因而对立宪的期许也更为迫切。
      由于心态上的差异,落实到日记上,戴鸿慈固然记载周备,但不是没有优哉游哉的地方,哪怕就是观剧,日记亦有落墨;而这些在载泽日记中就没有。换言之,戴鸿慈看戏的时间,或许载泽正在上政治课。因此,从立宪的角度看,载泽日记比戴鸿慈日记更有观察价值。
      
      考察日本宪政:
      “方法次序,究竟若何?”
      检读载泽日记,第一个考察国家是日本,除了对议院、学校、工厂、兵营、警察所等作例行考察,日记记载最多且最详的,便是他与日本政要或学界的接触与会谈。这不是一般礼仪性的应酬,而是让对方给自己上课。显然,载泽不是无备而来,而是带着问题来向对方求教请益。据1906年正月初三的日记,“午初,法学博士穗积八束以内阁命令来讲日本宪法,并悬一君主统治简明表于壁,指画而言。略谓……”这一略谓,便是两三小时。穗积八束是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宪法学者,梁启超流亡日本时,也深受其思想影响,由他来给中国皇室讲解君主立宪制下的日本宪法,适得其人。从宪法到财政,穗积八束宛如讲演。其讲解内容,记载甚详。
      第二天,光临使署的便是日本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未正,伊藤侯来,以所著《皇室典范义解》《宪法义解》见赠,因谈宪法”。接着,日记记载他们之间的答问:
      载泽问:“敝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伊藤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问:立宪当以法何国为宜?”“答:各国宪政有二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问:君主立宪与专制有何区别?”“答:君主立宪与专制不同之处,最紧要者,立宪国之法律,必经过议会协参。宪法第五、六条,凡法律之制定、改正、废止三者,必经议会之议决,呈君主裁可,然后公布。非如专制国之法律,以君主一人之意见而定也。法律当裁可公布之后,全国人民相率遵守,无一人不受治于法律之下。”就此,伊藤忠告载泽:“贵国十八行省,往往各定章程,自为风气,久之成为定例,彼此互为歧异,故立宪国之法律,必全国统一者也。”
      这等于是伊藤给载泽逐条解释日本宪法,载泽问:“如侯所言,皆见诸实行否?”伊藤道:“凡余所谈,皆身经艰难阅历,实行有效,非如学问家之仅由研究理想而得也。”彼此答问,推心置腹,自宪法而内政而外交,载泽的提问均非泛问,而是有着强烈的针对意识。
      最后一问更见切要——载泽直询:“敝国将来实行立宪,其方法次序,究竟若何?”对此,伊藤的回答十分谨慎。他认为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民情风俗不同,交通不便,风气难开。不像日本国小,交通便利,民俗又大致相同,制定完全一致的法律相对容易。因此他表示对这个问题需要“他日再详思以对”。这不是敷衍,而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这一篇主客问答,从“未正”(下午之时)到“申正二刻”(下午4时30分)。伊藤说的不是日语而是英语,由一柏姓随员翻译,一钱姓随员记录。
      
      考察欧洲宪政:从三权分立讲起
      抱着这种问学讨论的心态,载泽从日本经美国来到英国。1906年农历三月初三,从中午忙到晚上,各处拜访完毕,已是晚8时,却请了“政法学教员埃喜来来使署讲英宪法纲要”。是日为第一讲,从三权分立讲起,并言及君主权限。君主固为一国之尊,法律要经他批准才能颁行,各部院的行政,也要奉其命而行,裁判所所执之法,亦为王法。看来王权至大,庶几同日本一样;但,此中却另有计较。
      比如,“至裁判权,君主及各部大臣皆从无干与”,这就是司法独立。至于立法,“英议院颁定科率,近二百年,君主从未批驳,今已认为公例。至皇族,例不干与政事。”这是虚君。就议院而言,不但“有节制政府之全力”(这就是内阁制);而且上下议院,“以下议院权力为最大”。一是因为“议员为庶民公举,凡议事,上议院员各抒己见,下议院员实代表通国人之意见”。另外,“全国财政之权,独归下议院主持,政府度支及国中赋税,必先经决议乃行,上议院从不干与”(这是宪政框架下的民主)。待讲座完毕,已是“亥初一刻”(9时一刻)。
      初四同一时间,“埃喜来讲英内部、农渔部之规制”,“讲毕,亥正散”(晚10时)。初五,白天各处参观考察,晚上老时间,“埃喜来讲户部、番部规制”。初六,白天会晤相关官员,晚8时,照例,“埃喜来讲英地方自治部规制”,特别强调,“夫伦敦地方自治,为英国宪法之起点。英之宪法,先于各国。其地方自治,又为各国所推崇取法者。”讲毕,“以所著《地方自治论》《宪法解义》为赠。”初七,“埃喜来讲议院之制”。
      接下来的日子,埃喜来晚8时又先后开讲“司法部规制”,“学部规制”,还有一次带来“教育家,演说英国办理学务情形”。在英伦的日子,埃喜来成了载泽使团的专职政治教员,系列性的讲演,记载详细,成了载泽英国考察日记中的最重要的内容。相比之下,那些各处参观的记载,倒很简略,如同陪衬。这些记载,并非都是载泽亲笔,更多出自随员;但可以看出,载泽和使团都是十分用心的,否则,那么多个晚上又何必加班上课。
      农历三月廿五下午,载泽一行离英去法,晚上到达巴黎。第二天开始参观,依然是晚上8时,“邀法提审院裁判官衔金雅士讲法国宪政源流”,这简直就是一部扼要的法国现代史。“法国未立宪时,君主专制,贵族擅权,政治腐败,人民愁苦。当法王路易十六时,……自由思想已渐发达,于是请国家立宪之议乃起。”“至西历1789年8月26号,宣布宪法十七条……”“1793年7月24号,改民主政体”,“1799年,拿破仑第一专政”,“1814年6月,拿破仑败,旧王之弟鲁易第十七立,行君主立宪政体”,“1848年11月14号,复用民主政体”,“1852年,鲁易拿破仑综国是,仍留民主政体”,后“又变为立宪君主政体矣”,“1870年,拿破仑第三战败,复改民主政体,迄今无变”。
      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到复辟到君主立宪最后复归民主,法国国体与政体的演变历80年而反复无常。所以,当同盟会效法法国大革命而欲在中国举行同样性质的共和革命时,清末立宪派持反对态度。盖在于一个君主传统的国家,经不起共和革命的折腾,不若像英伦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国势方稳。当然,这话题不是皇室的话题,而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争执。是日晚,当这个法国百年变迁的讲座结束时,时针已经指向“亥正”(10时)。
      
      “一彼一此,皆可借镜”
      比利时的考察,同于日本与英法。载泽一路只考察四国,各国宪政变迁与特点,从日记看,或从当时发回国内的汇报奏折看,载泽连同他的随员基本上是清楚了。日本的特点是“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如果日本“君有独尊之权”,英国则因其虚君,“君主垂拱于上,而有暇豫优游之乐”。法国呢,“虽有民主之称,统治之权实与帝国相似”。至于比利时,“大抵比国行政之体,取则法国者为多”。通观载泽日记,以弄清各国宪政原委为务,但不多作价值判断。这是考察的本分,至于如何评价乃至资鉴取舍,当是下一步的事。
      唯在考察结束那一天,载泽于考察内容之外,记录了他自己历经四国的感受,读来意味深长:“是行历聘四国,交际之仪,略可觇鉴。日廷款待尚殷,法商欢迎殊盛,英为少简,比为最优。然人之重我者,或非无因,在我要当亟图自重之策。人之轻我者,何莫非忠告,我当益自警觉愤发,勿启自侮之端。一彼一此,皆可借镜。观日本海军弁卒往英驾舰者方至,而英廷诏命其臣郊劳宴礼,举国欢迎,其致此固有道哉!”
      回国之后,载泽(连同与戴鸿慈一路考察的端方)成了朝廷“预备立宪”的重要推手,他在奏请立宪的折子中有一句重要的名言“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这样的认知,显然来自他在考察中的感受。(待续)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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