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纵向比较研究]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标

　　摘　要：通过对2003年和2011年中国内地18~65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影响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因素，并将2003年与2011年的结果进行纵向比较。研究结果发现，2011年城市居民总体生活质量较2003年有实质性提高，年龄、收入、就业状况、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居住地点与城市居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存在线性相关。但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使城市居民不能完全享受健康公平，需要通过医疗改革进一步推动健康相关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满足更高层次的健康需求。
　　关键词：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纵向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139-06
　　一、文献综述
　　生活质量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后（Schuessler& Fisher，1985），开始在世界各国展开，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的相关研究。此类研究通常从客观评价、主观感受以及环境因素几个维度进行考察，是被视为人们对多个方面的感受的综合考察（Schuessler&Fisher，1985）。Kau Ah Keng 和Wang Siew Hooi在1998年对新加坡居民进行了生活质量调查，结果显示健康是对人们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的一项，在其他发达国家所做的生活质量调查中同样显示健康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Keng & Wang，1998）。随着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在生活质量研究领域继而出现了专门针对人群健康状况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研究（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简称为HRQOL），此类研究主要考察的是被访者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功能方面的感受（Smith et al，1999；Anderson et al，1993；Sousa & Kwok，2006）。
　　相关国际研究表明，通常年龄较大、女性、收入较低者和教育程度较低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得分较低，而更年轻者、男性、收入较高者和教育程度较高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分则会显著提高（Hopman et al，2006；Burstram et al，2007；Hjermstad et al，1998，Foss?觟 et al，2007；Lubetkin et al，2007；Jia & Lubetkin，2005；Smith et al，1999）。此外也有研究表明不同程度的肥胖、体重过轻、独居和身高较矮的成年人都会在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分上出现显著下降（Jia & Lubetkin，2005；Hjermstad et al，1998；Christensen et al，2007）。目前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研究在中国开展的较少，现有的中国大陆的研究表明在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分上男性高于女性，农村高于城市，在职者、中等教育者、收入较高者的得分较高（Wang et al，2005；潘廷芳等，2011）。而在香港、台湾地区所做的调查主要是测量调查工具的效度和特定人群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等（Lam et al，1998；Fuh et al，2000；Lai et al，2005）。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测量，特别是针对全体国民的普遍性调查还是较为缺乏的，并且多为横断研究，纵贯性的数据分析还未见于相关研究中。
　　综合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国际上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是医学取向，现有研究大部分关注的是病患群体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情况，并将其结果运用在临床治疗以及医药业、医疗器材业的生产中（Ringdal et al，2004；Fuh et al，2000）。一些针对全体国民的调查也是以各项病症作为变量指标来考察，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身体机能这一个维度上。社会科学视角下从社会经济因素角度来解读全体国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研究较少，且目前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研究在发达国家使用地比较频繁，有的已经被医疗机构纳入到临床医疗结构当中，此类研究较少见于发展中国家，关涉到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是在WHO所做的对WHOQOL问卷进行评估的跨国调查中（The WHOQOL Group，1998）。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本次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本次研究将采用社会科学取向。与以往用身体机能等生理指标作为考察变量不同，本次研究将被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人口学特征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考察，使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考察各变量对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2）本次研究将抽样框推至全体国民，不再以身体机能的生理维度作为划分人群的标准。（3）本次研究是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研究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样本，结合国际研究现状来看，这一研究将弥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研究在发展中国家的空白，并与已有的欧美国家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4）本次研究在社会科学的框架下使用了纵向研究方法，在时间上形成了连贯性，对比两个不同时期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民生活满意度变化的趋势，为政策制定、预测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供有效的参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二、研究概况
　　本文使用的数据分别来源自2003年全国八省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以及2011年湖北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2003年生活质量调查在北京、上海、武汉、长沙、郑州、兰州、昆明、广州等八个省会城市展开，采用街头随机偶遇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问卷1 680份，回收1 609份，有效回收率为95.8%。2011年在湖北省内进行的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按照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分层分别在武汉、荆州和枣阳展开调查，采用城区—区—街道的层级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1 700份，回收1668份，有效回收率为98.12%。
　　在2011年的调查过程中被访者就“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满意程度如何”这一问题在“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中选择最符合自己感受的一项（“非常满意”=5分，“比较满意”=4分，“一般”=3分，“不太满意”=2分，“很不满意”=1分）。在2003年的调查中没有健康满意度的总体评价，因此我们将“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过去一年内）”和“个人精神状态（过去一年内）”两个指标相加后取均值，构造出2003年总体健康状况满意度。将总体健康状况满意度作为因变量，以被访者的人口学特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进行计算。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2003年城市居民总体健康状况满意度处于不太满意到一般之间，评价不高（2.20±1.170），2011年的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总体健康状况满意度在一般到比较满意之间，比2003年上升了一个层次（3.40±0.864）。2003年与2011年的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文化水平、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和居住地点的被访者均表现出得分上的显著差异。从总体上来看，2011年的居民健康状况满意度要高于2003年，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确实在不断地提升。
　　三、数据与分析
　　将研究结果进行提炼，结果表明性别和工作单位类型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不存在线性关系，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收入和居住地点等六项因素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
　　年龄要素的影响体现在2011年回归模型中，结果表明年龄每增加一岁，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就下降0.007（1-e-0.007）个单位。这是比2003年多出的一个影响要素，这一结果也与国际研究结果相一致（Hopman et al，2006；Hjermstad et al，1998；Foss■ et al，2007；Jia & Lubetkin，2005；Smith et al，1999）。2011年的回归结果表现出被访者文化程度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但文化程度的影响效用是负向的。2011年回归结果显示与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群相比较，初中文化水平人群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要高出1.17（e0.159）倍，高文化水平在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上起到了负向作用。但是仅有初中文化程度这一项表现出显著性，其他各文化水平被访者在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婚姻状况要素是2011年回归结果中表现十分突出的一项，也是2011年较2003年增加的影响因素。201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未婚人群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显著地高于已婚人群，其评价水平高出已婚人群1.25倍，这说明婚姻是对人们健康影响较大的一个因素。就业状况的影响仅表现在2003年的回归结果中。从回归结果来看，与无业者相比，有职业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更低，在职在岗者和退休者只有无业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0.3倍和0.35倍。收入因素在2003年与2011年的回归结果中表现出不同方向的效用。2003年收入越高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越低，2011年收入越高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也有相应地提高，2011年的研究结果表现出与国际研究的一致性（Lubetkin et al，2005；Smith et al，1999）。在2003年的回归结果中居住地点的不同导致了个体健康满意度的不同，与东部城市相比，中部和西部城市居民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分别是它的0.22倍和0.15倍，也就是说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居民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更高。在2011年地区间差异对人们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显著影响开始趋同，这也显示了中国正在逐步减小地区间的发展差异。
　　四、分析与讨论
　　本次研究使用2003年和2011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从众多因素中提炼出对居民健康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并比较了不同时期人们评价健康满意度的不同标准。本次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本次研究发现性别和单位类型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没有线性关系，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就业状况和居住地点。2003年表现最为突出的就业状况因素，结果显示有工作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要显著地低于无业者。这可能是因为工作本身对人的体力、脑力均有一定的要求，加之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下岗风波，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人们的工作压力开始增加，有工作者的健康状况会因此下降。而无业者则免受工作的压力，反而会获得更高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在2011表现最突出的影响因素是被访者的婚姻状况，这一影响因素在2003年并未出现。结果显示未婚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要明显高于已婚者，这一点与国际调查正好相反（Hjermstad et al，1998）。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提出婚姻是社会性的，家庭的组合也是社会性的，家庭要承担起宗族继替、双系抚育、社会化、资源再分配等多种功能（费孝通，1998）。因此中国家庭更强调长幼有序和孝悌之道，由婚姻缔结的夫妻双方较之未婚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而可能因此会牺牲一部分自己的健康来维系家庭的多项功能。
　　从个人角度来看，健康应当是一项人人平等的权力，但是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城市居民还没有达到健康公平。在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模型中财富和收入是其中的重要一维，而本次的研究也发现收入是城市居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中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高收入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越高，高收入者凭借财富可以享受更高层次的医疗服务，从而增进这一群体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从社会与国家的角度来看，“健康保障”位列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中第二层级——“安全需求”中，这说明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追求是建立在第一层级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的。同时罗斯托的生活质量理论也指出，生活质量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的，当人们的基本需求满足时才会有更高的生活质量的需求。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小康社会，马斯洛理论中第一层级的需求基本被满足，同时也达到了罗斯托所设定的生活质量研究的标准。生活质量的研究在世界各地已经较为普及，但是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研究在发展中国家进展比较缓慢，这说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在一些发达国家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已经纳入了临床医疗的范围内，让患者的信息回馈为进一步的治疗提供依据。与之相比中国城市居民在2011年对医疗收费、医院服务以及公共卫生投入方面仍感到不太满意，这说明中国的基础医疗体系还有待完善，与健康相关的社会资源需要得到更加合理地配置，才能使人们在基础医疗方面享受到平等的权力，并推进更高层次健康需求的发展和满足。
　　此外，本次研究还显示出一些不足之处。（1）回归模型的修正R2比较低，这说明现有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不够。可能的原因是调查中的指标选取并不能完全概括具有解释力的方面。本次研究中在指标的选取上比较宏观，详细的指标划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探索。（2）与国际上主要针对病患群体进行调查不同调查，本次研究中使用的数据都是通过在全体居民的抽样框下通过随机匿名填写问卷的方式获得的，不能保证调查对象的同一性，也未能达到纵向研究的理想设定，不同时期不同对象的感受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模型的构建。（3）虽然两次调查都在城市等级上做了区分，但是2003年的调查都是在省会城市进行的，城市划分的维度是地理位置；2011年的调查范围则是在湖北省内，划分城市的维度是行政级别。两次调查中划分城市类型的维度不同，可能也是造成模型拟合度不高的原因之一。 　　从以上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居民总体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在近十年中的变迁，由经济至上的局面逐渐向多元化转变。这一系列的变化说明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但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导致人们在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上还没有享受到健康公平，中国医疗改革需要推进健康相关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更高层次的健康需求提供发展和生长的土壤，切实提高居民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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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陈凤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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