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罗素来湘讲学及其影响
时间：2021-06-28 08:02: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罗素应邀来湖南讲学。在当时湖南各报对其讲学的报道中，长沙《大公报》的记载最为详尽。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探讨杜威、罗素来湘讲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杜威在湖南讲学的内容主要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罗素在湖南演讲的专题为游俄经历及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平民主义教育学说受到思想界、教育界人士的热烈追捧；罗素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说，对那些正在为中国的前途苦苦思索、关注社会政治思想的年轻人影响较大。
关键词：杜威、罗素、湖南讲学、长沙《大公报》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70-05
作者简介：喻春梅（1970-），女，湖南石门人，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文化交流有两种重要途径：一种是落后国家的人到先进国家去，如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暴露无遗，有识之士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主张放眼世界，学习西方，近代留学便在这种屈辱和奋进中开始了，一批批热血青年相继留学欧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一种是先进国家的人到落后国家来，如欧美文化发达国家的大学者纷纷成为中国文化名人和团体争先邀请的讲学对象，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杜威以及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等先后应邀来中国讲学，在中国文化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湖南，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交流非常活跃。前者有像蔡和森、萧瑜、萧三、李维汉、向警予、蔡畅、劳君展、魏璧、张伯龄等有志青年，相继赴法勤工俭学，他们把在法国的所见所闻寄给国内的亲友或报刊，成为国内人们了解西方文化的难得读物，他们有的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有的成长为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才；后者有杜威、罗素来长沙讲学，为湖南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主要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探讨杜威、罗素来湘讲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
长沙《大公报》是当时湖南极有影响的一份大报，它本着引进新文化的目的，对杜威、罗素在湖南讲学，积极介绍，充当了传递新文化的重要媒介。在当时湖南各报对其讲学的报道中，长沙《大公报》的记载最为详尽，包括行踪、演讲等内容，并且增设副张。后来，政府将讲演稿印成专册，“都是采用《大公报》的记录稿”[1]（P192），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一、长沙《大公报》密切关注杜威、罗素讲学
1918年秋，应日本帝国大学之聘，杜威前往日本演讲哲学。最初杜威并没有把在中国讲学列入他的东方之行的计划内。1919年初，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博士和北京大学的陶孟和教授，欲赴欧美各国考察战后教育，途经日本，他们特意拜访杜威博士，并以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等五个学术教育团体的名义邀请杜威来华演讲。杜威被他们的诚意打动，再加上他的弟子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写信极力邀请，杜威遂欣然允诺，于1919年4月30日，携夫人、女儿抵我国。
一年后，中国又迎来了另一位世界大师——罗素。陪同罗素来中国的，是他的学生勃勒克小姐（1921年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聘请罗素的主人为中国公学、新学社、共学社、北京大学四团体。应湖南教育会之邀，杜威、罗素分别于1920年10月25日、26日来长沙讲学。“省教育会陈君夙荒、孔君竞存等因教育改选、各县选人皆来省。拟趁此时机，开一讲演大会。邀请中外名人来会演讲。适杜威尚在北京，罗素将到上海，乃函商在北京之熊知白，在上海之李石岑。熊李等均甚赞成，各方交涉，均已得有圆满结果。”[2]两位大家首次在湖南会面。这次演讲会盛况空前,中外名家（除了杜威、罗素外,还有国内大家蔡元培、章太炎、张东荪、吴稚晖、张溥泉、李石岑等）集聚一堂，给湖南这个内陆省份吹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学术讲演至1920年11月2日结束。
声誉遍及世界的杜威、罗素来长沙讲学，对湖南人来说，是一次与西方文化直接对话的绝好机会。长沙《大公报》对此高度重视。当杜威、罗素来长沙讲学一事还处在筹备阶段，长沙《大公报》就密切关注。早在1919年7月15日，长沙《大公报》就报道了《杜威博士来湘确息》的新闻（原定9月前后来湘，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直到第二年十月才来湘）。长沙《大公报》为杜威、罗素来湖南讲学营造了极为浓烈的气氛。
长沙《大公报》充分认识到这次演讲的意义，“此次国内外名人来湘讲演，于学术改进、文化宣传，所关甚巨。”[3]为了及时捕捉和传递讲学内容，长沙《大公报》“特请北京大学哲学士李君济民、北京大学文学士杨君文冕专纪杜威、罗素两先生演辞；唐君汉三、金君缄三、毛君泽东分纪蔡、章、张、吴诸先生演辞。务期记载翔实，刊布迅速，以副阅者雅意。”[3]杜威、罗素离开湖南后，长沙《大公报》继续报道他们在别处的演讲，以飨读者。这些报道，充分显示了长沙《大公报》开放的眼光。
二、杜威、罗素在湘讲学的内容
杜威在长沙停留9天时间，所讲内容围绕教育问题展开（详见附表）。杜威把教育分为三大部分：（一）社会，即教育的目的；（二）学校和学科，就是中间一条过渡的桥，即教育的工具；（三）学生，即教育的基础。学校是学生和社会中间的桥梁。如果拿工厂比诸学校，学生就好比原料，那么，学校造就学生使社会有用，就像工厂用原料造成物件使社会有用一样。教师是制造者，是指导者，要知道学生的特点，包括弱点，要知道学生未入校以前已有的本能和经验，对学生要因材施教，然后学生能得完善的生长与结果。好比“工厂人的眼光，必定首先观察原料是何种物件，何种性质，同时又要知道原料有何用处，买原料的时候就观察所买的原料将来造成何物应用到社会上去，又要晓得社会上要应用的是什么。”[4]教育的大方针，当以学生的性质为中心点，其余都是次等。杜威指出，教育的目的是致用，学校就是造就社会的人才，因此学校的变化，应当同社会一致，然后造就的人才，方可有用。因为昨天所学的，与今天、明天社会所要的不同。杜威批评现在一般学校的通弊，过于守旧，过于稳健，社会上有了变化，而学校却根据习惯，总是一成不变，如此造出的人才对社会是无用的。杜威提倡平民教育，指出应打破教育是为少数人的装饰品、奢侈品的观念，要打破贵族教育，因为贵族教育不公平，人人必须有求学的机会，才算得是教育，才能适用于社会。平民教育是治国的利器。近五十年来，能成一强有力国家的，必靠一般平民都受教育，如德国、日本、美国等。中国现在最要注意的是多办学校、扩充教育的范围，尤其小孩受教育是最不可少。中国现在想要进行实业、政治种种的整顿和一切应当进行的地方，只要注重国民的教育，等到国民教育略略普及，那么一切问题都可解决了。
杜威在湖南所做的关于教育哲学的演讲可概括为四个原理。他总结说，“前几次我所讲的，不但是普及教育的原理，并且是民治教育的原理。总共有三个线索，把他贯成一气的。（一）普及教育的必要，使人人皆有求学的机会；（二）教育的目的，是发达人的本能与学识，使人人自己能在社会上有立脚点，因为教育要与个人相联络，只要运用他的活动，就可与他相联；（三）教育要与社会相联，所教的人才，要供那时地的需要，换言之，就是社会要有实际，把他作原料，要可以制成社会的幸福。”[5]他在湖南演讲的“第四个原理：就是说教育的本身，须引起社会的兴趣。”[5]教育应该与社会的需要互相联络，否则不能收教育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