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移民对祖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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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与民国时期,有数以万计的穷苦老百姓饱含着辛酸的泪水而去国外谋生。他们飘零异域,受尽了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歧视、奴役,甚至惨酷的屠杀。他们在国外遭受苦难越深,怀念祖国的情思越切,华侨们在海外深切体会到祖国的兴衰强弱与自己息息相关,因而目夜盼望着祖国能早日繁荣昌盛,所以每当国内开展革命和进行经济建设时华侨们的拳拳爱国主义都为之牵动。
一、华侨对辛亥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
孙中山先生在《1916年至海外革命同志书》中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接踵相接”。他还用了“华侨是革命之母”这句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华侨在辛亥革命活动中建立的辉煌功绩。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首先是支持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创立革命组织。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最初入会的20多人都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兴中会章程》又是一篇措词激烈的救国宣言。它在历数了清廷“庸奴误国,荼毒苍生”的罪恶行径后指出:“方今强邻环伺,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以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兴中会章程及宗旨与广大华侨的爱国愿望完全符合,因而得到了华侨的同情与支持。兴中会成立仅一个月的时间,檀香山入会的华侨就有126人。1905年春,兴中会在香港成立总部,日本、越南等地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也相继建立了兴中会支部,会员增加到300多人。“其中来历清楚的279人里华侨有219人,占78%。在这些华侨中,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占48%,其余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等。”就兴中会会员的所属阶层来说,是相当广泛的。1905年8月,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在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誓词作为宗旨,受到了广大华侨的一致拥护。当时同盟会在南洋、欧洲、美洲等地都设有支部。正如同盟会的领导人物所言;“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另一贡献,便是积极踊跃地回国参加武装起义。在兴中会成立后到武昌起义前的16年中,由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以及同盟会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有10余次之多,而每次都把华侨作为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其中最为著名的亦最为壮烈的一次起义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这次起义是由孙中山、黄兴、赵声等人在槟榔屿秘密筹划的,新加坡、槟榔屿、越南、缅甸等地的华侨志士近千人潜赴回国。结果因计划上的庇漏,终使起义失败。最后由同情革命的人士收敛了战死与被捕牺牲的烈士遗骸72具,合葬在黄花岗。其中明确华侨身份的有29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52岁,最小的年仅18岁。河内华侨罗联既便是在押赴刑场时,还高呼:“中国非革命不能救亡,望后起者努力前进”的口号以唤醒民众,表现出了华侨烈士们那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慨。
华侨们在经济上支援辛亥革命的功绩更为突出。自孙中山的兴中会成立后,国内每次武装起义的军费及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大部分都是由海外华侨捐赠的。在1878至1910年的32年里,孙中山先生曾6次抵达檀香山,为革命活动和武装起义筹措资金。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后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一系列起义,得到华侨捐款约有20万元。黄花岗一役的军费,美洲华侨捐资7.7万元,南洋华侨捐资8万余元,加之其它华侨的捐资计得18.7万余元,比计划筹资多出了5万余元,从中反映出了华侨们的爱国热忱。武昌起义一开始华侨捐款更为踊跃,据当时广东省财政司报告,在1911年11月至1912年5月的半年里,光复后的广东政权收到海外华侨的捐赠款达175.8万元之多,而福建、云南、上海等地的光复政权亦收到了华侨捐款。在无数的捐款华侨中,有许多的义举实例:有资本家倾全部家产捐款,而其子女外出受雇用于人者;有尽售田产房契,以其所得捐作经费者;还有罄一生积蓄,慷慨解囊者。其爱国精神,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华侨捐款“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地,一团热诚,只为救国”。他们的一个共同心愿,就是盼望祖国早日走上民主富强之路。
对于华侨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董必武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给予了充分地肯定,他说:“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些革命的华侨,有工商业资本家,也有更多的工人和小工商业者。他们在海外受尽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肮脏气,迫切需要有一个繁荣强大的祖国。他们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不但在经济上给以帮助,而且积极参加。黄花岗72烈士,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华侨。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董必武同志的讲话,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对华侨在辛亥革命中做出的贡献,予以充分地肯定。
二、抗战时期的华侨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把侵华的战火从东北三省蔓延到华北大地。旅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在祖国、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纷纷组成各种抗战团体,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罄其所有,尽其所能,全力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全面抗战开始后,众多的华侨青年组成团队返回祖国参战。南洋各地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组织倡导下有华侨司机和机工3200多人参加了回国机工服务团,毅然返回祖国投入抗战。当时归国参加抗战的有马来西亚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西北华侨服务团”,新加坡的“华侨返国参战团”、“星州华侨战时服务团”,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救护队”及“菲律宾华侨慰问团”,“旅欧华侨抗日团体回国代表团”等等。据广东侨务委员会1946年度统计,在抗战期间有东南亚华侨团体选派回国参战的粤籍华侨青年共有4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暹罗、菲律宾等地。而且有不少人是技术人员,如在海拔4000公尺的滇缅公路运输线上服务的“南侨机工服务团”,从司机到汽车修理工都是归国参战的华侨,他们担负着繁重的战略物资运输任务,是他们的努力工作,使这条长达1164公里的国际运输线,在敌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每天输入的军用物资在300吨左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争。这些归国参战的华侨有不少人为了民族的解放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抗日女英雄李林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李林烈士墓座落在山西省雁北地区的平鲁县,墓碑上铭刻着人民对她的思念:“浩气贯洪涛,碧血染桑乾。忠勇报国志,永活在人间。”
除其人力上的支援外,海外华侨鉴于中国工业经济的战时状况,还通过各种渠道想尽各种办法向国内输送救援物资。据“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报告,在救援物资中,仅是药品奎宁一种,就达250万元之多。此外还有救伤袋10万个,募集冬衣50万件。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四年里,由华侨捐赠而运回祖国的抗战物资,其总数量达3000批以上。仅举汽车一例,纽约华侨一次就捐赠救护车100辆,马来西亚华侨捐赠汽车67辆,新加坡华侨捐赠汽车40余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旅居各国的华侨把捐赠物资支援祖国抗战,视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向海外侨胞发布的“宣言”中说:“中国之抗战,实为御外侮而成,······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今后宜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于此显示出了广大华侨那种爱国不甘人后的民族责任感。
华侨的捐款和侨汇,是对祖国抗战的有力支援,已成为国内抗战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有着捐款范围广、捐资活动久、捐资阶层普遍及捐款数额巨大等种种特点,从中充分体现出了海外侨胞与中华民族生死与共的崇高品质。
捐资范围广的体现,可以说凡是有华侨聚居的地方,就有华侨汇款回国,支援祖国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一笔笔凝聚着华侨爱国热忱的捐款,自美洲、欧洲、拉美、东南亚各地汇款回祖国;捐资活动久的体现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到结束,国民政府年年可以收到海外华侨的大笔捐款。虽然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华侨的捐款有所减少,但在全力支持抗战的心理下,各国华侨则是踊跃认购国民政府对海外发行的救国公债。再者就是尽可能多的向家乡汇款,以增加国家的侨汇收入。如1938年国家的侨汇收入是3亿元,1939年增至12亿元,1940年则高达20亿元;捐资阶层普遍地体现是在捐资活动中,从“上等阶级的富绅巨贾,中等阶级的店员教师,至无产阶级的小贩车夫”,上至年逾古稀的耄期老人,下及活泼可爱的,卯角稚童,都能积极踊跃捐资。当时南洋各地的华侨团体,组织了常月捐、纪念日捐、义演捐、助赈捐、设箱自动捐、卖物卖花捐等多种多样的群众募捐活动;捐款数额大的体现是,据不完全统计,在1939年一年中,海外华侨共寄回祖国的赡家费和捐款约折合国币11亿元。而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的3年时间里,仅南洋华侨的汇款便在国币30亿元左右,其中捐款为4亿元。当时国民政府每月的军费支出是7000万元,抗战8年如以96个月份来计算的话,那么各地华侨汇回祖国的赡家费及捐款,可以维持国民政府的军费支出达58个月之久。可见,华侨在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的贡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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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M].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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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十年侨汇达六十亿元[N].解放日报,1941-12-1.
[6]欢迎华侨来边区兴办实业[N].解放日报,194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