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红军与陈济棠的秘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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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谱写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丽诗篇。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胜利地实现战略转移，除了因为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红军将士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外，还因为红军充分利用了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运用了正确的统战策略。长征前，红军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有过“分庭抗礼”的过节，在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中求偏安自保，与其达成了秘密“借道”协议。这次秘密谈判为红军顺利突破蒋介石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打开战略转移的局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同床异梦：蒋介石、陈济棠心中各有小九九
1933年秋天，蒋介石纠集100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前四次“围剿”的失败，让蒋介石急红了眼。这次他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根据地内推进，寻找主力红军决战，企图用“竭泽而渔”的办法，达到消灭根据地红军的目的。蒋介石任命广东军阀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湖南军阀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两人掌握的粤军和湘军占“围剿”总兵力的一半。利用地方军阀“围剿”红军及其后对长征中红军层层封锁、围追堵截，蒋介石头脑中还有另一把如意算盘，那就是借此机会收拾与他同床异梦的地方军阀。
从1916年反袁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在粤、桂、湘、黔、川（包括西康）等西南各省逐渐形成了拥兵割据的军阀，史称西南军阀。这些军阀虽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纷纷投靠蒋介石，但始终与蒋介石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保持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对这些拥有实力而又非自己嫡系的军阀既要笼络收买，又想排斥消灭，时拉时打，时哄时骗。在反共问题上，地方军阀与蒋介石具有一致性，利用地方军阀对红军进行“围剿”，正好成为蒋削弱地方势力的绝好时机。特别是当中央红军由江西、福建出发，向西部实行战略转移时，蒋介石认为收拾这些西南军阀的机会到了，企图借消灭红军之机削弱和控制地方势力，以收一箭双雕之功效。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把陈济棠“绑”在了战车上，并授予南路军总司令的“桂冠”。
陈济棠，字伯南，广东防城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16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平步青云。1925年，31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1928年后任粤军第四军军长等职。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天王”。1930年夏，蒋、冯、阎中原大战，陈曾为蒋助过一臂之力。然而，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却绝非蒋介石手下驯服的走卒。1931年，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宁粤分裂”事件中，蒋介石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功不可没”。后来他索性与蒋“均权分治”，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分会”等机构，行拥兵自重、军阀割据之实，使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对这位昔日盟友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收拾他。
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企图把红军逼入粤境，然后借刀杀人。红军战略转移初期，蒋介石这一图谋暴露无余，他亲自到重庆、贵阳、昆明、成都“督剿”，任命亲信薛岳担任前敌总指挥，命令九个师的中央军一开始对中央红军只是“追而不剿”，“以机动穷追为主，匪止即止”，企图迫使红军入粤，使红军与陈济棠军队两败俱伤。
作为独霸一方的军阀，陈济棠在反共问题上与蒋介石是一致的，因而在蒋介石组织的对中央红军前四次“围剿”中颇为卖力。对于第五次“围剿”红军，陈济棠思想上很矛盾。一方面他知道由于有闽赣红军拖住蒋介石的主力和隔断蒋介石从江西进攻广东之路，广东才得以偏安一时。对他来讲，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乃是他抵御蒋介石的最好力量和屏障。况且，他在前四次“围剿”红军中，也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与英勇善战、战术灵活的红军作战，若一着不慎，广东地盘难保。因此，他不想替蒋卖命，消耗实力。另一方面，陈济棠清楚论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自己绝非蒋的对手，又不敢过于得罪蒋介石。于是，他只好对蒋耍起了阳奉阴违的手法，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对策，把广东军队主力集结，如发生战况，便于调动；同时，另以小部分兵力分驻各地，对红军摆出一副打的架势，虚张声势，对蒋介石表示服从和拥护，借此向蒋要饷要枪。而暗地里，他又给红军送弹药，甚至药品、食盐、布匹等，以表示对红军的“友好”姿态。特别是当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就要得手时，陈济棠完全看清了蒋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的企图是想把红军逼入粤境，然后一箭双雕。于是，他急切地派人与中央红军进行秘密接触，商议双方停战事宜，以求保存实力。
1934年9月下旬，陈济棠向中革军委机关驻地梅坑派去了一位秘密使者。信使动身前，陈济棠非常慎重，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这位信使在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与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他当面交给周恩来一封密函，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第五次反“围剿”一年来，中央苏区连连丢城失地，无数战士血洒疆场，红都瑞金亦陷重围。眼下，除南线局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面则越来越紧张。如何退敌，如何破围，能否发挥党的统战政策和策略，利用陈、蒋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正是周恩来连日来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这次会晤，双方就谈判中的具体事项、主要内容等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及反蒋办法。
这位神秘的信使到底是谁呢？由于当时的会晤、交谈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现今已很难查证。在周恩来的记忆中，这位信使曾到过红都瑞金，当时是陈济棠通过在广东做生意的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子引荐，派他与红军作过试探性和谈。现在我们从《朱德选集》中只知道他姓李，至于真实姓名、军衔官阶至今仍然是个谜。
前车之鉴：周恩来、朱德极力斡旋促和谈
陈济棠偏安自保的要求，正好为中央红军摆脱围困、寻找战略转移突破口创造了难得机遇。周恩来、朱德很明白，这次机遇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一定要抓住机会利用好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做好统战工作，再也不能重蹈“福建事变”中因坐山观虎斗而唇亡齿寒的覆辙。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福建事变”的教训深深地印在周、朱二人的脑海里。
1933年11月20日，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被蒋介石调到福建来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等领导下，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公开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蒋介石运用堡垒战术“围剿”中央苏区，正打得上手的时候，忽然后院起火，拥兵近十万众，占据福建一省的蔡廷锴突然倒戈联共，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真是当头一棒，令他心惊肉跳，惶恐不安。蒋介石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9个师，从沪宁杭地区抽调2个师，去进攻19路军，暂时减轻了对中央苏区的压力。面对这种有利形势，红军如果能够改变战略方针，跳出敌人包围圈，调至外线，并以一部分兵力拦截蒋军入闽部队，给予福建政府有力的军事援助，就可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并壮大抗日同盟力量。然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却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福建事变不过是“反革命骗人的把戏”，因而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姿态，未能给福建政府有力的军事援助。十九路军兵败如山倒，福建政府很快垮台，红军也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一次有利时机。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腾出手来再次集中重兵进攻中央苏区，中央苏区再次吃紧，并演化为岌岌可危的局面。
改变红军命运的机遇又一次降临，必须抓住！于是，9月底朱德亲自致函陈济棠，深明抗日救国之大义，提出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愿望:
伯南先生大鉴：
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立初步协定外，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惟一力量。且间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比者，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是可待。故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事不容缓，迟则莫及，福建之役可为殷鉴。为求事之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筠门岭之电话。匆促陈辞，不尽一一。尚祈裁夺，伫侯回示。
顺颂
戎安
德手启
朱德亲笔致函陈济棠，也有从策略上先稳住陈的意思，至于要不要与陈谈判，周恩来、朱德也做不了主。因为当时党内最高权力和军权分别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1934年5月的书记处会议也作出过决定，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红军战略转移的所有工作。这样重大的问题，不通过博古、李德二位决策者，从组织原则上说不过去。于是，周恩来和朱德商定，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议此事。
带着陈济棠的密函，周恩来和朱德兴冲冲地赶往李德的住处。周、朱说明来意，不料李德哈哈大笑起来：“和陈济棠谈判？和军阀合作？”李德耸耸肩，摊开双手，作了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姿势。在他眼里，军阀就是军阀，和军阀合作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个连中国话都不懂的外国人，是很难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心理和独特传统观念的。周、朱见此情形，也不多解释，遂起身告辞，赶往博古住处。
见到博古，周恩来简单介绍了与陈济棠接触的一些情况和此次使者携密函的最新动态。博古只是静静地听着，面部毫无反应。从心里说，博古对与陈济棠谈判不抱希望。早在一年前的“福建事变”时，他就说过：中间派、第三党，比蒋介石还坏，对民众更具有欺骗性。
见总书记不吭声，朱德有些急了：“我也给陈济棠写了封信，信中除陈明利害，分析时局外，还向他提出了五个条件。”接着，朱德把向陈济棠提出的五个条件向博古一一道出。
博古耐着性子听完，不冷不热地说了句：“陈济棠，不也是军阀吗？总司令，我们跟军阀打交道可是有教训的。”显而易见，博古是指福建政府，第十九路军。
“博古同志，福建政府失败我们是有教训的。”周恩来恳切而又激动地说，“教训就在于没有给予有力的军事援助。如果我军及时截击、阻拦蒋介石嫡系部队入闽，福建政府不会那么快垮掉。我们已失去了一个盟友，这个盟友不能再失去了。”接着又向博古讲了陈济棠近来拥护抗日的情况及最近军事上向红军表示友好的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