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分担与美日同盟
时间：2021-05-23 08:00: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责任分担是国际政治同盟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它对同盟的存在与发展有重大影响。美日同盟自成立以来，就面临着深刻而突出的责任分担问题，这一问题伴随着美日同盟的转型与发展。美日同盟责任分担的调整将直接推动日本走向国家“正常化”，美日双边关系将从依附型逐渐走向“平等伙伴”。同时，日本在同盟体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将对美日双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響。
关键词 责任分担 美日同盟 美日关系实质
责任分担是国际政治同盟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美日同盟的发展过程中，责任分担也是不可避免的重要议题。联盟中责任如何分担？在支持威慑与防御的共有利益中，联盟成员可以获得多少和什么类型的军力？美日同盟的责任分担，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同盟成员甚至东亚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发展。
一、“责任分担”概念的提出与相关理论研究
西方政界与学术界对联盟中的责任分担进行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时，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对同盟责任分担进行诠释。他们对诸如北约、欧盟、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责任分担等，尤其是对北约这一地区性组织责任分担的相互关联性，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我国学术界对责任分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法律路径，较少涉及国际政治领域。因此，加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对联盟中责任分担的分析，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责任分担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主要源起于北约研究。西方学者的诸多研究文献对美国大西洋联盟的责任分担进行了分析论证，而对美国太平洋联盟体系的责任分担分析甚少。凯斯·哈特利与托德·桑德勒在《北约的责任分担：过去与将来》中指出，北约正面临着重大变化与挑战，即扩大、新威胁、新使命、新技术和日益下降的防务预算。这种发展引起的问题是，谁将对这些变化和由此产生新的责任分担负责。责任分担过去是争论的焦点，将来仍可能会如此。Keith Hartley and Todd Sandler， “NATO Burden-Sharing： Past and Futur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6， 1999， pp.665-680.约翰·R.奥尼尔和马克·A.伊罗德在《北约责任分担与军力变化》中分析了集体行动理论，尤其是国际机制中霸权衰落的影响。该文对北约防务支出分配的论述，表明这一理论对联盟合作有深刻的洞察力，尤其是有关美国的角色，美国对集体安全的贡献相对于其日益下降的经济优势是敏感的。John R. Oneal and Mark A. Elrod， “NATO Burden Sharing and the Forces of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4， 1989， pp.435-456.奥尼尔和保罗·F.迪尔在《集体行动理论和北约防务分担：新实证测验》中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应用于研究北约的防务分担，以便解释同盟对集体安全的贡献，同时作者提供了全面独立的联合产品模型，测试1950—1986年间北约的责任分担，证明了奥尔森最初强调的联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本质仍然合理，关于美国在联盟中的角色证据表明北约组织一直是个享有特权的集团。John R. Oneal and Paul F. Diehl，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NATO Defense Burdens： New Empirical Tes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7， No.2，1994， pp.373-396.1988年托德·桑德勒分析了北约的责任分担，指出“当同盟从共同的军火库中获得特定的国家利益时，它们应该更公正地分担防务成本。因此，战略防御计划、中程核力量条约和更常规的武器应朝欧洲转移负担”。Todd Sandler， “Sharing Burdens in NATO”， Challenge， Vol. 31， No.2，1988， pp.29-35.桑德勒和詹姆斯·默多克在《北约责任分担和军力变化：更深入的观察》一文中进一步分析指出，过去四十多年，北约联盟的战略、技术、外交和成员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近来的事件诸如武器控制、苏联解体、欧洲统一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变化，这些事件可改变北约联盟的消费模式。任何可成功解释北约对军事支出需求的理论必定可灵活解释这些事件对北约责任分担行为的影响，因为每个事件都将影响混合利益。还有更深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政治和其他非安全利益应该被吸收入同盟研究中。这需要形成一个明确的动态理论框架。最后，其他联盟也应该予以检测。James C. Murdoch and Todd Sandler， “NATO Burden Sharing and the Force of Change： Further Observ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1，1991， pp.109-114.吉姆与亨德利使用数据网络分析法来评估北约组织的责任分担，指出其分析结果是“美国在担负沉重责任的同时，其他的一些成员国家包括加拿大、西班牙等，实际上承担更多的责任”。I.Kim and L.C. Hendry， “Using DEA to Assess NATO Burden-Sharing”， The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Vol. 49， No.3，1998， pp.228-236.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责任分担与北约组织的相互关联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述。
有关责任分担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在国会报告中将“责任分担”定义为“维持联盟态势中政治、人力资源、物质和经济代价的公平分配”；一些研究者认为，责任分担的概念被定义为“公平分配”“合理的劳动力分工”“合理的角色分工”。Robert F. Reed， The US-Japan Alliance： Sharing the Burden of Defense， New York：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6.学者凯维斯和达文波特指出，责任分担是“参与联盟的政府之间成本的分配，并将一直是成员国之间在政治交易上的实践”。Irving B. Kravis and Michael W. S. Davenport， “The Political Arithmetic of International Burden-Sharing”，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Lxxi， August 1963， Number 4， p.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