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和他的《鲁迅传略》
时间：2021-04-28 00:01: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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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鲁迅先生离开他热爱的祖国与人民，转眼将近五十个春秋。在他逝世后十二天，茅盾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上海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发表悼念文章，强调指出鲁迅文学遗产的巨大思想价值；文中提到一个日本朋友说，到目前为止，东方还没有一位思想家或作家，其伟大和对人们产生的影响能同鲁迅相比。五十年风云变幻，史册增添了几多新页，“红树青山直如昨”！只要我们举步向前，抬头就看见他的背影。他揭露古老中国国疮的呐喊，剜剔毒疮的韧性的战斗；他向社会提出的问题，对读者讲的话，指的路，都使我们更为鲜明地感到，他留下的充满了活力的思想遗产，具有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
两年前一位研究者说：“据有人估计，我国约有五百人较为熟悉鲁迅，也有较高的研究水平。”这个估计没有注明材料来源，“熟悉”一词的含义似太宽泛，五百人在十亿人口中只占二百万分之一。若按通常对“熟悉”字义的理解，那末真如李白所吟唱的了：“古来圣贤皆寂寞！”看来，“史无前例”的十年间，围绕着鲁迅所出的印刷品，绝大部分不幸只起了浪费和污染的作用。我们希望新的一代了解他，认识他，从他那里汲取思想力量，但愿先生再也不是在旷野上呼喊。因此，当朱正同志将他的《鲁迅传略》增订重写本呈献给读书界，叙述简洁有力，解析使人信服，写出了一个真实的鲁迅，可能引起人们阅读鲁迅著作的兴趣，不能不对他表示欢迎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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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重写本对初版做些什么改动呢？作者在《重版后记》中说：“主要是纠正原版史实上和提法上的一些错误，此外就是把许多转述的史料改为直接的引用，以避免转述文字的不够准确。”
其实，并不止此。初版几乎完全被改写了，字数由十万增加到二十万，各章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动，又增辟了两章，共计十二章。
《传略》的特色，首先在于让事实说话，材料真实可信。编写初版时，作者就给自己规定了“决无一字虚妄”的原则，增订改写时更为执着地信守这一约定。正因为立足于事实，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有可靠的根据。下笔时或借原著烘托，或引书信阐明，或采日记做证，请鲁迅出来现身说法，或让亲近的人出面回忆，并谨慎地吸收了多年来鲁迅研究的成果。真实本是人物传记的生命。只有传奇、演义和“正传”、“外传”、“别传”，才容许想象驰骋，彩笔横飞。《传略》做到了不用拟似的可疑的材料，加以炮制生发；决不想当然地强作解人，生硬联系，加温拔高。第一章就显示这一特色，根据鲁迅所藏早年书籍，所写回忆，写出他少年时代爱读书，但对书本不迷信，不盲从，读了《花镜》、《二十四孝图》等能独立判断。阅读若干典籍和野史杂集，引动了仰慕故乡先贤的情怀。以后从家境的骤然败落中，少年鲁迅看到了人间世冷酷的面目，开始产生对旧社会的憎恨。及至甲午战争惨败，清廷腐朽大暴露，祖国风雨如晦的景象加剧了他的忧虑。民族前途的危急，越发使他痛感家门的不幸，推动他辞亲远游，离乡踏上人生的征途。这些叙述清楚地表示，正是在如此家国、如此时代中产生了鲁迅，而鲁迅又是在如此家国、如此时代中发愤成长。读来觉得合情合理，没有欺人之谈，在清淡无奇中显示了特色。
书中不回避鲁迅个人的重大事件，例如对他的婚姻家庭生活作了介绍。本来，每个人都充满着对幸福和爱情的憧憬，每个人都有权享有诗一样美丽的爱情。然而古老的封建世俗，顽固地以压抑人情、使其异化而为快。鲁迅在这方面既受到恶意的误解，也获得爱护的化解，乃至避而不论的严谨的“理解”。旧时代的价值观念不甘心死去，容不得人们跨越一切鸿沟，强烈执着地去爱其所爱。朱正破除了忌讳，给予恰当的说明。在第三章中，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鲁迅日记中摘引三句，有力地暗示了封建包办婚姻所造成的苦果。到第八章，作者提出“鲁迅为什么要离开他工作和战斗了十五个年头的北京到南方去”的问题，在考察了条条解释之后，自己回答道：“鲁迅离开北京，也许有避开政治环境险恶的北京的意思，也许有靠近革命正在起来的南方的意思，也许还有若干种其他的考虑。不论怎样说，现有材料表明，在所有各种原因之中，他和许广平的关系确实是原因之一。”没有这一章的叙述，那末，“十年携手共艰危，相濡以沫亦可哀”的生活和工作就没有着落了。这并非只有朱正才看得到，不是这样的；可贵的是他看到以后能够讲出来，说清楚。到第九章中，作者说到《两地书》原信，鲁迅所用的信笺，有两页印着通红的批把，有了莲子的莲蓬，和“老去同心住翠窠”的题画诗，令人读了不觉莞尔。作者对于足以展开主题的某些细节也不放过，可见取材之细致和精当。
书中对材料的鉴别很认真。有人说，一九三三年鲁迅与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会见用餐时，“作了非常精彩和诙谐的交谈”，鲁迅还说他将来“可以不姓周和鲁，而只姓‘社’，因为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一定会胜利”。作者引用午宴主人宋庆龄的回忆，说那天“林语堂和他滔滔不绝地谈话，致使鲁迅等没有机会同萧伯纳谈话”。(页303)瞿秋白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就义于长汀罗汉岭前，有人说，“鲁迅一时得不到信息，所以在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九日还在极力设法筹资〔营救〕。”作者引用六月二十四日鲁迅致曹靖华信，说明惊闻噩耗传来，“以为哭是无益的”，已决定整理出版秋白遗稿，以示痛悼。二十七日致萧军信中又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页333)其他不少辨别和正误，不能一一列举。《传略》并不是一本考证史实的书，然而却是一本依据考证的成果写成的书。
书中对问题的讨论和分析很慎重。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鲁迅到北平探望母病，有些后来的回忆，夸张当日政治气氛如何紧张，编派鲁迅如何进行革命鼓动，提出发动斗争要求。作者引用鲁迅自述，说明在亲侍汤药、应邀演讲的余暇，间或也到琉璃厂访购笺纸，还想回北平用一两年功，把多年想编的“中国文学史”编出来，说北平的压迫没有上海厉害等等，不露痕迹地排除了某些不可靠的说法。至于后来何以打消拟议，则从日寇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华北军政当局易人等因加以说明，一目了然(页297－298)。又如人们很感兴趣的毛泽东与鲁迅两位历史伟人曾否谋面问题，持会面说者尚坚执己见，且不论一次会见便能对中国历史行程发生何等影响，首先有个曾否会见的事实问题。作者引用冯雪峰追述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一次晤谈，毛泽东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页326)。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本书不迎合随心所欲的摆弄。
再如鲁迅与尼采思想的关系，作者引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一大段话，并指出“当时鲁迅对十九世纪末叶欧洲哲学思潮的看法是一种错觉。”“产生这种错觉的基本原因，如同瞿秋白所分析的那样，是当时鲁迅正痛感到‘市侩和守旧的庸众’阻碍着改革，所以尼采对所谓‘庸众’的攻击就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鲁迅的共鸣。而鲁迅当时的哲学修养，又还不能分辨反对新兴阶级的‘超人’学说和反封建的个性解放思想的本质区别。”(页60)着笔不多，就将这一桩公案讲明。还有一些讨论和驳议，不能一一列举。《传略》并不是一本进行论战的书，然而却不动声色地反驳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说法。这也是不能忽略的。
对于鲁迅某些作品的解说，新版有的地方改变了角度。例如历史小说《采薇》，初版称：“讽刺了对自己人民不负责任而又反对当时武王领导的解放战争的伯夷和叔齐。”新版则根据鲁迅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指出《采薇》“是对所谓‘王道’政治的虚伪性的揭露”(页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