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文化探究
时间：2021-04-10 00:01: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一部部与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陆续出台，中国法律体系趋于完善。但随着法律文化在我国的普及、社会管理经验的积累和文明的进化，当代社会所需的法律文化完善需求更是强烈。本文力求通过对中国法制建设的研究、总结经验，为完善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独立性、兼容性的当代法文化，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法文化；法文化研究；发展建议
法文化是人类文明与法律有关的物质性要素、精神性要素与制度性要素的总称其侧重的内容是法律内容是法律现象中的精神部分。中国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与此伴随的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国法制史。所以说，中国从来不缺乏法文化。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明清时期的对“君权至上”提出质疑，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儒家思想”脱颖而出，在兼收融合了阴阳家、法家、道家等学说后，形成了以“和谐”为核心理念的中国传统法文化。而这种法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法律道德化。近代著名学者严复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在按语中写道：“盖在中文，物有是非谓之理，国有禁令谓之法，而西人则通谓之法……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在这段按语中，严复向我们阐明了，在古代中国，“法”是不能与“理”“礼”相割裂的，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作用。只有将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探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内涵，从而对当代中国法文化的研究提供帮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制也在迅猛发展。截止目前，我国现行的宪法及法律共计534部。当我们自豪于中国法制建设时，同时关注法文化的与时俱进。通过对法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法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需转变观念意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受传统的观念影响，因此法文化的创新需要转变这种观念，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二，权利意识相对淡薄。相较于西方对“权利”的看重，我们更注重履行义务。对于“权利”缺乏较为强烈的诉求。第三、对于法律了解与信任。立法的发展，加快了法律更新速度，这就要求我们在普法上的跟进，提高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任。
那么究其原因，是什么导致这些表现呢？我想原因有三：
首先，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影响。正如费孝通先生说的：“中国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一个熟人社会，它无讼，不需要诉讼。”换言之，几千年的传承，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与行为举止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持久深远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惯性思维，从而影响了人们关于情、理、法的概念理解。
其次，“西学东渐”的冲击。现代以来，中国历经了“鸦片战争”与“改革开放”两次“开放”（包括“被迫开放”）。虽然开放都是以“经济”为目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两次“开放”带来的“西学东渐”强烈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正如王沪宁写道：“现代结构的内在意义在于西方民主主义文化”，“这些观点与古典结构的精神是相悖的，他们之间有着长期、激烈的较量”正是这种以“资本”“民主”“开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传入，打破了中国人对于“礼法”的“绝对信仰”。
最后，法文化的发展需要物质基础支持。法律及其法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筑。法文化包括：物质性要素、精神性要素与制度性要素三个要素。只有物质要素提高，以及制度要素的完善，才能推动精神性要素的升华。而物质要素提高，以及制度要素的完善又极大依赖于经济基础。正如西方的民主革命，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的大革命，其背后隐藏的强大推力正是工业革命以及新航路开辟带来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而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亦正是西方民主政治完善的过程，由此足见经济基础在当代法文化构建的重要性。
邓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国记者如何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时曾说过：“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道：“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此可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重中之重。而法文化在国家法制建设重要地位，告诉我们，不断完善适应时代发展的法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法制建设是至观重要的。
就当今中国而言，针对法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革故鼎新。就当前的中国而言，改革进一步深入，经济、政治、文化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对于中国法制化进程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培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文化。因此，完善与制度化、规范化法制相匹配的具有法律至上、权利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文化是当前主要任务。
第二，道德法律化。这是一个法学界及社会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不失为培育具有现代意义的法文化的一种路径。放眼世界，新加坡的法制建设提供了较好的例证。新加坡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国土面积仅有715.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7422人/平方公里，拥有华、印度、马来、欧亚四个民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多地少，民族成分复杂，资源匮乏国家，却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在经济、社会、环境各方面都有迅速和谐的发展，而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其法律“细微化”——法律道德化。例如：使用厕所后未冲水、在非吸烟区吸烟、乱过马路（不在指定的过路处过马路，如不利用天桥或隧道过马路）、地铁上喝水或进食都会导致罚款；随地乱丢垃圾则可能面对强制劳役，如被罚在公园打扫等。
第三，多方面，分层次推进法文化建设。法律是政治的领域，隶属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法文化的突破不能只是从法律入手，就法律而谈法文化。首先，经济建设的又好又快推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是完善成熟的中国法文化的基础，只有打牢基础，才有意义所在。其次，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政府职能，对于解缚法制限制具有重要的作用。最后，提高教化水平，加强文化宣传，通过新旧兴媒体的联动力量，加强宣传民主法治观念。只有如此多方面，分层次推进法文化建设，方能切实有效的培育出具有法律至上、权利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当代中国法文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法）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意》（上册），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
[3]费孝通：《乡土中国》，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4]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复旦学报，1988
[5]陈先达，杨耕编著：《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