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三次过访香港记|鲁迅作品全集下载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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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南下 1926年８月27日，鲁迅离开了久居的北京，先是乘火车到上海，然后换乘“新宁轮”于９月４日抵达厦门，应林语堂之邀担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１月，鲁迅毅然辞去厦门大学的职务，应聘奔赴当时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任助教，协助鲁迅和许寿裳先生做教务和生活方面的事情。鲁迅来中山大学任职，与中共有关。在半年之前，郭沫若担任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前身）文科学长时，就提议聘请鲁迅担任教授。郭沫若参加北伐之后，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派恽代英、邓中夏与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谈判，条件之一就是聘请鲁迅来中山大学主持文学系。1927年年初，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形势很好。然而国民党的右派却在蓄意破坏国共合作，酝酿叛变。因此鲁迅一到广州，就发现广州的现状是“红中夹白”。
中共方面和进步学生对鲁迅的到来十分欢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亲自与鲁迅会面，亲切长谈。他还专门委派中大学生、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等与鲁迅先生联系。毕磊经常把中共主办的《人民周刊》、《向导》、《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刊物送给鲁迅阅读，并且向鲁迅介绍中共对形势的看法。鲁迅也经常与毕磊等人谈心，关系非常融洽。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右派为了欺骗群众，争取舆论，开始对鲁迅采取“拉”的手法。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在欢迎会上称赞鲁迅为“革命家”、“战士”，戴季陶、陈公博、孔祥熙等人也纷纷邀请鲁迅赴宴。但鲁迅不吃这一套，他对朱家骅的话当即驳回，说，我不是什么“战士”，也不是什么“革命家”。对那些请帖，鲁迅干脆放在传达室里，随手贴上“概不赴宴”的字条作为回答。
夜泊香港，思绪万千
鲁迅第一次到香港是1927年1月17日。他是1月16日乘“苏州轮”从厦门起航赴广州的，17日途经香港，照例要在这里停泊一夜。这次有三个要转学到中山大学去的广东籍学生与鲁迅同行，另外还有一人一直跟着鲁迅，鲁迅猜测大概是厦大当局所派、探听消息的，因为厦门那边的风潮未平，他们怕鲁迅帮助学生在广州活动。鲁迅在船上用各种方法拒斥这个像跟屁虫一样跟着的人，但那人总是嬉皮笑脸，不肯远离。鲁迅只能告知三个广东籍学生注意防备。
晚上10时，鲁迅在舱房内展纸给早已到达广州的许广平写信，告知旅途情况和到达广州的时间。写完信，他独自走到甲板上看海，因为没有风浪，海水显得很平静，一轮皎洁的月亮映得水面波光粼粼。香港是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然而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落入了帝国主义的手中。想到这里，鲁迅禁不住感慨欷�。这一晚，他在香港的水域上，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
两次讲演，反响强烈
鲁迅第二次访港，是1927年２月18日。这次他以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的身份应邀访港并作讲演。
鲁迅从厦门抵达广州之后，立即引起香港青年和文化界人士的关注。一些文学青年到广州邀请鲁迅先生去港讲演，香港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也希望鲁迅到香港来，以打破香港文坛沉寂的空气，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开展。香港《中华民报》总编辑，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黄新彦博士，以基督教青年会名义向鲁迅发出了邀请。鲁迅不顾脚伤未愈，欣然同意。２月18日早晨，鲁迅冒雨在广州登上小汽船前往香港，同行者有许广平、叶少泉、苏秋宝、申君。
在船上，鲁迅碰到一件事。有一位船员，不知怎的认出了鲁迅，他对鲁迅的安全十分担心。他认为鲁迅这次赴港非常危险，说不定会遭谋害。于是这位热心的船员就替鲁迅谋划起来：如果港方警察禁止他登岸如何脱身，到埠后被捕拿时，又如何避险。午后鲁迅抵达香港时，并没有碰到多少麻烦，既未遭禁止，也未被捕拿，可这位船员还是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躲避到什么地方去。船员如此的热忱，令鲁迅十分感动。
到达香港后，鲁迅等人下榻于香港青年会。
２月18日晚上９点，鲁迅在香港荷李活道必列者士街五十一号的基督教青年会礼堂进行讲演，题目是《无声的中国》。当时香港是一个畸形的都市，一方面是近似西洋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却弥漫着尊孔的空气。鲁迅在去香港之前翻阅过香港的《循环日报》，上面全是鼓吹尊孔读经的滥调文章。他注意到殖民主义者和寓居此处的遗老遗少们都尊孔祝圣，连英国籍的港督也鼓吹复古，保存“国粹”。显然，他们想借尊孔读经，利用僵死的文言文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强化其殖民统治。因此，鲁迅的演讲很有针对性。他说：“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成了“无声的中国”。他提出，“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他还风趣地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最后，鲁迅尖锐地指出：“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那天鲁迅穿一件灰色的布长衫，脚蹬黑色帆布胶鞋。他的讲话因为带有浓重的绍兴口音，香港人听不大懂，幸得有会讲广东话的许广平在侧，她便充当了鲁迅的“翻译”。
鲁迅这次讲演，主持其事的人受了很多的困难。先是颇受干涉，港英当局传讯了主办团体的有关人员，询问他们邀请鲁迅讲演是什么用意；其后，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了四分之一的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讲。但是他们的伎俩未能得逞。演讲那天虽然恰逢大雨，但香港的文学青年和文艺界人士都冒雨前来聆听，能容纳五六百人的青年会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不少人没有座位，是站着听的。原来计划只讲演一次，但因听众踊跃，欲罢不能，于是决定增加一次。
第二次讲演安排在19日下午，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地点仍在青年会。鲁迅在讲演中说：“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他进而说：“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的国家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他举例说：“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指中原汉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朝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他指出，他们就是要利用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的民族。他分析道：“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他说：“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在社会毫无关系了……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了。”临近结束时，鲁迅风趣地说：最不危险的地方是牢狱，“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两条路。哪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
在香港的几天里，香港的文学青年忧心忡忡地向鲁迅谈及香港文坛一派凋敝的状况，鲁迅虽然对香港当时文坛状况并不满意，但他认为他们这样估计未免太颓唐了，他表示相信将来的香港是不会成为文化上的“沙漠之区”的。２月20日早晨，鲁迅与许广平乘汽船离开香港，当天午后回到中山大学。
鲁迅在香港的演讲，很为港英当局所嫉恨。他在讲演中几次提到元朝，也使有些人不高兴了。鲁迅回到广州后，好友许寿裳问他香港之行的情况，他说：“香港这殖民地是极不自由的，我的讲演受到种种阻碍，他们又禁止香港各报刊载我的讲稿，后经交涉，虽然登了，却削去和改篡了许多。”后来鲁迅在《略谈香港》一文里也谈到这次访港讲演，他写道：“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
遭遇查关，视为畏途
鲁迅第三次到港是1927年9月28日，他搭乘“山东轮”离开广州赴上海，再次途经香港。
鲁迅从北京到南方，原是充满希望的，但想不到形势会如此急剧地变化。他刚到广州时，还只是“红中夹白”，到1927年４月12日，蒋介石终于在上海公开叛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逆风很快刮到广州。４月15日，广州开始了大逮捕，中山大学的一批革命学生和共产党员被捕，其中包括毕磊。
鲁迅得信，十分愤怒和焦急，他在中山大学各系主任紧急会议上严词抗议，并大声呼吁校方营救被捕学生，可是朱家骅拒绝这一正当要求，鲁迅愤怒地退出了会场。鲁迅不顾自己的安危，亲自前往收容被捕青年的南关戏院慰问并捐款。在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毕磊等被杀害的情况下，鲁迅决绝地宣布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血的教训使他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决定离开广州。他对许广平说：“一同走吧，这里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1927年９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上了太古公司“山东轮”，下午从广州起航。
９月28日船到香港，第二天午后，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到鲁迅所坐的舱内“查关”。鲁迅携带十六只书箱和衣箱，其中十只书箱放在统舱里。他们先检查统舱里的书箱，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倒出，翻搅一通，倘是纸包，便将包纸撕破。鲁迅实在不忍他们这样查下去，就与他们商量：“可以不看吗？”检查员低声说要十元钱。鲁迅还价二元，检查员不答应。于是又打开了第二箱。鲁迅继续与检查员议价，鲁迅加到五元，检查员降到七元，仍未达成协定。结果打开了八只书箱，弄得乱七八糟。接着他们又到鲁迅的舱房检查衣箱，这次的破坏更加严重，鱼肝油的纸盒被撕破，铁签在茶叶罐上戳了一个洞。鲁迅只得硬了头皮把一包十元整封的角子递给了检查员，这才“皇恩大赦”。查关之后，“山东轮”缓缓驶离香港码头。
鲁迅惊魂甫定，陷入沉思，他想，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的现在和将来：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
“山东轮”于９月29日下午发香港，经由汕头，于10月３日抵达上海。
鲁迅三次过访香港，虽然时间比较短暂，但香港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写过不少关乎香港的文章，其中有《略谈香港》、《谈“激烈”》、《再谈香港》、《三闲集・序言》、《匪笔三篇》、《述香港恭祝圣诞》、《“行路难”按语》等。
鲁迅过访香港时的讲演对香港文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施建伟等所著的《香港文学简史》这样说道：“鲁迅的讲演，对香港青年而言不啻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教育。”“鲁迅关于香港问题的言论，犹如直刺香港陈腐的旧文化的匕首和投枪，在文坛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对香港新文学的发轫是有力的推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期，许多新文化工作者频繁地往返于广州与香港、上海与香港之间，香港书市开始大量销售从上海运来的新书刊，新文化的火种在香港传播开来了。”■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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