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文:隐蔽战线的一尊“小钢炮” 久战神器小钢炮

　　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在抗战期间是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又是中共秘密联络点。因此,这里成为戴笠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地方,每一位进出这里的人员都是军统重点调查的对象。尽管如此,与周恩来、董必武秘密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是把许多重要的情报送到这里,无数重要的指示也通过这里秘密传达到四面八方。那么,当年的中共地下党是如何在军统特务的二十四小时监控的情况下进出曾家岩五十号的呢?
　　几乎无人知晓当年的秘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个叫王亚文的共产党员道出了这段秘密:“嘉陵江边的崖底有条暗道,直通曾家岩,我们都是晚上爬进去,天不亮再爬出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位为王亚文写传记的人,对王亚文所说的“秘密通道”进行搜寻,几经周折终于发现了这一秘密通道,这条秘密通道真的能进入周公馆的院子。
　　那么,这个叫王亚文的人怎么会知道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呢?王亚文究竟是什么人呢?
　　
　　周恩来和邓颖超称赞王亚文像一尊“小钢炮”
　　
　　1910年,王亚文出生在湖南醴陵。1922年7月,王亚文考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同学、留法归来的老师罗学�的影响,经常与老师罗学�以及同学宋时轮、左权、蔡升熙、陈觉等一起,议论时政,探讨救国救民的途径,并立志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是年9月,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了安源煤矿大罢工,消息传来,年仅十三岁的王亚文徒步去安源,亲身体验革命风暴的洗礼。回校后,他与陈觉、蔡升熙、左权、陈恭、宋时轮等三十多名进步学生组织了“社会问题研究社”,并创办了《前进》周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1924年,在时任醴陵县委书记的罗学�介绍下,王亚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常委、执行委员,共青团醴陵县委青年部部长。
　　这一年,王亚文投笔从戎,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在黄埔军校,王亚文曾跟随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他在张治中的麾下作战。
　　王亚文勇猛无畏,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多次与陈赓谈及王亚文。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大将曾对王亚文说:“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总是称赞你,说你们湖南醴陵的王亚文像一尊小钢炮敢打敢冲。”
　　大革命失败后,王亚文遭到反动派的悬赏通缉。他受党组织派遣,潜入湖北武汉码头做工运工作。后考入北平朝阳大学。北平“一二・九”运动中,王亚文与黄敬高举大旗,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被反动军警用大刀砍在背上,受了重伤,终身留下了刀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王亚文重返湖南,与任卓民(任弼时的哥哥)着手恢复湖南省委、省军委的工作,任省军委总干事,并在湖南大学内建立了党支部。1938年,奉周恩来、叶剑英、黄文杰(中央组织部长)之命任青年特派员进入西南联大,开展学运工作,发展党员,组建党支部;并联络闻一多、曾昭抡等著名教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常常利用黑夜的掩护从嘉陵江边的秘密通道钻入周公馆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1月16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正式成立,对外叫周公馆,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也就在这一年,王亚文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调入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不久,他接到上级的通知,要他打入国民党内部,对敌人进行策反与分化工作。王亚文一时想不通,自己从来都是在党内工作,为什么不让他到抗日前线去真刀真枪地和日军作战,而要派他在大后方国民党中去搞秘密工作?
　　周恩来听说王亚文闹情绪,就当面对王亚文说:“这是组织上经过慎重的考虑后才决定让你去的,你有别人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你的堂兄王凡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日本问题专家,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你的舅舅陶广是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八军军长;此外,军令部次长刘斐是你的老乡,又和你舅舅是老熟人,他现在主管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各战区作战的协同工作;还有程潜和李明灏,一个是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一个是重庆警备司令,并和我党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你在国民党上层中有这么多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别人是无法替代的对不对?”周恩来又开导他说:“目前抗战处在艰苦的相持阶段……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怎么能撂挑子呢?再说,你钻入国民党内部,就可以随时掌握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就算蒋介石对我有图谋不轨之心,我们也可以及早防范啊。”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王亚文说:“你这个工作任务非常艰巨,是提着脑袋走路……你如果觉得真不行,我们可以考虑换人。”
　　王亚文一听就急了:“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只是担心做不好。我这个人平时不会打牌、跳舞、喝花酒……我没有和他们混在一起的那一套。”
　　周恩来说:“组织上对你有信心,相信你一定能出色完成这项工作的。”
　　王亚文找到堂兄王凡生。在王凡生的介绍下,王亚文在军事委员会里找了个闲职,在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编译员,并住在上清寺聚兴新村七号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程潜的家里。有了这层保护伞,他开始大胆地在国民党上层中进行工作。在王凡生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李明灏、蒋百里、杨杰、林遵、周应聪、符昭骞、覃振等人,并和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还与湖南籍名流章士钊等人往来密切。
　　在此期间,董必武指定王亚文去做李明灏的工作,并指示说:“要和李搞好关系,但不要暴露你的党员身份。”
　　王亚文与李明灏的交往很成功,李曾担任过孙中山在广州主办的军官讲武堂(后改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抗战时又担任过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教育长,桃李遍及国民党军。他还带过兵,北伐时在程潜的第六军中当过师长,抗战时期当过陪都重庆的警卫军军长。由于王亚文和李明灏是湖南籍同乡,他们谈及国民党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感同身受。几次见面后,二人几乎无话不谈。李明灏后来去解放区工作,与王亚文有着很大的关系。与此同时,王亚文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李明灏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张权身上。抗日战争时期,张权的战车防御炮教导中队一度驻四川璧山。张权的战防炮团在重庆设有办事处,与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近在咫尺。周恩来、董必武曾邀请张权去做客。张权也曾对人说:“北伐时,祖涵公(林伯渠)是我的老师。现在,周、董二位对我的指点,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今后,我愿唯周、董二位马首是瞻!” 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循循善诱下,一度,张权要求加入共产党。但董必武却认为,张权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大。周恩来通过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特意将王亚文介绍给张权当上校秘书,两人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一次,王亚文去周公馆汇报工作,在路上遇到三个便衣,差点落到特务手里,幸亏他躲进了菜市场里,从小巷子溜出来,才躲过了追捕。从那以后,每当有重要的情报,王亚文都是利用黑夜从嘉陵江边的秘密通道钻入周公馆,天亮之前再爬出来。
　　1941年1月中旬的一天,王亚文以宴请湖南老乡的名义,请参谋总长程潜、陶广、刘斐、李明灏等人吃饭。在宴席上,大家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唯独程潜情绪不高,独自在喝闷酒。宴会结束,就在程潜告辞出门之际,王亚文追了出来,说:“颂公,难道是我招待不周,惹得你不高兴?”程潜说:“哪里哪里,我来时接到蒋委员长一通电话,说新四军在皖南不听号令,实行叛变,已被消灭,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生死不明,要我明天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
　　王亚文得知这一重要的情报后十分震惊,他送走客人后,立即前往周公馆的秘密通道,把这一重要情报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说:“自1月4日新四军奉命北移后,我们的电台曾经收到新四军在途中被围的告急电报,恩来同志立即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提出严重交涉,要他们即日撤围。以后电讯联系就中断了。今天你的消息来得很及时,我们立即向中央汇报。”
　　1943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负责审查干部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开展的“抢救失足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一天,地下党的一位同志通知王亚文去延安参加审查。王亚文去周公馆向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辞行时,周恩来立即找来那位同志说明情况。那位同志见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如此相信王亚文,也就同意王亚文不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了。
　　在此期间,王亚文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对符昭骞展开策反行动。符昭骞号孟腾,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在云南讲武堂时,与朱德、叶剑英同班毕业,后与叶挺同任孙中山警卫营长。抗战期间在卫立煌手下任参谋处长。1942年 7月调任第九十三军(军长刘戡)副军长兼泸永师管区司令。符昭骞经常咒骂国民党的军队一与日本兵接触就打败仗,只有共产党是救中国的,自认怀才不遇。王亚文与他谈得很投机。
　　1944年,王亚文在泸州警备司令部任上校秘书。1945年开始即以国民党军少将身份一直从事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请求投降。14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周恩来、董必武立即命令王亚文去外交部长王世杰、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以及程潜、张治中、戴季陶、康泽处了解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渝的真正用意。20日,蒋介石向延安发出第二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此时,中央社转译了《纽约时报》的社论――《中国共产党》,说毛泽东不愿意参加与国民党的合作,将拒绝蒋介石的邀请。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希望王亚文真正摸清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渝的目的和其中的风险,以帮助中央迅速作出决策。
　　周恩来指示说:你的湖南老乡刘戡现任陪都卫戍副司令,你上他那里去,尽快弄清蒋介石的真正目的。
　　王亚文是通过刘戡原来的参谋长符昭骞认识刘戡的,后来混得很熟。此番王亚文一连几天在刘戡家打牌,以摸清情况。果然有一天,刘宅的电话响了,刘戡放下牌去听电话,突然他嘘了一声,示意在场者不要说话,然后说:“校长,请指示!”王亚文听见电话里传来蒋介石的声音:“毛泽东还没来重庆,你与唐纵商量一下,要保护他的生命安全,如果出了差错,定拿你们是问!”
　　刘戡一个劲地说:“请校长放心,我一定和唐纵研究,做到万无一失!”
　　王亚文立即告辞,马上去周公馆向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进行汇报。周恩来高兴地说:“亚文同志,你的这个情报太好了,起码毛主席来重庆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我们就放心了。”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向毛泽东发出赴渝邀请。五天以后,即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等陪同下飞抵重庆。王亚文对毛泽东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多天里,他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安排毛泽东与覃振、章士钊等人士见面,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任务。
　　
　　在蒋介石的“心脏”里埋下“定时炸弹”
　　
　　1946年,王亚文奉命回湖南;1946年国共和谈即将破裂,周恩来、董必武写信给王亚文,让他急赴上海。当王亚文赶到上海时,已是1947年年初,周恩来、董必武已先后飞返延安。不久,周恩来、董必武密电给当时中共上海局宣传部负责人沙文汉,指示沙文汉找到王亚文,并给王亚文一个重要任务,即着手展开对国民党海陆空军的策反工作。董必武还交给王亚文两个统战关系:一个是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另一个是和吴石同在陆军大学毕业的何燧,并宣布王亚文为上海国民党海陆空军策反工作组组长。
　　王亚文首先找到李明灏,动员他投奔解放区,以实际行动给国民党军政人员指明一条出路。李明灏几经考虑,终于答应了王亚文的建议。
　　王亚文把策反李明灏成功的情况向沙文汉作了汇报,沙文汉很高兴,遂决定将下一个策反目标锁定在李明灏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张权身上。
　　1948年年初的一天,王亚文敲开了上海溧阳路麦加里三十八号一幢普通楼房的大门,这就是张权的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友相逢,分外亲热。王亚文向张权谈起李明灏最近的情况,并说最近李明灏已经同意,在适当时机,秘密前往华北解放区了。张权听了,心驰神往,迫不及待地问:“我能不能也像李明灏一样,也去解放区呢?”
　　王亚文说:“我们认为,你应该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希望你在上海做好对国民党军队的争取工作,在蒋介石的‘心脏’里埋下‘定时炸弹’,等解放军进攻上海时将上海完整地交还给人民。”
　　张权考虑了一下,说:“我尽量完成任务,但我有个请求,参加贵党是我多年来的愿望,现在可否能实现我这个愿望呢?”
　　王亚文答应向上海地下党汇报,并说这正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希望你干出一番成绩来。
　　王亚文向沙文汉汇报了对张权的策反工作。很快,沙文汉约见了张权,赞扬了他的行为,并建议说:“为了便于在国民党军队中更好地活动,你想办法重回军界,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就如鱼得水了。”
　　于是,张权去找老关系,给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建议:在太湖成立一个绥靖区,既能绥靖太湖,又可拱卫京(宁)沪杭地区。很快,此建议得到何应钦的批准,张权成为太湖绥靖区警备司令。
　　不久,徐州地区战云密布,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就要爆发。沙文汉交代给王亚文一项新任务,让张权利用国民党中将的合法身份,到徐州和蚌埠搞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但是,作为太湖警备司令,张权去徐蚌前线完全是“师出无名”。为此,张权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先找了曾在陈调元部的老同事、国民党联勤总部上将总司令郭忏,希望能组织一个检查团,由他担任团长,去徐蚌地区检查军需补给和物资调配等后勤保障工作。接着他又找了联勤总部副司令张秉钧向郭忏做工作。郭忏最终同意了张权的建议,并委任张权为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官,率领检查团前往徐蚌前线。
　　张权到前线后,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并及时提供给了中共地下党。
　　渡江战役前夕,王亚文又让张权利用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官的合法身份,去沿江前线“视察”。张权驱车跑遍了国民党的千里江防,几乎一个营、一个连的所在据点也察看了。回上海后,他亲自绘制了长江沿线国民党军的兵力、工事布防图,由王亚文送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并迅速转给了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策动上海起义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后即向上海挺进。4月26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乘坐“太康号”军舰到上海复兴岛督战,做困兽之斗。上海地下党迅速制定了“捉蒋计划”,由张权出任上海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任政委,在上海市区组织国民党部分军队举行武装起义,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活捉蒋介石父子,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进城。
　　一天,沙文汉穿着便衣,来到虹桥公墓,与王亚文、张权碰头,共同研究制订在上海市区起义及活捉蒋介石父子的计划。当得知蒋介石有时住在复兴岛上,有时则住在“永兴号”军舰上时,沙文汉问王亚文:“‘永兴号’军舰上有没有我们的关系?”
　　王亚文说:“‘永兴号’的舰长,是我党一位同志的父亲。而且我党这位同志也隐蔽在‘永兴号’上。”
　　张权补充说:“新近从青岛开来一条军舰,停泊在吴淞口,舰长是我的老熟人,我可以策动他过来。如果他能够在黄浦江狭窄之处把军舰炸沉,把‘永兴号’驶出黄浦江的水路堵死,蒋介石就插翅难逃了!”
　　接着,王亚文和张权又向沙文汉介绍了陆军方面的工作进展情况。
　　王亚文首先汇报了对国民党五十一军的策反工作。他说该军原系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军长叫王秉钺,他表示愿意响应起义。
　　张权也介绍了一些可能争取的人员或部队。
　　听了以上的情况汇报,沙文汉非常高兴,他说:“亚文同志,你们在国民党陆军方面的争取工作,成绩不小,张权将军做了大量工作,功劳很大呀!”
　　随后,沙文汉又向王亚文和张权了解了对国民党空军和吴淞口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
　　张权还搞来了六张战时通行证,届时凭此证可以在市区畅通无阻。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就是时机。
　　一天,沙文汉把有关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传达了上海地下党的决定:任命张权为上海市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委,同时宣布了起义的具体计划,其中起义时间定在了5月16日上午10时,起义军司令部设在吉祥路一百二十一号,以北四川路施高塔大楼为基地。
　　地下党要想瓮中捉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堵死吴淞口。吴淞口,即将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一个战略要点。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张权想尽办法搞清吴淞要塞的部署情况。
　　5月上旬的一天,一辆美式军用吉普车开出上海市区向吴淞口方向疾驰而去。
　　车上坐着两位穿国民党将军服的军官,其中一位就是张权,另一位挂少将军衔的,叫徐石�,时任“总统府特派少将视察官”。他们就是专门去吴淞口进行侦察,并策动驻军起义的。
　　进入要塞防区后,徐石�领着张权到处“视察”。张权凭着他丰富渊博的军事知识,对火炮的种类、口径、型号,每个炮位的工事结构,整个炮兵阵地的部署,仔细观察,一一铭记在心。
　　从吴淞口返回市区后,张权又和王亚文来到狄思威路(即今溧阳路)的一座西式楼房中,这是吴淞口炮兵司令邵百昌家。邵百昌客气地接待了张权和王亚文。 张权和王亚文又反复说明道理,策反邵百昌。但邵百昌始终强调困难,不愿作明确的表示。返回途中,王亚文对张权说:“我看邵百昌心存观望,对蒋介石还有幻想,你不要过分相信朋友义气,你可要保持警惕呀!”
　　张权坚定地说:“为革命总得冒点儿风险。”
　　这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第一八二师师长王挽危派他的妻子偷偷给张权送来了一封信。这是一首诗:
　　羡公勇攀列宁山
　　古柏参天耐霜寒
　　惆怅不堪附骥尾
　　各行其志勿相残
　　王挽危这首诗,其意不言自明。他既钦羡张权,又慨叹自己不能追随张权。这说明王挽危思想上发生了动摇,不想起义了。
　　不利的消息接踵而至。第二○九师师长方懋锴,已按照蒋介石、汤恩伯的命令,准备把家眷送上去台湾的专轮。他也动摇了。
　　事关重大,张权立即向王亚文作了汇报,并打算马上要去王挽危家继续努力说服他。
　　王亚文问他:“你现在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张权说:“我看王挽危还不至于反戈一击,卑鄙到卖友求荣的地步。我去他家估计不会有什么危险。”
　　王亚文叮嘱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还是要小心为好。”
　　张权急匆匆赶到王挽危的家时王挽危并没有在家。
　　第二天,张权又和王亚文一起赶往二○九师师长方懋锴家中进行说服争取。方懋锴知道他们的来意,显得非常矛盾和为难。经过二人的开导,他最后只答应“一旦共军向我的防区进攻,我一定举起白旗,开个口子,让共军长驱直入。那时候,我就解甲归田,回家去务农”。
　　海军起义的日子临近了,国民党海军参谋长周应聪在王亚文策反下,已准备率领八条主力舰北开解放区。
　　这天,王亚文急匆匆地赶到周应聪家,还未坐定,就听到有人敲门,来人是海军司令部的一位军官,来人气势汹汹地说:“桂司令请周参谋长立即去开会,有要事相商。”
　　周应聪当时确实不在家。王亚文立即察觉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于是就示意周应聪家里的人,要他们尽快设法通知周应聪,切莫让他回家,以免意外。说罢,王亚文即从后门悄悄地离开了周应聪的家。
　　地下党很快了解到,原来是“永兴号”军舰出事了。当时,地下党有几条线同时在做“永兴号”的策反工作,彼此不发生横向联系。有个地下同志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要求舰长把军舰向北开往解放区。结果,因事起仓促,准备不充分,事情暴露,整个军舰乱成一团。陈舰长父子见大势已去,双双投水牺牲。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得到报告后,十分震怒,立即下令将副舰长、大副、二副、轮机长和其他有关人员共三十余人一举枪杀。酝酿多日的国民党驻沪海军的一次起义,就这样夭折了。但周应聪总算躲过了这一劫。新中国成立后,周应聪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大连海运学院教授、交通部参事、中国航海学会理事、国务院参事,1985年4月21日病逝于北京。
　　1949年5月12日开始,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起了上海战役。
　　5月15日早晨8时左右,张权出门,去外滩公园和王亚文碰头,对第二天的起义作最后的筹划。但是由于事先有人向国民党保密局告密,不久,秦然轩、李锡�、张权相继被捕。确定张权出事后,王亚文匆匆忙忙赶回吉祥路一百二十一号,向大家报告了这个令人震惊、出人意外的不幸消息。
　　由此,王亚文和张权组织领导的上海起义计划功亏一篑。5月21日上午,汤恩伯亲自“核准”将张权、李锡�枪决。张权等牺牲四天以后,即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开进上海市区。张权被追认为烈士后葬于上海龙华烈士公墓。
　　1949年6月11日,上海市军管会委派王亚文接管了真如中学,担任校长。1954年7月,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真如中学易名为延安中学。王亚文任真如中学校长期间还兼任沪江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等校教授。1953年,王亚文调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副教务长、党总支书记。1972年,王亚文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组工作;1979年,任上海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顾问,被《上海经济研究》誉为“学术名家”。王亚文离休后享受副市长待遇。
　　1999年10月31日,王亚文因病辞世。江泽民主席接到家属唁函后嘱秘书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对王亚文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和子女表示慰问!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送了花圈。11月15日,王亚文被安葬于上海烈士陵园。■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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