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面反射【我与巴金的三次会面】
时间：2020-08-16 07:22: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当代文学泰斗巴金老人,于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一百零一岁。当晚我惊闻噩耗,欷�长叹,感慨不已。 先是因为一个特殊机会,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一生同巴老有过多次接触。其中三次,使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
一
早在泉城读高级中学时,由语文老师张秋泉先生介绍,我到山东师范学院听教务长田仲济教授的鲁迅研究系列讲座。其中有鲁迅扶持、奖掖青年作家的内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巴金”这个名字。听讲者中有位大学生告诉我说,“巴金”是笔名,是由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位外国名人的中译名中各取一个字组合而成。我将信将疑,似懂非懂。我从济南二中图书室内借来很抢手的巴金的《家》、《春》、《秋》,读后,我很为书中年轻人的恋爱悲剧所感动。但看看我们高二、高三年级的男女同学已自由地谈恋爱,我觉得巴金书中所描绘的时代似乎已一去不返。巴金的书给我们年轻人一个参照坐标,这就是新旧社会的区别。
后来,我从黄河之滨到长江之畔,在上海一所大学里攻读政治法律,课余仍然看文学书,包括巴老的书,又看了根据巴金的《家》改编的话剧、沪剧和电影。其间,1958年6月30日晚上,我作为大学生文学爱好者,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里,第一次同巴老会面。在座的还有靳以、以群、魏金枝、姚奔、宁宇等作家。我先向姚奔请教了写杂文的问题,又向宁宇请教了写诗的问题,然后挤到巴老面前。我鼓足勇气向巴老请教:“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想写小说,请问巴老,应从何入手,做何准备?”巴老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平和地回答我说:“年轻人,要想弄文学,一要多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二要多观察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注意各种社会人物的形象、语言和性格;三要多多动笔。”我还问了巴老另一个问题:“您写的《家》、《春》、《秋》,《雾》、《雨》、《电》等,是写您自己的生活经历吗?”巴老笑着回答说:“其中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别人的生活,特别是熟悉的人的生活。要紧的是写你熟悉的社会生活。”别的大学生还问了巴金许多问题,巴金都一一作答。可惜当时人很多,我无法做笔记,现已记不清了。再后,我又从鲁迅著作中了解到鲁迅与青年巴金的交往。我对巴金从青年到中老年的经历甚是敬重。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日报做《朝花》副刊的编辑和文艺记者,这与巴老的上次会见,不无关系――巴老的教诲,给了我一种投身文学与新闻事业的巨大鼓舞和后续动力。
刚做《朝花》副刊编辑时,文艺部领导叫我先翻翻50年代报纸合订本中《朝花》的版面。我翻到1956年9月27日《朝花》上有一篇署名“余一”的杂文,题目叫《论“有啥吃啥”》。我浏览了一遍,觉得颇有味道,问老编辑:“余一”何许人也?老编辑说“余一”就是巴金。于是,我又仔细读了一遍。这篇杂文是对“有啥吃啥”、“有啥穿啥”、“有啥买啥”之类的号召、口号的质疑。文章含蓄、形象,充满民众镜头:家庭主妇、保姆为买几两肉,清晨两三点钟出门,排几个小时的队,中秋节有两位排队的妇女在菜市场门口昏倒;天热,市民想吃棒冰买不到,天冷了,棒冰过剩了;大量生产花布,连小学男教师也得买几尺花布;农民有了点钱,有人向他们推销他们并不怎么需要的百货,以“完成任务”。这篇杂文,一方面指出了当时经济贫困,生产不振,适合民众的物资用品十分匮乏;另一方面又指出计划经济的制定和掌控官员,不是从民众生活需要出发,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因而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这是对当时只搞计划经济、消灭市场经济的一种批判,也是对官僚主义的一种讽刺。这是一篇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很有见地、很有分量的犀利杂文。由这篇杂文看,后来巴老写出《随想录》绝非偶然。
二
在短暂解冻时期,《朝花》曾拟请巴老任名誉主编,我奉命去探望巴老。在幽静的武康路一百一十三号,铁门开处,绿树掩映,花卉丛生,盛开的红玫瑰特别耀眼,一座淡灰色的西式小楼映入眼帘。踏着洁净的石径,走到小楼前,拾级而上,自己的脚步声清晰可闻。巴老的客厅宽敞、朴素、大方、简洁。这是我和巴老第二次见面。这第二次见面,巴老时年才只有五十八岁,但鬓发已花白了,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一些。用人端上茶后,巴金夫人萧珊出来打了个招呼即退去。萧珊看起来比巴老年轻许多,且富有活力,风度优雅。我先向巴老说起我们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那第一次会面。巴老听了,先是一愣,后来说了一声“噢……缘分,缘分”。我再问他身体如何,他说,很好,没什么大病。又问他精神状态如何,他说,也很好,你看不是也很好吗?谈及《朝花》拟请他担任名誉主编一事,他说:我已在作协、《收获》、《上海文学》等担任多项职务,一个人精力有限,担任职务过多恐怕都做不好,还是不再任别职为宜。我说,好像巴老自1956年之后就再也没有给《朝花》写过稿。现在茅盾、夏衍、老舍、吴晗、叶圣陶等人在给《人民日报》副刊《长短录》等栏目写杂文,巴老能否为《朝花》辟一个专栏,写些杂文、随笔?巴老说:让我考虑一下。我问他对《朝花》的意见,他说:报纸新闻报道,包括专刊、副刊,最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做客观、真实的报道,对读者讲实情。人民的国家,人民有权知道国家实情。宪法规定了人民的知情权。宪法上的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民众有权了解、议论国家的民众的大事。报纸不仅要报道国家领导人的执政言论,而且要报道民众对治理情况的评判和意见。既然照马克思的说法干部是公仆,民众是主人;那么,主人对治理的评论,就是权利,就是标准,起码是言者无罪。巴老还说,1958年以来报纸上浮夸不实的报道太多了,少的讲成多的,小的讲成大的,坏的讲成好的,好的讲成坏的――这都是不讲真话。其结果是把经济建设搞乱,把社会风气搞坏。讲假话的人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虚报政绩,邀功升官;一种是怕讲了真话挨整、打棍子。报纸要批评前者,鼓励后者,丢掉怕字讲真话。丢掉怕字有难度,上面要鼓励,并做出吸取不同意见的榜样。言者、作者也应有勇气,有一种社会责任心。整风时,好多人的话是真话,掏真心,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标准不适用了,被划成右派。这是个大教训。现在毛主席提出学魏征、海瑞。魏征、海瑞最大的人格魅力就是敢讲真话、敢提不同政见,诤谏、死谏,讲真话不怕杀头。上面广开言路,下面敢讲真话,我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压制言论,以言治罪,甚至治腹诽心谤罪,国将罹难。报纸,包括副刊版面,还是要多反映民众关心的衣食住行问题。这不是小事情,是大事情,“民以食为天”嘛……巴老言教,谆谆然,铮铮然。
这次同巴老晤面后没过多久,即到了1962年5月9日,巴老在上海作协和文代会上作了一个发言,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其中指出:我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拿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我当然不会看到棍子就缩头,但棍子挨得多了脑筋就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在我们社会里有那么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别人都套到他们的框框里去。倘若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若别人的花园里多了几种花,别人的窗前多几声鸟叫,倘若他们听见了新鲜的歌声,看到了看不惯的文章,他们就会怒火上身,举起棍棒,来个迎头痛击。他们人数很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
几天后,美联社报道了巴老的讲话:“巴金5月9日在上海文化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正是巴老这篇充满了巨大政治勇气的讲话,给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招来了深重的磨难。巴老在发言中指的那些定框框、打棍子的人,是些什么人呢?有名家如余秋雨先生诠释:“主要是指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这种解释并没有错,但又未免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巴老说,“他们人数很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只要想想反右派时五十五万知识分子以言获罪,失去政治自由、言论自由,乃至人身自由,就不言而喻了。因而,巴老的发言更显得难能可贵,撼人心灵。
三
上海文代会召开后四个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了,会上强调抓阶级斗争。随之而来的是,从北京到上海,展开了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思想大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贺绿汀的“借鉴西方音乐美学论”,当然还有巴老的文代会上的发言,以及他一贯的“文艺自由论”,也在劫难逃。从1965年夏到1966年夏,我在上海市郊的工厂里,同影星王丹凤、白穆等在一个工作队里搞“四清”,我们密切注视着京、沪等报上的这些批判。巴老被打棍子的人及其高层指挥者们戴上“中国的爱伦堡”的荆冠。苏联大作家爱伦堡曾被称为在苏联带头搞文艺自由化,促使文艺解冻,冲破斯大林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主帅。这还得了!这就注定了我和巴老第三次见面时,他将被推入更深更险的炼狱中了。那一次见面,令我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1966年夏,我接到报社领导的紧急命令,从“四清”工作队回报社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从文艺部调到总编室,采写内部情况。一天,我又走进作家协会那熟悉的大厅。然而,眼前的情景让我震惊:往昔坐在主席台上的巴老,却被安置在大厅内东南部一个课桌式台子上写检讨。大字报铺天盖地,大部分是批巴老的。串联的人流拥挤着,大部分是来参观被批斗的著名作家巴金的。我不禁一阵心酸,我多么想上前同巴老握一下手,再问他一声好,但我不能。周围有一些我熟悉的面孔在监视。当时,他们已是作协的主宰者。■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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