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钱学森（中）_钱学森简历20字
时间：2020-08-16 07:22: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钱学森的美国护照 我读了一本海外出版的关于钱学森的传记,书写得不错,但是有一个观点使我感到疑惑:“他(钱学森)明白,他的未来在美国。因而,在1949年,钱学森申请了美国公民权。”
作者以为钱学森在1949年原本无意回到中国,是盛行一时的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搅碎了钱学森的“美国梦”――美国联邦调查局突然以“共产党嫌疑”逮捕了钱学森,这才使钱学森觉得无法在美国生活下去,决定返回中国。
我问钱永刚,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见解?
他告诉我,“在1949年,钱学森申请了美国公民权”,确实有这么回事。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明白,他的未来在美国”。当时,蒋介石在中国内地兵败如山倒,不得不逃往台湾。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面临抉择:如果回国,是回中国内地,还是前往台湾?在美国的华人之中,蒋介石政权仍拥有很大的势力,当时的美国与“中华民国”有着外交关系,而钱学森出国时拿的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华民国”护照。那时候,“中华民国”驻美国的使馆派人动员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前往台湾。钱学森一心想回到北京,回中国大陆,但是又不能公开表态。于是,“在1949年,钱学森申请了美国公民权”,以便把手中的“中华民国”护照改换为美国护照,这样就可以不再受制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所以,当时钱学森填了美国的入籍申请表。钱学森还放出风声,要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一带买房子,似乎要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以避免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人员的纠缠。
诚如钱学森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言: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二十年。二十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没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但是,美国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为敌,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使我多待了五年……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是什么样子……
钱学森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他明白,他的未来在中国,而不是美国。
头等舱的故事
1955年,钱学森从美国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 (President Cleveland)邮船归来。克利夫兰总统号是美国一条普通的轮船,以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1837―1908)的名字命名。克利夫兰是美国唯一分开任两届的总统,即第二十二任、二十四任总统,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就是在他任期内由他主持揭幕的。邮船常常被误写为“油轮”,其实油轮是运油的轮船,而邮船为客货两用轮船,还兼营邮政业务,所以被称为邮船。
在20世纪50年代,中美之间的交通已经有飞机,但是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飞机只能在香港降落或者起飞,航班也很少。那时候,主要还是靠轮船往返。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坐杰克逊总统号邮船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这一回,则是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返回中国。克利夫兰总统号是来往于中美之间的轮船之一,由于许多中国名人乘坐过这艘邮船,诸如胡适、张爱玲、李小龙以及科学家华罗庚、郭永怀、王希季、朱光亚、侯祥麟等,使这艘邮船一直留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
经过五年的企盼,经过五年的艰辛斗争,钱学森终于迎来欢欣的日子――1955年8月5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通知钱学森,可以回国了。1955年9月7日,陈叔通先生也给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 :“您6月15日的信件收到。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通知,禁止你离开美国的命令已经取消。你可以随时离开美国。电告归期。告知我任何困阻。”钱学森一家急于离开美国,生怕晚了一步有变。钱学森先是去订购飞机票,但是近期的机票早已售完。于是,只能订轮船票,最近一班轮船是1955年9月17日从洛杉矶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这是克利夫兰总统号往返于中美之间的第六十个航次,不过头等舱的船票已经售完,只剩下三等舱的票。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当即买好三等舱的船票。
钱学森离开洛杉矶那天,当地出版的《巴萨迪那晨报》上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这下子,钱学森成了新闻人物,不仅方方面面的朋友前来送别钱学森,而且众多记者赶往码头采访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日虽然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钱永刚告诉我,克利夫兰总统号始发地为旧金山,途经洛杉矶,然后经停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最后到达香港九龙,整个航程为二十一天。钱学森离开洛杉矶的时候,很多朋友送来花篮。钱学森上船之后,由于三等舱的房间太狭小,连花篮都放不下,不得不把一部分花篮放到过道上。
没想到,住三等舱的“新闻人物”钱学森引起一位住头等舱的美国老太太的注意。在船过夏威夷之后,这位美国老太太忽然请钱学森夫妇到自己的头等舱房间里喝咖啡。钱学森夫妇来到那里,方知老太太是美国的女权主义领袖,在美国相当有名气。寒暄几句之后,老太太派人把船长叫来。船长不敢怠慢,来到了头等舱。老太太指着钱学森夫妇问船长:“你认识他们吗?”船长推说不知道。老太太对船长说:“钱先生是世界知名科学家,你怎么可以让他和太太住三等舱?”船长连忙说:“让我去查一查,还有没有空余的头等舱。”船长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说是正巧有多余的头等舱,请钱学森一家立即搬进头等舱。
从洛杉矶到夏威夷,克利夫兰总统号已经航行了七天。船上有空着的头等舱,船长当然早就知道。当时,美方故意对钱学森说,只有三等舱的船票了。他们以为钱学森这样也就不会马上走。谁知钱学森去意坚决,就是坐三等舱也要走。得道多助。钱学森夫妇终于在那位爱打抱不平的素昧平生的美国老太太的帮助下,带着七岁的儿子钱永刚和五岁的女儿钱永真住进了头等舱。
钱永刚告诉我,漫长的海上航行是很累的,他们一家在船到夏威夷檀香山的时候,下船散步,以使双脚能踏上久违的陆地。然而,在日本和菲律宾,钱学森被告知不能下船,因为那里不是美国的领土,美方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当天中午,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朱兆祥专程从北京赶来迎接。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备负责人,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专程赶往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一家。朱兆祥不认识钱学森,当时还特地去上海拜访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拿到钱学森一家的照片。朱兆祥和钱学森紧紧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百感交集,他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钱先生,请坐车”
在如今已经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朱兆祥在1955年10月16日从浙江加急发给中国科学院并转外交部的电报,这份电报同时抄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这份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电报,真实记录了钱学森刚回国时的情况:“钱学森8日已抵深圳,当晚抵广州,游览一日后赴上海。”电报说,钱学森归国途中,除了在檀香山、马尼拉、香港等地受记者包围外,美国当局未加阻碍。“可能由于近期美国对此态度略有改变,扣留不成,就讨好些,故未留难。”电报称:“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五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钱学森说:“在美国估计有四千留学生,绝大部分愿意回国,但都有各种顾虑,如恐怕提出申请美国不准因而影响职业和生活,也有人旅费不够。希望政府给他们旅费补助,这样一定可以争取很多人回国。”
钱永刚说,他的爷爷――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先生,当时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三层的红砖楼房里。10月10日,钱学森一家离开广州,乘火车前往上海。10月12日上午,抵达上海。钱学森与父亲相见,分外欣喜。为了便于钱学森回家看望,朱兆祥安排钱学森一家住在附近的宾馆。钱学森一家,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父亲那里吃饭。回到宾馆之后,钱学森就接到电话,提醒“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不言而喻,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严密保护。即便是这几分钟的路,也务必请钱学森乘坐为他提供的专车,以保障他的安全。
钱永刚还记得,10月28日,全家抵达北京,入住北京饭店。北京饭店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仅一箭之遥,钱学森带着全家步行去逛东安市场。一回到北京饭店,又接到电话:“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
11月23日,钱学森到了哈尔滨,希望能够去哈尔滨军工学院看望朋友,陈赓院长乘坐专机从北京赶来。陈赓大将当时是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陈赓对钱学森说,国防部长彭德怀托他问一句:“中国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回答:“能!”彭德怀知道以后,说道:“就是当掉裤子,也要上导弹!”这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彭德怀深感中国与美国的科技差距,在现代化战争中没有导弹绝对不行,而打蒋介石的时候,他还没有这种感受。
毛泽东要钱学森坐在他身边
2003年秋日,在杨利伟即将飞向太空的前夕,我又一次前往北京那个门口竖着“军事禁区”牌子的大院,手持铜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行证”,来到钱学森办公室。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的椅子空着。由于双腿行动不便,钱学森已经很久没有坐在那张椅子上。接待我的是他的老秘书涂元季以及两位年轻的秘书。涂秘书在钱学森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就连他也皓首飞霜。跟涂秘书聊天,是一种享受,他在不经意之中,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钱学森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时,在我的一部新著里,打算选用钱学森与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的一帧合影。这张照片,引出了涂秘书的话题。他说,有人曾经在文章中这么讲起这帧照片的来历:毛主席宴请钱学森,而钱学森来晚了,一见面就连声向毛主席道歉,因为他工作实在太忙。涂秘书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钱学森向来守时,凡是出席会议,总要提前几分钟到达,从不迟到,更何况是毛主席宴请,钱学森怎么可能迟到?!
涂秘书说,其实,这张照片是在钱学森回国后三个多月时拍摄的。那是在1956年2月,全国政协举行二届二次会议。毛泽东主席宴请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森收到了大会的请柬,上面写着他的席位在第三十七桌。到了宴会厅,钱学森在第三十七桌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牌。这时,工作人员领着他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大名!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三十七桌勾到了第一桌。那张照片,就是在宴会上拍摄的。
钱学森回国才三个来月,就被毛泽东如此看重,表明新中国的领袖深知钱学森的分量。半个月后,钱学森就向国务院郑重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意见书》,最先为我国火箭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关键性的实施方案。
毛泽东先后五次接见钱学森,足见他对钱学森的重视。
从“正”转“副”的秘密
记得三十年前,我总是称钱学森为“钱副主任”,因为当时他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也有人喊他“钱副部长”,因为他也是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据说,钱学森喜欢“副”职。他的一生,担任过一连串的副职,从“副主任”、“副部长”到“副主席”。
1956年10月,当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成立之际,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然而,不久之后,他却主动要求当副院长。这是因为担任院长要花费很多精力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他希望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领导上终于同意他担任“副”职的请求,派了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当院长。通常,人们视副职转正为仕途升迁,而钱学森反过来从正转副,只求有利于工作。此外,他不参加剪彩仪式、鉴定会、开幕庆典,也不为人题词、写序,不兼任任何顾问、名誉顾问之类荣誉性职务。
在涂秘书那里,我见到一帧钱学森与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合影,他俩喜笑颜开,谈得眉飞色舞。钱学森怎么会跟侯宝林如此“亲密接触”?这不光是因为钱学森小时候喜欢到北京天桥听侯宝林说相声,而且还有一番外人不晓的内情:那是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总理来到湖南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工作。他递交了四届人大代表名单。这时,病中的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周恩来一查,钱学森在“文革”中是保护对象,所以仍在人大代表名单之中,而侯宝林则还被关在“牛棚”里呢。于是,急急下令解放侯宝林。后来,钱学森与侯宝林在人民大会堂喜相逢,彼此都心知肚明是毛泽东主席“点名”予以特别关照的两个人,所以才会那样谈笑风生。
“铁杆”广播迷
我见到钱学森两件特殊的“作品”:一个是他自己设计的音箱;另一个是褐色的木柜,看上去像是五斗橱,钱永刚告诉我,那是钱学森自己设计的收音机。
钱学森不仅每日读报,而且每天收听广播,是一个“铁杆”广播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科学普及节目,叫做“科学知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知识”有两个忠实的听众,一个是作家夏衍,一个是科学家钱学森。
夏衍当时是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听见夏衍在那里谈电脑、激光、人造地球卫星、人工合成蛋白质等,头头是道。他笑道,他的这点“本钱”,是从广播里听来的。作为作家,他每天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借以了解科学。
我在《解放军报》上看到过一篇报道,说钱学森也“每日必闻”――每天早上6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有一次,有人当面“考”他,今天早上的“科学知识”广播了什么?钱学森脱口而出:“讲的是南京天文台的趣事。”
钱学森身为科学家,为什么还要收听“科学知识”节目呢?因为专家只是在他的专业范围内是“行家里手”,专业以外的知识,需要从科普作品中汲取。钱老学识渊博,他天天听“科学知识”节目,说明他深知专家也需要科普的道理。
钱学森“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晚上6时半,他必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为此,钱家通常在晚上6时吃晚饭,钱学森在半小时内吃完晚饭,然后开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非常关心国内外的政治动态,认为新闻联播是信息准确而又及时的节目。
直到九十多岁了,钱学森还一直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不过,他的听力渐渐减弱,特别是女声,他往往听不清楚。钱永刚告诉我一个细心而又有趣的观察结果:新闻联播节目是男女声交错播送新闻。男声在播的时候,钱学森睁大眼睛在听。到了女声播出的时候,钱学森的眼睛闭上了。接着,男声播出,他的眼睛马上又睁开了!
令我惊奇的是,钱永刚说,钱学森几十年来不看电视。对此,钱永刚解释说,这是钱学森早年在美国任教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加州理工大学的教授们为了专心工作,很多人不看电视。
但是,最近几年钱学森开始看电视了,那是由于他的听觉的衰退,听不清楚广播,改为看每晚7时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虽说依然听不清播音员的声音,但是他可以从电视画面大致了解国内外动向。
看完电视节目,他开始练气功,然后睡觉。
有趣的是,我看到一大摞钱学森用过的扇子。钱永刚说,钱学森喜欢用扇子,不太喜欢电风扇。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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