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民、濮存昕：两代“全民偶像”】评价濮存昕偶像
时间：2020-08-16 07:17: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他们是一对引人注目、受人爱戴的父子，是两代中国观众公认的全民偶像。父亲苏民，原名濮思洵，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曾经做过“人艺”的副院长。儿子濮存昕，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现任“人艺”的副院长。
八十多年前，苏民出生在一个视“戏子”为下三烂、祖训“做什么都可以，独独不能演戏”的官宦之家，未来走戏剧这条道路对那时的苏民来说，是根本不能想也根本行不通的。
五十多年前，濮存昕虽出生在戏剧之家，但从小身患小儿麻痹症，走路尚且需要拐杖，每天活在自卑的阴影里。在那时的他看来，以后站在舞台上大放光彩，无异于白日做梦。
但他们最后都走上了演艺道路，而且走得越来越精彩。20世纪40年代，苏民便致力于进步话剧运动，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在中国话剧界举足轻重。有一次，苏民参演的《蔡文姬》将要上演时，剧迷为了抢到一张门票，竟然把“人艺”的南墙都挤塌了。而濮存昕，更可谓话剧、电影、电视三栖明星，处处开花，是目前内地身价最高的男演员之一，无论是从演技还是从口碑、社会声望来看，都是演员中非常成功的。
走上演戏道路的官宦子弟
1926年10月，苏民生于济南。濮家祖上是江苏溧水的显赫家族，出过两个进士，苏民是进士濮青士的嫡传第四代。
苏民排行老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八岁了。自古老父疼幼子，但苏民却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濮家作为书香门第和官宦之家，传统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父子之礼、长幼之序，来不得半点儿含糊。父亲对男孩子很少有笑容，从来都是板着脸严加管教，将家庭的责任都寄托在男孩子身上。
苏民的父亲在东北做县长。苏民六岁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全家人跟着父亲，从东北经过热河，到北京落了户。
濮家的家教很严格，刚上小学的苏民，“白天上学，晚上得跟父亲念书。《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汉唐文》，每天得背，短的背一篇，长的背一段。即使他白天工作很累，晚上也要检查，背不上来是要打手心的。但从不打右手，因为右手要写字。还要把写的字拿出来让他检查”。
在严父的管教下，苏民广学博记，对书法、作诗、作画，无一不精通，为日后的演戏和导演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底蕴。但在当时，苏民是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演戏这条路的。在世代为官的濮家，演戏一直被看做是下九流的职业。苏民的父亲对戏子尤其深恶痛绝，教育子女做什么都行，独独不能演戏。但苏民终于做了“不肖”子孙，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他顶住家庭的压力，最终投身了戏剧事业。
1943年，苏民在北京第三中学读书。学校里的一些热爱戏剧的同学办了一个沙龙剧团，在学校的小礼堂演出曹禺的《北京人》。这是苏民第一次看话剧，结果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1944年，苏民考进艺专后，终于有机会排演了曹禺的《日出》，他扮演了黄省三这个角色。从此，苏民走上了演戏的道路，这一演，就是一辈子。
当时，苏民和同为进步学生的蓝天野开始了亲密的合作。说起来，苏民也算是蓝天野演话剧的一个引路人了。苏民和蓝天野一起办壁报，一起演出，还兼做道具、美术师，有时候二三十个人物的化妆也全被他两个人包了。年轻的生命里充满了对话剧舞台和戏剧表演的热爱。这段全面尝试的经历，把两个人都练成了多面手，也为他们今后的话剧生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苏民和蓝天野不仅是搭档关系，他们还较着劲比进步。蓝天野创办了海燕文学社，苏民便组织了一个沙龙剧团；在蓝天野秘密入党不久，苏民也跟着加入了党组织。这两个追求进步的学生的演艺水平就在这比赛中突飞猛进。若干年后，蓝天野也和苏民一样成了中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演出了话剧《茶馆》《王昭君》和影视剧《渴望》《封神榜》《中国商人》等优秀作品。
1946年春天，沙龙剧团、祖国剧团和一个历史比较长的北京剧社合并骨干力量，组织成立了北平戏剧团体联合会，简称北平剧联，开始了沿着进步的道路搞戏剧的活动。当时，作为沙龙剧团、祖国剧团台柱子和当家小生的苏民，在北平剧联演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正是这个阶段，濮存昕的妈妈贾铨认识了苏民。当时贾铨就读的中学，每学期和学年结束，都要演出话剧，而苏民所在的剧团给了贾铨他们不少帮助。在哥哥的介绍下，贾铨认识了那个时候还叫濮思洵的苏民，一下子对这个朴实又有才气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几年后，两人结婚生子，红红火火的家庭生活拉开了帷幕。
慈父光环下的自卑少年
严父管教下的苏民不愿自己的孩子也像自己那样自小受到严厉的对待，他决定把孩子当成自己的朋友，和孩子彼此尊重，平等交流。因此，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彼此间的相互学习，就成了这个家庭父子之间的相处方式。
苏民的慈父形象是出了名的，对妻儿的爱也无微不至。有一次他托别人给家人带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包了一层又一层。等家人把包装都打开一看，里面原来不过就是几个钉子，之所以包那么严，是怕扎伤孩子。因为苏民太过严谨，太讲究四平八稳，结果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唆夫斯基。
濮存昕是苏民的第二个孩子，1953年7月在北京出生。这个虎头虎脑的胖小子可喜坏了苏民，但不幸的是，在濮存昕一岁多的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当时患这种病的孩子很多，几乎无一例外都留有后遗症。苏民得知这一情况，脑袋一下子蒙了！这之后，治疗濮存昕的病成了全家最重要的事情，苏民四处托人打听能治这种病的大夫和偏方。
后来，一个在卫生部工作的亲戚建议他们去找儿童医院的中医关大夫。关大夫的水平很不一般，没多久，濮存昕的大脚指头便能动了；接着，小脚趾也能活动了，脚脖子也能活动了。虽然如此，但小儿麻痹的后遗症还是很严重的。濮存昕上小学时，整日用一个四条腿的板凳当拐杖扶着走路。
等到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苏民开始带着濮存昕去医院做放脚弓的手术，把五个脚趾的筋做了延长。因为做手术的那条病腿不能着力，时间一长，那条腿变得比好腿细了，走起路一跛一跛的。有一天早上，苏民准备上班时，忽然发现濮存昕一出家门，便撤了拐杖，强行用自己那条坏腿蹦着走路。苏民不禁心里热热的，很为儿子这种意志和自觉性感动。后来，他还在濮存昕姐姐和弟弟面前给濮存昕鼓劲：“你这样做是对的，一定要坚持。”
拐杖伴着濮存昕升入了中学。在校园里，他成了一些调皮学生取笑的对象，每每不小心摔了跟头，总会引来同学们的围观和议论。一条病腿给濮存昕带来了烦恼和自卑，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他坚持每日在腿上绑沙袋进行锻炼，从不叫苦。这期间他还连续做了五次非常痛苦的手术，有时候苏民都心疼得提出不要再做手术时，小小的濮存昕仍咬着牙坚持要做。他说：“爸爸，做吧，只要这条腿的病能好，我不怕，多疼我都不怕。”
第五次手术做完了，情况已经开始好转。虽然濮存昕还拄着双拐，但他已经能练习打篮球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濮存昕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在这段自卑的岁月里，父亲除了指导他练习书法，学习画画外，还有意识地把他带进了戏剧天地。
在濮存昕童年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便是父亲在前台演戏，他和别的小伙伴就在后台玩耍。他们常常拿着大人们的演出道具，学着大人们那样表演起来。有时候他跑到化妆间看大人们化妆，看到平时和蔼可亲的叔叔一穿上坏人的衣服，便显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这些常常引起濮存昕的思索：为什么这个叔叔穿上坏人衣服往台上一站，就跟平日判若两人？他为什么要装坏人？他为什么装得那么像？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开始思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了。在许多孩子连话剧的概念都没有的时候，他已多多少少有了一点演戏的感性认识。
年幼的濮存昕生活在这种戏剧的氛围里，有时候便不由自主地入了戏。有一次，他看了一段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热烈地表白的话剧，剧情的高潮是那个男人一下子跪在女人面前声泪俱下地说：“我爱你！”濮存昕看得特别感动，到学校时仍没能从剧情里走出来。课间的时候，他也不知怎么就来了情绪，冲着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就跪下了，嘴里说：“我爱你！”那女同学竟被他这意外之举吓哭了。周围的人以为他在耍流氓，拥上来教训了他一顿。从这以后，濮存昕被同学们送了个骂名：“臭流氓”。女同学看到他就躲，男同学也看不起他。其实濮存昕哪懂得“耍流氓”的意思，他只不过在模仿舞台上大人们演戏而已。
苏民为了强化濮存昕的演戏感觉，便让他学着画舞台背景。演员们来讨论角色的时候，苏民也故意让濮存昕在场听一听。潜移默化中，濮存昕离戏剧艺术越来越近。
慢慢懂得生活的牧马人
1969年，当“上山下乡”运动来临时，濮存昕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要求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十六岁的濮存昕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开始了长达八年的种地、养马生涯。
带着满腔热血和对未知生活的憧憬，濮存昕一头扎进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在这里，现实使濮存昕开始慢慢思考起生活来。刚到东北的时候，因为没有帐篷，濮存昕竟然就在树林子里睡了一夜。在那个东北初秋寒冷的夜晚，濮存昕一觉醒来，发现连眼睛也冻住结了霜，睁不开了。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濮存昕沸腾的心也平静下来，开始涌出一丝对未来生活的恐惧。
这一年，正赶上中苏打仗，除了生活上的艰苦，他们还要受到战争的威胁。在东北最寒冷的季节，濮存昕被派去架电线，身体单薄尚未成年的他常常累得浑身打战。但他从不叫苦，自己缝洗衣服的时候，甚至有一丝觉得自己长大成人的得意。
下乡的第一年，濮存昕的工作就是干农活和放马。放马是他最喜欢的事，他没事就观察马的习性。马平静的时候，他觉得特别美，像一幅自然风光画；马暴烈的时候，他又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其中有一匹马是他最喜欢的，那匹马又高又漂亮，特别是昂头嘶叫的时候特别壮观。濮存昕经常领着它去吃新鲜的青草，一有空就到河边洗刷它身上的毛，甚至还和那匹马合了个影寄给父亲苏民。在以后拍戏的时候，如果戏里有骑马的镜头，濮存昕从来不找替身演员，他能自己把马立起来往下滚，这些骑马特技，便是那时候学来的。
第二年，濮存昕被调到了业余宣传队，常常在农闲的时候去给农民们表演节目。这可对了濮存昕的胃口，他表演得很卖力。演出之外，他什么活都干。有一次，他和队员们拉着道具和演出服装到师部演出，卸车的时候出了一身汗，演出的时候服装单薄着了凉，结果演到一半的时候他的病腿便使不上劲了，他就将重心换到另一条腿上继续演出。那天他的节目是朗诵李白的《将进酒》，朗诵结束后该下场了，他却待在那里一下也不能动了，最后是抱着病腿蹦下台的。后来师部领导指示医治他的病腿，这才得以完全康复。
八年的插队经历虽然伴着寒冷、寂寞、饥饿、枯燥，但濮存昕仍觉得受益匪浅。他说：“在北大荒长时间的生活，是磨难，也是考验，大悲大喜能增加人对人生的理解能力和承受能力。这对于一个男演员尤其重要。男人的形象中应该有立得稳、担得起的气质，还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和面对困难的承受能力，比如割麦子，北大荒的田垄长得望不到头，你得一垄一垄、一镰一镰地割，那腰累得像折了一般的痛，至今记忆犹新。这也许对我后来的生活与创作有积极的影响。如果说我这人还比较踏实，是因为我那时感悟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要做成什么事都得一点儿、一点儿地干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我演话剧就像割麦子，一天一场戏，八九百观众，几十场、上百场演出才几万观众，目标很远，但你必须一步一步往前走。对困难有较强的承受力是那段生活给予我最大的锻炼。”
1977年，濮存昕结束了插队生活，返回了北京，并幸运地在空政话剧团穿上军装，当上了话剧演员。这一年，他二十四岁，是空政话剧团学员班里年龄最大的一个。在这里，他从最基本的学起，开始练功、练发声，学习专业舞台知识，包括舞台美术等。
濮存昕在空政话剧团待了九年，演的大多是群众演员，台词常常只有两个字：“报告”，有时候干脆什么台词也没有。八年的下乡生活，已经让濮存昕成熟很多，他从不抱怨，就像当年割麦子一样，认真地跑着龙套，踏踏实实地前进着。二十六岁的时候，他还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空政话剧团的九年龙套，为濮存昕后来的辉煌成就打下了基础。
1986年夏天，濮存昕被蓝天野借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演《秦皇父子》中的公子扶苏。濮存昕演完了这出戏，便也成功调入了“人艺”。 在众多前辈的指点下，濮存昕终于以主角的身份站在了灯火辉煌的舞台上。在“人艺”，他在《雷雨》《哈姆雷特》《李白》《渔人》《天之骄子》《三姐妹・等待戈多》《茶馆》《风月无边》等话剧中的表演出色，成功塑造了李白、曹植、李渔、哈姆雷特等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成了北京人艺的台柱子，还分别两次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两次获得文化部文华奖。
认真画好“三个圈”的两代艺术家
苏民给中戏的大学生讲的第一课是“三个圈”： 一个圈代表文化知识，一个圈代表社会经验，一个圈代表表演技巧。只有一个圈的是学生，三个圈相交的是老师。当三个圈完全重合时，他才是艺术家。
苏民和濮存昕这对无论在生活上还是事业上，都认认真真、清清白白的父子俩，说他们是三个圈完全重合的艺术家，那是当之无愧的。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民就在曹禺、郭沫若等大师的话剧作品中扮演主要角色。后来，他又当起了导演，执导了《虎符》《王昭君》《天之骄子》《李白》等许多著名话剧。这之后，他又执掌教鞭，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话剧和影视表演人才。像韩善续、修宗迪、徐帆、江珊、陈小艺、王姬、梁冠华等知名演员都出自他的门下。
苏民不仅自己做人演戏两清白，他教育出来的儿子濮存昕也同样光明磊落地傲立在演艺界。
在话剧舞台上，濮存昕已是硕果累累，但他真正达到演艺上的巅峰地位，却是在介入影视艺术之后。说起来，这还多亏了谢晋的慧眼识英才。
早在1987年的时候，谢晋筹拍电影《赤壁大战》时，已经到空政话剧团大院去找过一次濮存昕了。不过最后因为资金问题，《赤壁大战》没有投拍。但作为“影视界最有名的伯乐”的谢晋，一旦发现了濮存昕这匹千里马，岂肯放过。
终于在1998年，谢晋在执导《最后的贵族》的时候，想尽办法将濮存昕拉了进去。但第一次演电影的濮存昕，在拍摄过程中还是闹了些笑话，比如其中一场戏是他拿着一束花献给女主角潘虹，应该说“我是陈寅”，结果他说成“我是濮存昕”。但总的来说，濮存昕的表演还是非常精彩的。在《最后的贵族》的首映式上，谢晋看着濮存昕兴奋地说：“又出了一个演员。”从此，濮存昕成了谢晋的一张王牌，他自己也由此踏上了演艺事业的新境界，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拍出了电影《大漠紫禁令》《最后的贵族》《清凉寺的钟声》《与往事干杯》《伴你到黎明》《爱情麻辣烫》《洗澡》《说好不分手》和电视剧《大空战》《英雄无悔》《来来往往》《运河人家》《光荣之旅》等经典的影视作品，塑造出高天、刘大明、曹操等一个又一个感人的形象……无论是在舞台上、银幕里，还是照片海报上，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总是一种无法言语的魅力，深深打动着每一个观众的心。
而在生活中，濮存昕更加热心的是公益事业。2000年，濮存昕受卫生部之邀担任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这是他的另一个终身职业。此后，濮存昕先后参与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青基会、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及卫生部健康教育研究所（CTC系统）等多个机构组织的关于艾滋病知识及预防方面的活动项目，足迹遍及吉林、山东、甘肃、四川、贵州、江西、山西、北京等地，认真地义务宣讲有关艾滋病及艾滋病预防方面的知识，同时呼吁人们打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恐惧和歧视，给他们以社会大家庭的关怀和温暖。为了宣传预防艾滋病，濮存昕甚至还将自己的漫画像印到安全套上。
濮存昕以个人名义设立的“爱心基金”，是我国第一个由捐助人设立、以信托方式建立的公益基金。在“爱心基金”设立时，濮存昕第一次曾充值十万元，其支付的第一项公益活动是为西藏的小学生订阅一千份《中国少年报》。濮存昕在拍完《假如有明天》这部戏以后，把所有的片酬都捐给了专门治疗艾滋病的北京佑安医院。他健康、亲和、阳光、负责的形象，让许许多多人战胜了恐惧，消除了误解，勇敢地伸出双手回归社会继续与病魔战斗，或是用点点滴滴的关怀温暖他人。
濮家有一句座右铭：“清白立子孙。”在濮存昕的生活道路上，苏民给他最大的影响就是：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濮存昕不但做到了，而且还做得让人竖起了大拇指。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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