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拯救国宝一掷千金】 快穿之拯救黑化boss

　　一次，张伯驹谈起他不惜倾家荡产收藏文物时，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刘海粟论及张伯驹的学养时道：“丛碧词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伯老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名缰利锁本无缘
　　
　　张伯驹虽一直担任军职，见国事日坏，和他建功立业的理念相去甚远，尤其是看不惯上层人物那种对同胞耀武扬威，在洋人面前却卑躬屈膝，彼此之间又尔虞我诈的丑陋行径。
　　遂大有“秦关百二，悔觅封侯”之叹，也就将一颗热心肠冷了下来。张伯驹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孤傲，加之愤世嫉俗，便更加落落寡合。
　　张伯驹(1898－1982年)，本名家骐，别号丛碧，斋名“平复堂”、“丛碧山房”。张伯驹原是其嗣父张镇芳的侄儿，因张镇芳无子，自小过继其为嗣子。
　　张镇芳(1863－1933年)字馨庵，号芝圃，河南项城人氏，29岁(1892年)中进士，任度支部主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张镇芳微服遁出京都，追护两宫至西安，任陕西司行走。两官回京后，委以银元司会办，恩赏四品衔。庚子事变之后，袁世凯成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镇芳和袁世凯有点远亲关系――他是袁世凯长兄袁世昌的妻弟。靠着这种亲戚关系，张镇芳也陡然发迹起来。他于1901年调任直隶差委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转长芦盐运使，并主办中央合作开滦煤矿。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科举，兴学堂。张捐资创办项城百冢铺师范学堂，对发展地方教育有所贡献，捐资续修《项城县志》。
　　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摄政王载沣本打算杀掉袁世凯，在别人的劝阻下，只把他开缺赶回原籍。袁仓皇逃到天津时，张镇芳曾资助他一笔巨款，还担保照顾他的家属，这样一来和老袁也算是患难之交。宣统三年(1911年)，张镇芳还曾一度署理过直隶总督――这都是些阔差使，尤其是盐运使一职更是肥得流油，那时一个县的盐政每年都可拿到十多万两银子的进项，何况总领北方的盐运使呢?民国后，他曾做过河南都督兼民政长，但1913年因剿办白狼不力，被袁世凯以“剿匪无方，乱杀青年”为由撤了职。1915年，他因看到北方尚无一家商业银行，遂向袁世凯建议以盐税结余办一官商合股银行，即“盐业银行”。老袁死后，他隐居津门沉寂了一阵，后经常奔走于诸政客之间，尤其与张勋来往密切，谋求在各派的政争之中，获取渔翁之利。在民国六年(1917年)的那场复辟闹剧中，张镇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受到张勋的器重，还当了几天的度支部大臣。
　　复辟失败后，张镇芳和雷震春被讨逆军东路总司令段芝贵捕获，张镇芳属文官，归大理院审理。大理院的官员们板起面孔，以颠覆现政权的罪名要判他死刑――其实，那时军阀们打仗多是如同狗打架，向来是不记仇的。别看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到了牌桌上面还是好兄弟。何以这次却动了真格的了呢?原来，这其中还牵扯到张镇芳、张作霖和段芝贵之间的一段恩怨，此处暂且不表。
　　后来因京畿发生水灾，熊希龄为赈务督办，托人给张镇芳捎话：何不出点儿血，既赈灾又可免刑，何乐而不为?张镇芳只好以其子张伯驹的名义捐资40万元，老熊用此款项赈灾有余，还办了一个“香山慈幼院”收养无家可归的逃难儿童。张镇芳改判无期徒刑，只隔两天，以病为由保外就医，实际上一天牢也没坐。1917年年终，张镇芳被当局发往军前效力，他和雷震春一起到湖北报到。湖北督军王占元设盛宴招待这两个罪囚，二人只在武汉停留三天，又北返回家享清福去了。
　　获罪之后，张镇芳于1915年创办的“盐业银行”也被段祺瑞接收，交给自己的心腹吴鼎昌去办了。以后，他多住在天津，偶尔回老家项城小住，寄情诗酒，再也没有涉足政治。1933年去世，享年70岁。
　　张伯驹生来聪明伶俐，9岁就会做诗，有神童之誉。7岁时，他随父居于天津，第一次接触到京剧，就被那花哨的服饰、优美的唱腔、热闹的场面所吸引，从此和这门艺术结下不解之缘。民国后，张伯驹和袁世凯的第四、五、六、七诸子，在天津新学书院读书。新学书院乃是基督教伦敦会(London misslonary society)于1860年后办的新型学校，完全按照英国牛津大学的模式建立。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给新学书院捐了一笔巨款，所以他的几个儿子、许多孙子后来都在这所学校念书。张伯驹和袁氏兄弟放学后，即到袁世凯的旧交，天津耆宿严范孙先生的别墅“戒酒楼”去吃午饭。严不时来看望他们，考问功课，训勉有加，对张伯驹的勤奋好学影响至大。
　　1915年，张伯驹进模范团骑兵科学习。这个模范团本是袁世凯、袁克定父子为了控制军权而办的军官训练团，吸收的大多是少年精英和勋旧子弟。这年元旦，张伯驹遵从父命到中南海居仁堂给袁世凯拜年。当他见面给袁磕头时，袁双手将他扶起，一面满面春风地问他，愿不愿意到府里(总统府)来当差?张回答说，正在模范团学习呢。袁高兴地说：“好好学习，毕了业，到府里来。回去向你父亲问好。”张伯驹见年长自己近四十岁的大总统如此礼遇自己，心里很是受用。当他回到家时，见袁的礼物已经先送到了，有金丝猴皮褥子两件，狐皮、紫羔皮的皮袄各一件，书籍四部，食品四包。张伯驹自己承认，18岁的他正是眼睛长在头顶的时候，从来没有服气过谁，不过这次他的英气全消，彻底被袁笼络住了。同年，他还认前清八个铁帽子王之一的豫亲王福晋为义母――这大概也是张镇芳为何为清廷复辟卖力的原因之一吧。
　　张伯驹从模范团毕业后，到陕西都督陆建章部下任职，1916年，因洪宪帝制遭到全国各地的抵制，陆建章被属下陈树藩赶走，张伯驹又回到北京。次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张伯驹到蚌埠倪嗣冲的安武军营务处任提调。
　　1918年，盐业银行成立董事会，张镇芳任董事，张伯驹任监事，吴鼎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后，张伯驹被选为董事，又被任为总稽查――但不支薪，是个挂名的职务而己。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社会上，尤其是南方流传着“四公子”的说法，即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1920年，第二次登台的黎元洪总统，因张伯驹赈灾有功，发表他以简任职存记任用，并发给二等大缓嘉禾勋章。
　　1921年夏天，二张父子到沈阳拜见张作霖，张作霖封张伯驹为奉军总司令部总稽查，不过只挂名不管事不支薪。张伯驹终是咽不下盐业银行被别人夺去这口气，便趁机向张作霖报告了银行如何被吴鼎昌夺去的经过。绿林出身的张大帅最讲义气，十分恼怒地道：“这还像话吗?我可以替你说话。”之后，张伯 驹让渡给张作霖五万元的银行股份，使他变成盐业银行的股东之一。然后张大帅质问吴鼎昌：“你并不是盐业银行的原始股东，为何当董事长、总经理?”吴鼎昌虽然不想让出总经理的位置，但又不敢得罪张作霖，最后由股东之一的张勋从中斡旋，让张镇芳仍然回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吴鼎昌还留任总经理。
　　1927年，张作霖入主中南海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想找个北洋系的旧人组阁，便看中了张镇芳。但是，张伯驹劝其父道：“您的政治生命在张勋复辟失败后已经结束了。现在南方的革命军是一股新生的力量，将来胜负难以预料，揆度大势，还是不出为好。”张镇芳已年近70，也再无野心与人一争高下，听了儿子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婉拒了张作霖的美意，回家养老去了。
　　这几年里，直皖、直奉军阀战事不断。张伯驹虽一直担任军职，见国事日坏，和他建功立业的理念相去甚远，尤其是看不惯上层人物那种对同胞耀武扬威，在洋人面前却卑躬屈膝，彼此之间又尔虞我诈的丑陋行径。遂大有“秦关百二，悔觅封侯”之叹，也就将一颗热心肠冷了下来。张伯驹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孤傲，加之愤世嫉俗，便更加落落寡合。即使高朋满座，众人谈笑甚欢，他若是觉得话不投机，便一个人坐在那里，谁也不理，只是自己用手摸着下巴，一根根地拔胡子。有时去找人，碰巧人家不在，他也不急，坐在那里能够等上两三个小时，也不叫人去找，还是摸下巴，拔胡子。生人见了他，往往有望而生畏的感觉，在一群亲近的朋友中，就得了一个“张大怪”的雅号。
　　大怪的怪处何止于此。虽然他的家产富可敌国，但他本人实在是朴素得难以令人想像。他不吸烟，不喝酒，不穿绫罗绸缎，长年布衫一袭；他饮食平淡，偶尔一个大葱炒鸡蛋算是上等佳肴。他绝不和时下公子们计较谁的汽车豪华、新潮，对他来说，只要有四个轮子，能跑就足够了。另外，他身上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矛盾性格，例如，他坚决反对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把那个一心想做大太子的袁克定称为“赖家伙”，可是他和袁克定的私交甚笃，袁克定后来落魄一直由他照顾，1958年袁克定去世还是他料理的丧事。张伯驹不会理财，银行的业务大权旁落，但有时却显出超人的精明。例如，一年清室小朝廷因为经济拮据，拿出一批宫里的地毯到盐业银行求售。别人看地毯已旧，花色暗淡，都说不要。他却令人全部收下。原来他看出地毯中夹有金线。那时教他京剧的师傅余叔岩因病久不登台，手头拮据，张伯驹叫他买下，结果把金线抽出就赚了三万，地毯倒手卖出又赚了三万。还有，他出身官宦，父亲张镇芳一生在官场中打滚，他却远离政治――和各派政治势力都保持一定距离，认识而已，却不深交。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后来到蒋介石那里去当实业部长，他不但不去套近乎，反而和他疏远了。
　　
　　一生聚散救国粹
　　
　　张伯驹对琉璃厂的商人们说，无论如何不能叫国宝流失海外。最后由“墨宝斋”主人马宝山接洽，议定为黄金二百二十两。张伯驹一时无处凑款，只好将一处房产卖了，凑得二百四十两黄金，才将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这幅画买到手。
　　既然身处多事之秋，功业无望，张伯驹从30岁起，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古代名人墨宝、真迹的收藏始于1926年。说起来，他的收藏和末代皇帝溥仪及清室后代们变卖文物有密切关系。1924年，溥仪被从故宫赶出之后，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张园”。袁世凯死后，清室优待费也泡了汤，生活窘迫，不得不变卖从宫里携带出来的书画――这其中有许多归了张伯驹。当初，溥仪把此事交给太傅陈宝琛去经办，陈将40件名贵书画交给他的外甥刘可超去办，其中4件书画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当时，张伯驹正在天津，银行朱虞生经理约他同往观看。计有：五代关�的《秋山平远图》、宋李公麟的《五马图》、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索价十二万。朱经理嫌要价太高，没有答应。小皇帝的确是急着用钱，也就不太计较了。后来，朱经理病殁，银行所存大部为张伯驹购得。其中文征明的《三友图》、王犟的《观梅图》等都是绝世佳品。张伯驹本来在家里就锻炼了一副好眼力，通过收买大内的珍品，其鉴定书画的功力更是炉火纯青了。最为张伯驹得意的收藏乃是1938年得之于溥儒的《平复帖》。
　　早在1936年，张伯驹就得知溥懦所藏的韩干《照夜狮子白》被一上海叶姓古董商人买去。当时宋哲元主政北平，任察冀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张伯驹唯恐该图卷被外国人收买，连忙致函宋氏，请他设法阻止这一宝物出境。但是为时已晚，叶某转手卖给英国人。张伯驹知道，溥儒还有件国宝，即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他担心此帖会重蹈《照夜狮子白》的覆辙，遂立即通过“阅古斋”与溥儒商量，请他出让。溥儒说，我并不缺钱，谁想要就拿二十万来。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事情未成。1937年年初，张又托张大干致意溥儒，愿意以六万求让，溥儒还是没有答应。卢沟桥事变后，张伯驹由沪北返。那年(丁丑)除夕，张伯驹从傅增湘处得知，溥儒因母亲去世，急需一笔款项。经傅增湘说合，最后以四万成交。《平复帖》是东吴大将陆逊之子陆机所书，为慰问患病康复的朋友所作。全帖共九行八十四字，秃笔挥就，为汉隶向章草过渡的混合体，许多字的具体含义一直为人们所争论不休――据说近来才被启功辨认出来。张伯驹得此帖后，欣喜不尽，题斋名为“平复堂”。有日本人听说后，通过古董商人向张表示，愿意出三十万大洋请他割爱。张伯驹以绝不让国宝流出国外为由，一口回绝了。
　　1939年，张伯驹经香港、河内转往重庆，在四川游览了峨嵋、青城诸胜迹之后，返回平津，不久又前往上海处理银行业务。抗战爆发之后，平津一带的北方银行纷纷向南方转移。吴鼎昌先是到了后方，任蒋介石的实业部长，后来又转任贵州省主席，虽然仍然挂着盐业银行总经理的衔，却管不了多少事情了。这时平、津、沪三个分行的人事需要一番调整。上海分行总经理朱虞生调到北平，以加强吴鼎昌走后的力量。上海分行只剩下副经理萧彦和襄理李祖莱，萧彦是个不管事的好好先生，李祖莱却是个头脑活络、手腕灵活、联系广泛的角色。他自忖朱虞生走后，按资格自己该递升副经理，萧彦不过是傀儡，大权无异操之在我。但是，吴鼎昌并不看重李祖莱，主要因为他和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李士群、吴四宝来往密切。李士群、吴四宝那时是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们一个是特务，一个是开汽车出身，根本不懂生意经，所以还得靠李祖莱为他们打点，李祖莱也甘心为他们效力。所以，吴鼎昌力主由张伯驹亲自去主持上海分行。张伯驹百般不愿意，可是为了银行不致落在一个和汉奸勾搭之人的手中，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张伯驹到了上海，先去找他的盟兄弟孙曜东，这个孙曜东乃是清末大学士孙家鼐之曾孙，孙多�之子，孙仰侬的弟弟。原来孙曜东和张伯驹还有一段深厚的交情。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孙家鼐的门生，两家的祖辈就有渊源。张伯驹早年由家庭包办娶了两房太太，只维持了不长的时间都淡忘了。作为盐业银行 总稽核的张伯驹，在每年两次到上海查账的时候，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第三个夫人的潘素。
　　潘素，是苏州人，在沪上高张艳帜，有“潘妃”之誉，是个当红的倌人。潘素长得清秀妩媚，谈吐不俗，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她不同流俗于一般的烟花女子，也是个被人视为“怪”的人物。原来，上海的花界也有分工，有些只接待官场上的客人，潘却专门招徕沪滨的白相人，二等流氓。她还和那些白相人一样，在胳膊上面刺了一朵花，作为招牌。虽然天天有人在她那里摆筵席，吃花酒，她却照样出堂差。张伯驹一见潘素，立时为其倾倒，惊为天人，并立撰一联：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如琵琶。
　　将之比为王昭君，誓要娶她。潘素也欣赏张伯驹的落拓不羁，二人很快定情并论及婚嫁。可是，潘素已经名花有主，对方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中将，名叫臧卓。这位中将知道了潘素另有新欢，胃中反酸，便把她软禁在一个叫“一品香”的酒店之中。张伯驹虽然曾经显赫过，不过已是昨日黄花，怎斗得过一个于掌军权的大员，只好找到孙曜东。孙曜东也是上海滩上的玩家于，拿上海上话说是个“一只顶”。尤其那时他年轻气盛，好打抱不平，颇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概，便设计买通臧的手下，将潘素偷偷接了出来。后来，孙曜东投靠了汪伪政权的红人周佛海，成了周的机要秘书，那个臧卓也在伪军中混事，两人见面心照不宣，这段往事也就不提了。
　　再说，张伯驹到了上海掌管了盐业银行的上海分行，挡了李祖莱的升迁之路，惹恼了李祖莱。李眼看到手的副经理与自己无缘，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便把一肚子的恼火发泄在了张伯驹的身上。他勾结七十六号机关，导演了一场绑票的荒唐剧。1941年春的一天，张伯驹刚走出寓所的巷子口，猛地被一伙强人绑架而去，绑匪把汽车中间掏空，将张伯驹藏在其中，躲过租界警察的检查扬长而去。绑匪狮子大开口，要潘素拿二百条金子来赎人(一条为十两)。
　　潘素和孙曜东的太太吴嫣本是姐妹，孙曜东知道此事后，便把事情捅到了周佛海那里。周平时在南京，每个星期回上海一次，他曾特别指示孙曜东要好好联络北方银行界南卜的人士，以吸收资金，稳定金融。如今绑架了盐业大老板张伯驹，岂不是自断财路?所以周佛海立即追问李士群，责令他立即破案。票本来就是他的手下所为，李士群这个案还用破吗?可是孙曜东怕参与绑架的那些喽J哕不得到一点好处，来个撕票，也是应该防备的，便叫潘素答应花二十条金子点缀一下。潘素见到伯驹时，只见他已经有气无力，憔悴不堪。潘素欷�不止，可是张伯驹却置生死于度外，悄悄关照潘说，宁肯死在这里，绝不许变卖家中文物赎身。由于张伯驹不买账，一直在匪窟里滞留了八个多月。在此期间，任风苞(1876－1953年，银行家，曾任中南、金城、盐业等银行总经理)提议潘素将所藏珍贵字画售于梁鸿志、任道援(二人均是汉奸头目)，以筹赎款。为潘所拒。
　　周佛海亲自过问，李祖莱一伙想不放人是不行了，可是面子上又实在难以转圜，遂把张伯驹交给了驻守浦东的伪军第三军(军长刘培绪)第十三师师长丁锡三。
　　潘素将二十条黄金交出之后，被关押在农民家里的张伯驹，突然发现看守他的人都不见了，便自己跑了回来。张伯驹得知事情经过后，为感谢孙曜东的救命之恩，非要把自己收藏的蔡襄《自书诗册》送给他。孙曜东知道这件东西得来不易，没有接受。这《自书诗册》本是清宫大内的私藏，后来被太监偷着卖给古董商，由萧山的朱瞿庵所得。朱死后，他的后人为营葬又想掉，梁鸿志本想出四万，被张伯驹以四万五千元买去。
　　不过，关于被绑架一事，张伯驹自己却讳莫如深，后来绝少提起。也可能是怕提伤心事，或许其中还有什么隐情，总之，局外人是不得而知了。
　　年底，张伯驹携眷避往后方，先居陇蜀之间，后定居西安。临行时，为保护国宝，将《平复帖》及所有珍品缝在棉被里面。一路上担惊受怕，日夜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大气不敢出，心里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在西安，张伯驹见到张大干，谈起《平复帖》。张大干说，这是“墨中之皇”，非薰香更衣不可观看，留待将来抗战胜利再说吧!
　　为谋生计，张伯驹在西安创办“秦陇实业公司”，自任经理。1945年，日本投降后，孙连仲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和张伯驹是老朋友，聘请张为顾问，襄赞军政，张随指挥部先期回到北平。孙连仲以唐山、石家庄两市市长的位置让张挑选，张伯驹皆婉辞不就。他只担任了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后来，又继续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和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
　　在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任上，张伯驹为收藏流落民间的文物煞费苦心。当初溥仪在故宫里做闭门天子时，就曾以赏赐为名，叫溥杰带出许多珍贵字画。为了不使这部分文物论于无识之人的手中，或流出国门，他曾建议南京政府不惜代价收购。但当时的当政者，地位尚且不保，哪里有闲心管这些事情?张伯驹只好自掏腰包，尽其所能地抢救了一批名品。如范仲淹的《道服赞》便是他变卖家当，用一百一十两黄金买来的。又如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是存世最早的图画真迹，因为要价太高，琉璃厂的八家古董商愿意合出八百两黄金买下。张伯驹曾力劝故宫博物院买下，但院长马衡实在掏不出钱来。张伯驹对琉璃厂的商人们说，无论如何不能叫国宝流失海外。最后由“墨宝斋”主人马宝山接洽，议定为黄金二百二十两。张伯驹一时无处凑款，只好将一处房产卖了，凑得二百四十两黄金，才将这幅画买到手。为此，他欣喜异常，命名所居花园为“展春园”(即北京西郊承泽园)，自号“春游主人”，词集名为《游春词》，杂记也冠以《春游琐谈》。
　　张伯驹本不注意藏砚，但是为不使珍品流落民间难免损坏的命运，他见到后也设法收藏。他时常引以为得意的是，他在一夕之间，连得两方名人的名砚――钱牧斋的玉凤朱砚和柳如是的蘼芜砚。
　　熟读《红楼梦》的人应该知道有个最珍贵的本子叫《脂砚斋评石头记》，这所谓的“脂砚”原为明末的名妓薛紊素所有，质地细腻，略有脂晕，上有篆文“红颜素心”。此砚就是由张伯驹法眼鉴定后，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
　　张伯驹还见过李香君的“桃花扇”，一面是杨文骢就血迹所画的折枝桃花，另一面是清代名人的题识，是件极有价值的文物，只可惜失之交臂，没有购得，如今不知流落哪里去了?1949年，傅增湘去世。张伯驹想起当年是由于傅先生的转告，他才得以从溥儒手中购得《平复帖》，成为“丛碧山房”的镇室之宝。挽之以联：
　　万家爆竹夜，坐十二重屏画堂，犹忆同观平复帖；
　　卅里吉花天，逢两三点雨寒食，不堪重上倚琴亭。
　　在解放军包围北平的时候，许多爱国人士担心这座千年古都遭受炮火损坏，都热心奔走于国共双方，希求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张伯驹先生也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他和邓宝珊、侯少白(傅作义的高级顾问)三人为挚友。三人反复多次地劝说傅作 义，勿起干戈，以保护北平的百姓和北平的文物、古建筑。傅作义很重视张伯驹的意见，不久率部起义，北平未受任何损失就解放了。
　　但是，张伯驹从不言功，一些当初和他一起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的人，都做了高官，他却默默无闻地从事自己热爱的艺术事业而乐此不疲。他除了继续担任在燕京大学的教职外，还在京津各大学开过诗词和戏曲讲座，以及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50年，张伯驹和溥雪斋、管平湖等人在北京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溥任会长。张伯驹还创建“北京书法研究会”，任会长。又历任“中山书画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京剧艺术研究社”副主任委员。1954年2月，偕夫人潘素到杭州游览，后转往衡山写生。
　　1949年以后，张伯驹收藏的热情丝毫未减。但是，此时的文物市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是有钱还远远不够，地位和权势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有了“好东西”，文物商店先要留起来，等待江青、康生、邓拓，甚至还有当过大使的李一氓等首长过目。如果他们看中了，几毛钱就可买走一件价值连城的古物。到了张伯驹之流那里，已经是残山剩水了。一次，他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先生，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而今日经济状况也不同往日了。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旬，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1956年，张伯驹夫妇将珍藏多年的书画精品献出，无偿赠给国家。其中有：西晋陆机《平复帖》；隋朝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
　　同时，张伯驹还将李白《上阳台帖》献给了毛泽东。张伯驹当年花费全部家当购买国宝，心中何等得意，不料后来竞反被麻烦缠身，感慨之余，曾填《扬州慢》一首：
　　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喜珊瑚网得，算筑屋难酬。问谁识，人间艳迹，外孙黄娟。佳话千秋。等天涯迟暮，琵琶湓浦江头。
　　盛元选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少年，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见骑鹤扬州。
　　一次，张伯驹谈起他不惜倾家荡产收藏文物时，说：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畲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诗词也能惹祸端
　　
　　吟诗填词也给张伯驹带来了麻烦，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他因写了两首《金缕曲》，暗讽江青是篡权的吕后，为自己登台而迫害功臣，因而被指为“现行反革命”，遭关押达8个多月。
　　张伯驹先生琴棋书画、诗词、京剧、文物鉴定等方面的造诣，为海内外所公认。他从30岁开始学填词，一生所作达数千阙。其主要作品有：1927－1950年间所作，集有《丛碧词》；后二十余年再集《春游词》、《秦游词》和《雪中词》。至1974年，一年之内得词二百数十阙，集为《无名词》。那时中国还在极不正常的动乱年代，自叹道：“为知止而止，此后不再为词……使余心如止水，如死灰，尽忘一生之事。”可是，谈何容易，耳闻目睹，孰能无情，有情岂能不发?于是，又将1975年的百余阙，名为《续断词》。
　　张伯驹几乎到了无物不诗的地步，在别人视为很平常的东西，在他看来皆可入诗，什么春天的梅、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可反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他曾谈到自己做诗的诀窍：“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这两条，惟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词，还是在30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做客聊天，竟然还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做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至，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蓝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也是诗词，他曾郑重其事地对别人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最著名的诗集要算《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当年袁世凯欲行帝制，遭全国官民反对，结果帝制不成，自己也羞愤而死。老同盟会员刘成禺曾著《洪宪纪事诗注》，不过刘对这段历史不甚了了，只是凭借报纸所载，以及道听途说，拼凑而成，有许多失实的地方。后来，张伯驹又著《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每篇后面的注释极详细，而他大多是耳闻目睹，亲历其事，其可信度自然就高得多了。1982年，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但在付排前，张伯驹去世，未能目睹成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他见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忧国忧民，愁思郁结。此时，他与郭啸麓、夏枝巢、黄君坦、关颖人等结为“蛰园诗社”，常相唱和，抒发伤时之痛，如：叹息皇都冠冕，只空余，山色蓟门斜。忍伤心重看，云中城阙噪栖鸦。(《南浦》)
　　铜驼立，荆棘神京。欲呼河汉水，一洗膻臊，寰宇澄清。(《六州歌头》)
　　1945年，全国光复后，张伯驹在他的私人花园“展春园”中，与友人汪仲虎、许季芗、陈纯衷等人组织了“庚寅词社”，直到1957年止。1949年后，张伯驹曾任教于燕京大学中文系，许多爱好诗词的青年时与之过从。张伯驹也乐于接近年轻人，时常唱和往还。当时，周汝昌也在燕京大学任教，还曾操琴为张伯驹伴奏。
　　因为张伯驹早年曾参加过天津“城南诗社”、“梦碧词社”，和社中的同好们一直保持来往。五十年代，他每年春天都到天津赏海棠，住在印人张牧石家中，和黄君坦、周学渊、夏承焘、寇泰逢、孙正刚、郑天挺、周汝昌等人继续打诗钟、分咏 联句，并赠以杜诗“终古海河任枯竭，只应流不尽心源”，以激励、提携后进。
　　1961年秋天，张伯驹去长春，任吉林博物馆副馆长。1962年，张伯驹在长春约集了当时一些老友，如于思伯、罗继祖、阮威伯、裘伯弓等每周相聚一次，在一起研究、考证，面及金石、书画、词章、掌故各方面，随手录下，便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文献。
　　张伯驹不但对诗词格律极有造诣，还是“打诗钟”的个中高手。所谓打诗钟乃是旧时文人的一种游戏，清朝嘉道年间兴起于福州一带，林则徐就是此中翘楚。其过程是，每人事先在一纸条上写好一字，然后将纸条团起，杂乱放在一起：每人随意抓两个，约定将此二字嵌入七言联里的第几字，称为“几唱”。同时另置一铜盘，在铜盘之上悬一丝线，下系铜钱一枚。挨着丝线横置线香一根，俟其烧到丝线时，线断钱落，掉在铜盘上面发出响声，如同击钟。此时尚未完篇的就算认输，或是罚酒，或是请客由众人事先决定。
　　末代皇帝溥仪的师傅陈宝琛曾有一著名的诗钟，“天、我，五唱”：
　　海到无边天做岸，山登鲍顶我为峰。
　　“天”、“我”都在第五字，遣词对仗工整，立意气势磅礴。文革前，邓拓曾引用过此联，后被“左派”们当成他的作品，批判他把“党”踩在脚下。
　　张伯驹也是打诗钟的行家，早年他在北京经常和章士钊、夏枝巢、郑天挺、黄君坦、萧劳诸人在一起分咏诗钟。一次，他抓到“魂、象，六唱”，未等铜钱落下，他已经联成：
　　天末风来群象动，梦边秋入一魂凉。
　　又如“唐、水，二唱”：
　　南唐久已轻孱主，饮水何须认后身。
　　南唐影射李后主，饮水则暗指纳兰性德一因其诗集名为《饮水词》。纳兰性德是康熙朝的权相明珠之子，其填词功夫堪称有清一代的领袖，因此有他是李后主后身的说法。十四个字里面包涵了许多的典故，可谓是妙语巧思。
　　还有一种游戏叫做“分咏”，是几个人各写毫不相干的一“人”一“物”，做成纸阄儿，随意抓取。每人在限定时间内，将此“人”和“物”分别刻画出来，既不能明指此“人”此“物”，又要前后旬搭配合理连贯，其难度不在诗钟以下。张伯驹曾经抓到“状元”和“聋子”分咏，他立时成联：
　　一朝选在君王侧，终岁不闻丝竹声。
　　更使人叫绝的是，两句都是集白居易诗句。上联采白《长恨歌》，下联则来自《琵琶行》，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是不可能如此应付自如的。又如咏“医生、八字”：
　　新鬼烦冤旧鬼哭，他生未卜此生休。
　　上联活画一个庸医，下联则是个江湖术士的嘴脸。又如“歌伎、骷髅”：
　　十二珠帘金缕曲，三千红粉玉沟斜。
　　他还有许多类似的佳句，如形容络腮胡子：“人面不知何处去”，咏肺结核病人：“扶上雕鞍马不知”等等。
　　吟诗填词也给张伯驹带来了麻烦，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他因写了两首《金缕曲》，其中之一如此写道：
　　尘劫何能躲?奈浮沉，纷纭此世，其中有我。但使污泥莲不染，微笑点头也可。
　　举目尽，烦烦琐琐。虎掷龙擎成与败，在旁观只是乡人傩。论功罪，互因果。
　　池鱼殃及城门火，更娥妁，牝鸡钟室，居心测叵。富贵岂堪安乐共?不许客星犯座。
　　宁披发佯狂稚左。换骨脱胎非容易，算螟蛉，终竟难成蜾。且争看，一刹那。
　　暗讽江青是篡权的吕后，为自己登台而迫害功臣，因而被指为“现行反革命”，遭关押达8个多月。之后，给他定性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1969年，被迫辞去博物馆之职，发配到吉林舒兰县农村“插队”。可是他那一套本事在贫下中农看来全然无用――弹古琴?不如弹棉花有用；鉴定书画?倒不如鉴定一下每亩地打多少粮食；唱昆曲?还是“二人转”好听一些。加之年事已高，头脑僵化，当地贫下中农拒绝“再教育”他。于是，张伯驹只好扛着铺盖卷回到北京――但是住房、户口都无法解决，于是沦落成为不折不扣的黑人、黑户。
　　张伯驹倒不在乎，1970年秋天，重赴西安，游雁塔、灞桥，访杜工部祠，吊樊川杜舍人，一路吟诗，填词，直把北京户口的事忘得一干二净。重阳节回到北京，又约朋友一起去爬香山鬼见愁，好像忘记自己已是73岁的老人。冬天，伯老做《秦游词》，自序云：
　　余少年从戎入秦，宝马金鞭，雕冠佩剑，意气何其豪横。中年避寇，再居关中，兵火之余，仅存书画，托迹商贾，聊供菽薪。暮岁东出榆关，追步道君秋茄，铩羽归来，疾病穷苦，乃更入秦，依女儿，以了残年。老马知途，不诣终南捷径；朱门鼎食，复昧首阳蕨薇。此一生如四时，饱经风雨阴晴之变，而心亦安之。时则重到旧游地，作小词亦不计工拙。盖为残雪剩瓜，随笔之所至，幸方家视之，勿以词品相衡量也。
　　这序文不但为他晚年的词作写了一篇注脚，也是他一生绝好的概括――只是，到他悟出了“已往之不谏”时，来者已经不可追了。
　　1972年年初，陈毅去世。陈与张本是好友，二人时常围棋手谈，诗歌唱和，张伯驹闻知，用他的独创的鸟羽体，写下一副挽联：
　　伏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张伯驹把挽联送给张茜时说：“写这幅挽联，只是表示对陈老总的友谊和哀悼，我这样的身份，就不要悬挂了吧。”张茜道：“本来我也没有什么顾忌，陈毅死了，我更不怕什么了，我一定要挂出去。”
　　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偶然间被最高当局发现，张茜趁机把张伯驹的困境介绍了一遍，这才吩咐手下过问张伯驹的事情，很快，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住房、户口自然迎刃而解，他终于在首都合法地住下了。旧事搁起，重新来过，这年的除夕，赋《鹧鸪天》词云：
　　梅蕊绽。柳枝舒，故吾镜内看新吾。眼前无限春光好，又写人间一画图。
　　张伯驹夫妇都喜欢画画，他的夫人潘素原来文化不高，但她极聪慧，又师从张大干、溥儒、齐白石、陈半丁等名师，所以进步极快。潘素是个极有才情的女子，不但琴筝琵琶海内独步，工笔花鸟、青绿山水也深有造诣，张伯驹曾自谦地说，潘画得比他好，并以《论语》上的句子“绘事后素”刻成一枚闲章，表示甘拜下风。
　　张、潘二人伉俪情深，俱不是惹花引草之人。一次，张伯驹到上海，实业银行的刘总经理，邀请了几个同好者和张伯驹一起票戏。这位刘经理有个外室姓陈，原是舞女出身，和张伯驹共演了一场《游龙戏凤》。演罢，刘请众人去饭店宵夜，那位陈女士非要与张同坐一车。次日，刘又在家中宴请张伯驹，那陈女士更加流露出对张的一片柔情蜜意。过了两天，张伯驹即北返回京，不久接到陈的来信，表示要到北京去学戏，还托张伯驹为她找个老师。张看出她学戏是借口，托付终身才是目的。张伯驹连忙找上海的另外一个朋友，请他设法阻止此事。过了不久，那个朋友写信告诉他，陈与刘已经离婚，自己回到芜湖原籍去了，后来回沪上重操旧业，又当她的舞女去了，此件公案才算了结。
　　张伯驹落难后，潘素仍然相伴海角天涯，无怨无悔，始终不渝。 　　
　　至死一片赤子心
　　
　　张伯驹时常教育他和潘暴性一的女儿张传彩夫妇，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张伯驹时常教育他和潘素惟一的女儿张传彩夫妇，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张伯驹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一生聚散大都用于收购文物。他在西安曾创建的“秦陇实业公司”，1949年后即捐献给国家。公司代表曾特地向他报告公司的发展和赢利情况，他一概不感兴趣，只说：“我不管了，厂子我不要了。”张伯驹视权力为无物，他虽然是个交际广泛的社会活动家，因爱好多，曾组织或参加了许多的社团，如“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北京棋艺研究社”、“北京古琴会”等，他在里面大都是担任副职。反右时，有人说他有野心，他说：“我从不想要权势地位，要想当官的话，别说先父在时，就是‘八・一五’之后，孙连仲让我在唐山和石家庄两市长中挑一个，我都没干。我没有那才干，我只能自比侯方域而曰。”
　　张伯驹胸襟坦荡，虽处逆境，安之若素，从不嫉恨别人。在反右运动中，京剧演员钱宝森在批判他的时候，有些过火言辞――其实这也怪不得他，那时人人自危嘛，也只好自卫一些了。后来，钱宝森去世，张伯驹托人带去一百元的赙仪，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十多元左右啦。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但张伯驹坚持送一百，说，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我们的交情还在。1982年2月初，饱经沧桑的张伯驹突然因感冒住进医院――位于后库的北大医院。他住的病房是八人间的，潘素见这里的几个病人病情都比伯老严重，遂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的病房?院方的答复是：“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张伯驹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着要回家。潘素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医院还是那么讲，说张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这之后，伯老曾六七天不思饮食，仅靠输液维持生命。2月15日是他八十五岁的生日，他忽然神清气爽，想要吃东西。恰逢张大干的孙子张晓鹰在出国前来探望，还与他合影留念。张伯驹知道了详情之后，泣不成声，挣扎坐起，与张晓鹰留下一幅最后的照片，下午，张老先生请人录下他作的一首《七律》和一阙《鹧鸪天》。
　　七律
　　病居医院，张大干兄令孙张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大干兄。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
　　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
　　还期早息阅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鹧鸪天・病居医院至诞辰感赋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
　　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救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
　　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当他吟哦至“还期早息阅墙梦”和“莫辜出处人民义”两句的时候，竞感慨系之，泫然泣下。张老先生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仍然惦记着祖国的统一大业。2月26日，张伯驹辞世，享年八十五岁。
　　张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在权力面前，这位老兄也只好犯犯肝气罢了。
　　张伯驹的好友张琦翔挽之曰：
　　曾从戎，务实业，主杏坛，工考古，海内公子谁得似?
　　擅诗词，长戏曲，能书画，识棋道，中州方域自足称。
　　刘海粟论及张伯驹的学养时道：“丛碧词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伯老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算是给张伯驹的一个确评吧。
　　
　　张伯驹(1898－1982)
　　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民国四公子”之一。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上世纪50年代，他把斥巨资所藏《游春图》、《平复帖》等国宝级文物交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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