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亿元白玉圆玺四年翻四倍,玉玺达人乾隆帝 和田白玉最便宜的价格
时间：2020-03-26 07:40: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乾隆认为作为人君最重要的是有“德”而非储宝，只有“德”越重，传国玺才会显得越贵重。这是封建帝王对待传国玉玺上的一次理性回归。他一生制作了1800多方宝玺，多为玉制，是名副其实的玉玺达人
近年来古代帝王玉玺市场逐渐红火，相比较其他古代玉器艺术品，这些昔日的国之重器以其高贵的身份，成为诸多高端藏家们的心头爱。其中，乾隆玉玺在拍卖市场上出现次数尤多，且每次出现都会创造一个新的纪录。
2011年12月，北京保利秋拍古董珍玩夜场，清乾隆六十年（1795）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以1.61亿元成交，刷新御制玉玺和白玉拍卖世界纪录，这枚圆玺自2007年以4625万港元成交价首次亮相拍卖市场来，4年中身价翻了4倍多。
在很多人眼中，皇帝御玺可能是国家社稷的象征，但这枚白玉圆玺却带有鲜明的乾隆个人色彩。
乾隆帝让“传国玉玺”回归理性
前228年，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将那块著名的和氏璧雕琢为龙鱼凤鸟钮玉玺，上刻丞相李斯以大篆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因为年代久远，关于此玺的形态也有不同记载，有说是用陕西蓝田白玉雕琢而成的螭虎钮。这是关于“传国玉玺”的最早记载。
嬴政期望流传千秋万代的大秦基业才到二世就亡了，秦王子婴跪捧玉玺献于汉高祖。这时开始，玉玺的交接正式代表了一个国家政权的变更。这枚玉玺在汉朝诸帝间世代相传。两百多年后，王莽篡汉，逼迫其姑母即皇太后交出传国玺。太后愤怒中用力将玉玺掷到殿阶上，崩坏了玺的一角。王莽为了不影响美观，便用黄金将损坏的部分镶补上，此后，传国玺的外貌不再完美。
王莽被杀后，玉玺辗转于那些战争中的胜利者手中，自东汉的光武帝始，成为东汉历代皇帝案上之物。至汉献帝时，军阀混战，负责掌玺的官员为了避祸竟然将传国玺投到宫井中，玉玺自此失踪。
《三国志》中记载，孙坚（孙权之父）进军洛阳时，在宫中的一口井中捞出了这枚传国玺。袁术以孙坚夫人作为人质，得到这枚传国玺，还没得意多久就成了群雄的众矢之的，各路军阀争来抢去，谁都不愿放弃，最后来个折中的办法――还给汉献帝。
司马炎称帝后，传国玉玺归了晋朝，之后，玉玺随中原政权更替不断变换主人，直到隋亡，被萧太后携带遁入突厥，传国玺再次消失在茫茫历史中。
唐贞观年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将传国玺一并带回，太宗龙颜大悦。直到后唐灭亡，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历史上关于传国玺的确凿记载就此完结。
而让传国玉玺真正回归本质的人，是艺术鉴赏家乾隆。乾隆皇帝不仅考证出当时进献的传国玺为赝品，更发表过一番宏论，认为所谓的秦玺只是一件供人把玩的艺术品而已，无论真伪都无法与当朝的印鉴相提并论。作为人君最重要的是有“德”而非储宝。只有“德”越重，传国玺才会显得越贵重。只有将国家治理好，得到人民的信赖和依附，国之印鉴才会有价值和威望。这是封建帝王对待传国玉玺的一次理性回归。
风华绝代乾隆二十五宝
清军入关以前，皇太极的印玺是用满文镌刻，也兼用古篆。定鼎北京之后，清帝印玺也根据古制镌刻，使用满汉双文篆书样，左满文，右汉文。材料有玉、黄金、田黄石、还有�檀。其中，玉玺的材料又分为白玉、青玉、翡翠；印纽的龙纹有两条缠绕相交的龙、有盘曲回旋的龙、还有状似蹲着的龙。根据不同的需要，印玺的大小从六寸见方到二寸一分不等。
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前，清朝已陆续制作了29方御宝。乾隆时玉玺数量已增至39方，但皇帝发现这与康熙朝记载的数目和存放地点均不相符，而且竟有把无印文的御宝形玉料也当成御宝，把假的秦传国玺奉为至尊的混乱情况，便决定重新审定。
乾隆十一年（1746），皇帝钦定了二十五玺藏于交泰殿，史称乾隆二十五宝，玉玺陈列依律排定“座次”。二十五宝印文主要用“宝”，唯有“钦文之玺”用“玺”字，材质主要用玉，仅“大清嗣天子宝”用金，“皇帝之宝”用�檀香木。
这二十五宝印文和用途各自不同，如“皇帝之宝”用于遇到喜事或丧事，发布赦免罪犯或减刑的诏书；“天子之宝”用于祭祀诸神；“皇帝尊亲之宝”用于褒封赞美的称号；“皇帝信宝”用于征调兵马等等。
尽管乾隆帝在厘定二十五宝时明确规定了其各自的用处，但实际上，清代御宝大部分都是藏而不用的。从现存清代御宝印迹统计，只有�檀香木“皇帝之宝”、玉质“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和“皇帝尊亲之宝”经常钤用。其中用得最多的则是�檀香木“皇帝之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帝之宝”才是最能体现皇帝权威的国之重器。
乾隆将二十五宝全部收贮交泰殿，没有再移动过。交泰殿位于内廷，是外官难涉之地，而清代诸帝严禁内监与外官交结，御宝处于严密监视之中。钤印使用时，由太监将御宝捧至乾清门，由内阁学士与内务府总管大臣共同监视钤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规定，除钦奉特旨随时钤印御宝外，其余则半月汇总用宝一次。
乾隆皇帝把宝玺的数量定为25方，取意《周易》“天数二十有五”，希望社稷江山能够传到25代而不像秦始皇奢望传之千万世。然而，清朝在乾隆皇帝之后只延续了6代而已。这“二十五宝”如今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中。
乾隆宝玺颇具记事功能
乾隆宝玺很多，数字在历代帝王中无人能及。除了上述的二十五“公章”之外，还有许多自用“私章”。有一种说法是，乾隆一生共刻制约1800余枚宝玺，是爷爷康熙的15倍，父亲雍正的11倍。
在质地上，这些乾隆宝玺多种多样，包括中国制印的传统材料铜、玉、石、水晶、玛瑙、象牙、文竹、蜜蜡、澄泥等，但还是以常用的印章石和玉石占绝大多数。其中玉质宝玺的制作比例明显较多，品种包括碧玉、青白玉、青玉、墨玉、汉玉等。
这些宝玺的印文丰富多彩，包括儒家经典、诗词名句、乾隆御制诗等，记事纪盛功能非常明显。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郭福祥说，乾隆时期每遇到重要的国事家事，都要刻制宝玺以示纪念。如果把它们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起来，乾隆一朝的国事家事便可一目了然。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构成宝玺背后文化意义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乾隆抄录诗作要用玺点缀；七十大寿刻“古希天子”及与之配套使用的“犹日孜孜”；八十岁刻“八�（音同‘征’）耄念之宝”及与之相配的“自强不息”；为纪念其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的重大胜利，特镌“十全老人之宝”等。这些宝玺择取含有“福”、“寿”字样的诗文，用寿山石、青田石、铜分别制成，总量达660方。乾隆时期曾编纂过一本实物钤印而成的《乾隆宝薮》（现藏于北京故宫），将自己的宝玺著录其中。
这些宝玺在他去世之前不断地被复制，数量很多，如“古希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都多达几十枚。乾隆皇帝酷爱收藏，他将自己最喜爱的收藏著录在《石渠宝笈》中，凡收入其中的，都会盖上“乾隆御览之宝”和“石渠宝笈”两个玺印，还要盖一个“殿名玺”，表明这个作品收藏在什么地方，是乾清宫、养心殿，还是御书房等地。
《石渠宝笈》中所藏作品又可大致分为上下两等。上等作品在已有上述3个玺印的基础上还要再加3个：即“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有时还会出现增减玺印的情况。
晚清时，这些玉玺很多从宫内流出，加上清末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进北京抢掠，乾隆所制的玉玺如今已是散落四方，大多无从寻觅。目前流失到世界各地的乾隆宝玺大概有二三百枚。
唯一的圆形“太上皇帝”宝玺
乾隆六十年（1795），85岁的乾隆皇帝遵守不超越祖父康熙在位时间的承诺，正式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自己退位当太上皇，保利此次秋拍中亮相的这枚“太上皇帝”圆玺正是制作于这一年。第二年嘉庆帝登基，据说登基前，老皇帝抱着象征至高皇权的“皇帝之宝”御玺，迟迟不舍得交出。嘉庆二年（1797），已经当了太上皇的乾隆，还在一方玉玺上面赫然写着“归政仍训政”。
乾隆宣布自己归政后，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了“太上皇帝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篆刻作为太上皇帝册。这方“太上皇帝之宝”22.5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后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20余方，这枚“太上皇帝”宝玺是这20多方中唯一一个圆形玉玺。
“太上皇帝”圆玺整体呈圆柱状，顶部利用土红沁色浅浮雕双龙捧干卦图案，印面朱文篆书“太上皇帝”四字。玺四周以拨划法阴刻乾隆帝《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玉质温润细腻，顶部纽雕及四周的御制诗文字刻工流畅精细，形态自然。其顶部所刻的双龙捧干卦图案，乾隆时期不但将其刻成宝玺钤用，而且在同时期其它各类宫廷器物上也多有施用，成为乾隆帝的重要标志图案。
“太上皇帝”四字有意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这种布局始自于乾隆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这方“太上皇帝”圆玺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此玺往往与“古希天子”圆玺共同出现，位置相互对应，郭福祥认为，二玺制造之初似为一对。
“太上皇帝”圆玺制作于乾隆退位当年，此玺的纹饰和文字对其主人而言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圆玺四周所刻乾隆帝的《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是乾隆帝当时心态的真实反映。该诗作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新正完成授受大典，乾隆帝成为太上皇帝刚刚一个月以后的二月初八日。
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遑。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意思是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张载著名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
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之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等繁文缛节，只是“命镌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该诗被多次移刻在不同的“太上皇帝”宝玺之上。
其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乾隆仍然是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所写下的太上皇悠然生活是说到做不到罢了。
这方宝玺在《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常钤用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韩�《五牛图》卷、晋代王献之《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唐寅《品茶图》轴等。
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刻有此玺。如台北故宫所藏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的玉圭上就是如此。
八国联军时被抢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从当时法国海军上尉皮埃尔•洛蒂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些乾隆御玺的情况：“1900年10月23日，星期二，北京在箱内的格子里，在那隐秘的双层底中，裹放着成百个君王的玉玺，用整块玛瑙，玉石或金子制成。他生命中的任何情形及他在位时的任何法令都需要这些沉重的印章，这些无价的御玺，在皇帝下葬后，没有人再碰过，在这里已经沉睡了两百年。”这位年轻的将军毫不客气地拿走了数枚御玺。“太上皇帝”的圆玺被当时年仅28岁的法国将军德•耶赛掠走。
2007年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被德•耶赛抢走的 “太上皇帝”白玉圆玺出现了，5分钟内叫价42次，最后被一位中国买家以4625万港元的高价拍得。这个价格在当年创下了中国御玺单枚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香港苏富比2010年春季拍卖会上， 这枚“太上皇帝”白玉圆玺成交价9586万港元，刷新御制玉玺和白玉世界拍卖纪录。2011年冬保利拍卖的这次出现，1.61亿的成交价较4年前已翻了4倍多。
到了近代，玉玺的概念并没有随着封建时代的离去而渐渐消亡，民国政府成立时曾打造过两方玉玺作为权力象征，袁世凯短暂复辟时也曾命人赶制五方皇帝玉玺。这些接受现代文明的中国人，都不如几百年前的乾隆爷漂亮话说得好：只有将国家治理好，得到人民的信赖和依附，国之印鉴才会有价值和威望。乾隆的千方玉玺，大部分不是国之重器，乃是风雅皇帝的一己玩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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