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玉器 [从玉器方面探究良渚文化的衰亡]
时间：2020-03-26 07:18: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关于其突然衰亡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本文结合有关学术研究的新观点,通过对以寺墩遗址为主的晚期良渚文化玉器状况的考察，关联良渚晚期社会的其他特征，从玉器方面入手对良渚文化消亡的原因加以探究。
关键词：良渚文化；寺墩遗址；玉器；衰亡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5-068-03
良渚文化是我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之一。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相比，它在文明的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其祭坛、玉器、黑陶、发达的生产力和等级社会的意识形态都让人惊叹。但它在晚期，却突然间快速衰亡。关于良渚文化衰亡的原因，多年来学术界众说纷纭，主要有海侵导致消亡说、洪水灾害说、战争导致衰亡说、良渚文化北迁说、内因说等。笔者不才，从玉器方面谈谈良渚文化的衰亡。
一、良渚文化简要的发展历程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环太湖流域，其范围大致为：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通过碳十四测定，良渚文化的年代距今约为5300年～4000年。但由于资料的缺乏，学界目前对此没有一致的认同。我们目前把良渚文化大致分为早、中、晚三期。
（一）良渚文化早期，是处于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主要以张陵山、福泉山一期、庙前、龙南南区、吴家埠等为代表。其器物在早期阶段时还具有崧泽文化的影响，但到后期已日趋成熟，有了鲜明个性，形成了显著独特的文化体系。
（二）良渚文化中期，是良渚文明的鼎盛时期，主要以反山、瑶山和福泉山三期等为代表。玉器制作精美，在反山和瑶山大墓中出现了琮王和璧王。这个时期，良渚古国已经出现，社会意识形态和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在中国的史前史中处于相当领先和重要的地位。
（三）良渚文化晚期，以寺墩等为代表。良渚文明此时已经开始衰落，玉器数量和品种明显减少，制作工艺简陋，陶器也是如此，石器亦不能与昔日相比，呈现一派衰败之象。但这时的寺墩遗址，却出现了继反山、瑶山后的又一辉煌。
从良渚文明的发展趋势看来，良渚文化在早中期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政治体系，和以玉为代表的宗教神权体系。在其晚期，良渚文化开始衰落，财力、物力逐渐匮乏，并最终消亡。
二、良渚晚期寺墩遗址出土玉器的概况
1973年发现于江苏武进郑陆镇三皇庙村的寺墩遗址，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约900米，总面积约90万平方米，先后经过五次发掘，出土的玉器和其他资料非常惊人，充分显示了晚期良渚文化的发展情况。
首先，从玉器的出土情况来看。1973年春，墩东出土琮、璧等玉器30多件。1978年9月，电灌站北低田中出土琮、璧三组，约20多件。1979年9月，墩东再次出土玉璧4件、玉琮1件。[1]南京博物院于1978、1979年两次在墩东、墩北试掘，发现两座良渚墓葬，其中位于墩东上文化层的一号墓有玉器出土。1982年在墩东进行的大规模挖掘，发现了三号、四号两座良渚显贵的墓葬，尤以三号墓为甚，出土玉器100多件，包括玉璧24件、玉琮33件（其中高体玉琮就达27件），[2]是目前所知良渚文化出土琮最多的一座墓葬。1995年，五号墓葬出土玉琮2件、璧2件，还有其他玉器发现。从发掘报告来看，寺墩三号墓葬尤为重要，按反山“三件一套”的规制，该墓葬达到11套，此墓规格之高，可与反山第一等级十二号墓相提并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也应与反山十二号墓的主人相当。该墓的发掘者还指出：“玉璧中一件碎为数块的达21件，而其中的13件又有明显的火烧痕迹；玉琮中为两截或两半的仅5件，也有8件有明显的火烧痕迹……上述这些现象说明在葬地曾举行过某种殓葬的宗教仪式。其过程是：先将死者葬地的头前和脚后各铺上各十余件玉璧，然后放火燃烧，等火将灭未灭时，将死者安放于葬地，再围绕四周放置玉琮，并在头前脚后放置陶器和其他玉器，而将最好的两件玉璧摆放在死者的胸腹之上，最后覆土掩埋。”[3]这种特殊的敛葬仪式也充分表明了寺墩三号墓的不同寻常。
其次，从玉器的鉴定报告来看。经过鉴定的33件玉器，除一号墓的1件璧和地层中出土的4件镯、锥形饰、管外，其余28件都出自三号墓，有琮、璧、钺、锥形饰等，其中琮16件，璧9件。经鉴定这 28件玉器都属于真玉，与反山、瑶山大墓情形相似。反山、瑶山、福泉山和荷叶地等墓地出土玉器的鉴定结果表明：“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玉器，比诸同位良渚文化的浙江余杭反山及瑶山，总体而论，用玉数量约少一个数量级，质量也有逊色，真玉居多而杂有假玉，甚至大件的琮璧也杂有假玉，不如反山及瑶山的几乎全都是真玉。但比诸亦为良渚文化的浙江海宁荷叶地，则福泉山明显高于荷叶地，后者多数墓用玉仅几件，而以珠管等小件居多，且质量也差，其用玉总量中真假玉约各参半。综括起来，上述3处良渚文化墓葬代表了3个不同的用玉等级，即：
第I等级：反山（YFM12）
第II等级：福泉山（QFM7）
第III等级：荷叶地（HHM8）”[4]
由此可见，寺墩遗址出土的玉器和反山、瑶山大墓出土的玉器都为真玉。所以，寺墩遗址的地位应该和反山、瑶山不相上下，即使可能稍微低些，也不可能低于福泉山。
再次，试将寺墩玉器与其他良渚文化玉器相比较。寺墩四号墓葬中的曲尺形边框玉琮，其边框是目前所见的孤例，整体纹饰风格和瑶山M12：22非常相近，其刻划工艺应该直接出自于中期阶段内的高端制玉系统，它是一件流传已久的良渚中期遗留物。而且寺墩三号大墓的玉琮中，大多是质料相同、做工相近的多节玉琮，即使是器形较矮的单节或双节琮也不例外，并且射孔较近，显示为同料同工批量生产所得。且该墓出土的镯形琮从器形和纹饰看，则能够和福泉山M9：14、横山M2的一件玉琮比对，连兽眼外眼角都有一个特殊的外撇折角，它们应该属于同源产品。寺墩五号墓的两件玉琮，一件为十一节的高节琮，与寺墩三号墓的同类器一样，神人鼻部刻有细纹；另一件三节琮，纹饰细部特征与福泉山M9：21十分相近，应该是同源产品。[5]虽然这些玉器来自于不同地区的不同墓葬，但是却能通过玉料、纹饰、加工手法等相关信息的比对而看出它们来源的同一性。从良渚中期的瑶山曲尺形边框玉琮的流传，通过寺墩玉琮与良渚其他时期、其他地方玉琮的比对，以及琮璧这类器物的特殊性等方面来综合推断，当时的寺墩很有可能已经是良渚文化晚期的制玉中心。
最后，从玉料来源方面来看。学界关于良渚文化的玉材来源在久经探讨后达成共识，良渚文化的玉材来源属于“就地取材”。对于良渚文化玉器的玉材来源虽然缺乏正式的课题研究，但是江苏溧阳小梅岭发现的古玉矿却是不争的事实，且寺墩遗址南缘距江苏�阳小梅岭玉矿也仅仅数十公里，如果再考虑到寺墩遗址附近的丁沙地作坊遗址，可以推断出，晚期的寺墩遗址，是通过掌控玉料资源而占据了社会结构中的领导地位。
从以上种种分析来看，寺墩遗址和良渚中期的反山、瑶山具有一样的地位，可以说是晚期良渚文化的中心。有可能在良渚文化的晚期，良渚先民围绕着寺墩遗址建立了一个早期的国家，而寺墩三号墓主人就是集神权、军权、政权于一身的王。
三、良渚文化的衰亡
虽然在寺墩遗址中，良渚先民各种先进的创造力仍在体现，但在良渚文化晚期，总体的社会生产力开始下降，宗教凝聚力也逐渐弱化。
首先，良渚文化晚期的玉器，刻纹简单，甚至素面。琮也向高节发展，大量高节玉琮的出现，体现了玉料的充足和制作技艺的粗糙、不足。这有可能由于是玉礼器的功能转变，为了满足当时社会权力或宗教意识的表达，重视多节的表达而忽视了纹饰的特殊要求；也有可能是由于玉的使用量不断增大，需要等量的经济活动获得资源来支撑，如二者失去平衡，就只能以降低玉的质量、制作工艺来加快玉器的生产速度。[6]
其次，经历了早、中期对于高台墓地和祭坛的建造，社会生产力下降的良渚文化晚期，寺墩又建立了一个规模和瑶山祭坛一样大型的祭坛，使得社会生产力全部放在建设这些非生产性设施中，农业生产受到相当大的影响。[7]良渚文明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忽视农业生产，使得原本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开始下降，由此导致社会不能持久地发展，逐渐走向衰亡。
再次，社会生产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良渚文化土筑高台墓地的营建，主要是用遗址周围的农田用土和四周丘陵荒地上的土，一经破坏，很难恢复。根据对遗址地层植物群的分析，我们得到了在良渚文化晚期环境恶劣、气候凉而干燥的结论。在晚期前段还可从事农业生产；到了后段，由于自然环境的不适宜，给良渚先民种植水稻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人们随之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
最后，因为源于自身宗教思想和文化偏见的保守性及排他性，良渚文化很少与同时期的其他先进文化发生交流。而此时，中原文明已出现了青铜制造的萌芽，逐渐发达的生产力与青铜文化使良渚以宗教神性建立的社会等级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由上可见，良渚文化晚期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都处于不利的局势之中，从各个方面都呈现出衰败的景象，为良渚文明突然之间的衰亡做了铺垫。美国考古学家约瑟夫•泰恩特总结过研究文明崩溃的十一种基本主题：1，社会赖以生存的某种资源或多种资源的枯竭或消失；2，新的资源基础的建立；3，某种不可抗拒的灾难的发生；4，对环境变化反应不力；5，其他复杂社会的存在；6，外来入侵；7，阶级矛盾、社会冲突、统治层失职或渎职；8，社会功能紊乱；9，神秘因素作用；10，事件的连锁和巧合；11，经济因素。[8](P66)笔者认为，良渚文化的衰亡是个综合作用的过程，但是其中社会依赖的关键资源的耗竭或供应中断应该是主要原因。良渚文化是个以玉器为主建立的宗教神权、政权、军权统为一体的社会组织，有强烈的等级意识，而玉器作为他们的特殊器物，更有着神圣的象征，是开展宗教活动重要的物质基础。在良渚社会中晚期，玉料的消耗十分明显。在福泉山四十号墓中较多重器都使用假玉来制作，和反山、瑶山大墓相比，除显示福泉山等级略低以外，也显示出玉料消耗的严重性。玉的使用者是贵族，尤其是高等级的贵族，所以良渚文明的中心，随着玉料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转移而转移，而晚期的寺墩遗址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其取得了玉料和制玉的控制权。但由于在后期玉的使用量不断加大，为了加快玉器生产而忽略其神性的表达，玉器宗教凝聚力的表达下降。再加上当时环境、外界等各方面的影响，良渚统治者对晚期社会生产的经营不善，社会玉料资源不断流失，产生恶性循环。良渚文明创造了精美绝伦的玉文化，但却由于片面地追求玉文化的发展，过分要求制造玉器的数量而导致创造力的衰竭，[9]最终不能承受，一颗伟大的文明行星就此陨落。
注释：
[1][2][3]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J].考古，1984，（2）：109；114；114.
[4].闻广，荆志淳.福泉山与崧泽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之二[J].考古，1993，（7)：642.
[5]秦岭.良渚玉器纹饰的比较研究――从刻纹玉器看良渚社会的关系网络[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50.
[6]宋建.良渚文化衰变研究[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36-237.
[7]吴汝祚，徐吉军.良渚文化兴衰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美）约瑟夫•泰恩特著，邵旭东译.复杂社会的崩溃[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
[9]裘樟松.精美绝伦，却走向死亡――小议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A].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良渚文化探秘[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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