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长庚医院 长庚医院的悬念
时间：2020-02-21 10:46: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导读：商业医院真正对抗的是维系了数亿人口看病吃药的福利制度；而长庚医院在政府支持的福利体系下怎样运作、怎样赚钱，则是社保专家们同样关心的问题 7月4日台湾《经济日报》发表消息，台塑企业集团董事长王永庆计划投资150亿新台币（约合4.36亿美元），在北京、厦门、福州三地兴建三座营利性的长庚医院，近期即将开工。北京长庚将选址于奥林匹克体育场边，占地148公顷，床位5000张；另外两家也都拥有3000张床位；此项投资已获大陆国务院批准。但由于台湾当局对私人财团监控严格，此项投资将全部由王永庆个人承担，资金将由美国台塑公司或其他地方汇出。长庚医院始建于1976年12月1日，先后成立台北、高雄、林口、基隆等院区，其中林口和高雄还成立了儿童医院；并拥有长庚护专和长庚大学等教学机构；二十余年间已发展为具有世界水准的教学医院。
7月8日，记者顶着39度高温开始对北京长庚寻访。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附近多为高档住宅，东门、北门几无空地可言，西门外较为开阔，但也并未找到长庚医院的预留地。记者随后致电卫生部医政司，也未得到明确答复，只是一位负责人告知，现有限制外资进入医疗体系的政策依旧有效，“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政策上不允许有外商独资医院，只能中外方合资或合作，而且必须要有中方法人，同时外方投资不得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而无论怎样中方至少分享30%的收益。”记者于是又拨通了与长庚有业务联系的万杰医院院长孙启银手机，他也对此事表现得有些茫然。
“是否建一座营利性医院，则是长庚能否放行的关键。”卫生经济研究所教授蔡仁华向记者释疑。据相关人士透露，实际上台塑大王王永庆十余年前就已觊觎大陆医疗市场。1989年王永庆访华，特地拜会了卫生部副部长顾英奇，就已表示希望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3个有2000张床位的医院。顾英奇表示，欢迎台商表现人道主义精神，为大陆提供医疗服务，但如果要建营利性医院，“就不好谈了，因为大陆医院都由政府补贴，是福利性的。”据蔡仁华了解，这笔投资最终还是放行了，大陆长庚将是商业营利性的，但规模被砍掉了一半，北京长庚大概有2500张床位。“这实际上涉及了特殊的两岸背景，但并不意味着政策有所松动。”蔡仁华告诉记者，王永庆在大陆拥有良好的政府关系，是台商的旗帜，长期拥护祖国统一――“因此长庚的进场很可能是特事特批。”
采访中记者也解到，更多的台商都想以此为契机进入大陆医疗市场，台湾秀传医疗体系与敏盛医院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申请。秀传总裁黄明7月3日表示，计划投资25亿元新台币，在江苏昆山或广州兴建占地30公顷的国际厚生健康园区，床位也达到1500张。其中秀传投资三成，其余将吸纳当地台商的资金，按计划医院将在明年动工、年底运营，未来园区还经营医生、护理人员的培训，并发展生物技术产业。与秀传不同，敏盛医院则更倾向于接管大陆现有医疗机构，目前他们已委托复旦大学进行投资上海的可行性研究，希望从上海卫生局所辖的400多家中小医院中，挑选一两家试点经营。
实际上，当王永庆1989年与顾英奇会晤时，新加坡的亚洲国际救援中心已经悄无声息地落户北京了，1998年这家公司兼并了国际SOS救助公司，1999年正式更名为国际（SOS）救援中心。“我们不是人道主义组织。”SOS北京中心副总监和静彬告诉记者，“我们是地道的商业公司，以盈利为目的。”尽管在资本上，新加坡总公司独家投了100万美元，但这仍旧是中外合作公司，中方法人是中国红十字会。“我们进入的时期并不是很好，1989年中国正处于政治上的特殊阶段，很多领域都明确表示不开放。”和静彬说，“那年7月1日我们挂牌了，这全赖于中国红十字会的牵线搭桥。他们当时希望我们进来做两件事：一是保障中国境内外籍人士的医疗服务；二是带进一些先进的医疗服务理念。”
7月11日午后，记者在北京三里屯酒吧与使馆间逡巡良久，七拐八拐终于找到了一间绿荫深处的3层小楼。SOS占了一层半，底层是淡蓝色就诊大厅，由于是预约就医，大厅并没有什人，穿浅蓝色制服的护士只需将病历卡插入医生门外的挂箱，病人几乎不需要等待。这里大部分实行全科治疗，医生“包治百病”，只在楼上有一些牙科、心理诊室。比较特殊的是，在就诊大厅划出了一块地方做“市场部”，“他们每天都要在外面跑，到跨国公司、使馆、政府推销我们的医疗服务，把他们争取为会员。”和静彬说。SOS北京中心共有医生28人，护士18人，其中外籍医生12人，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人员救助、伤员转运和医疗保健。据卫生部的资料，目前全国共有合资医院18家，诊所60余家。实际上无论诊所还是医院，规模都不大；SOS并没有自己的病房，只有5张观察床；另一家小有名气的美国和睦家妇产医院也只有50张产床。
此外，合资医院的价格十分昂贵，在SOS外籍医生的咨询费（相当于挂号费）为120美元，中国医生为90美元，国立医院的最大牌的专家号也不过300元人民币。在和睦家住院3天生个孩子需要3000美元，北京最好的妇产医院不过3000元人民币。“我们的患者也不是普通白领，大多数是跨国公司的高级雇员、大使和来访的各国政要。”和静彬说，“这种服务大多是作为公司福利和保险承诺提供的，真正自己花钱的也不多。”
尽管贵宾如云、价格惊人，但是闯荡中国12年的SOS在业绩上却是难尽人意，虽然不能透露具体利润有多少，但和静彬还是向记者坦言“非常低、非常低”；这多少与在全球有50个分支机构的大公司不相称。“首先是成本高，我们的医生按照西方标准行医，工资是国内医院的数倍。”和静彬向记者分析，“其次我们不采用以药补医的经营方式，药品收入只占30%～40%。国立医院基本达到了60%，医疗服务费就是服务费，是经过成本核算得出的。第三，我们不仅承担营业税还要缴纳社会办医管理费。”实际上，合资医院一直承担着拾遗补缺的角色，“目前这些外资医院多是向一些特殊人群（主要是外籍人士）提供一些特服务（牙科、妇产、野外救险），头痛脑热可以处理，重症大病还要求助大医院。”蔡仁华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堂皇的医院恰恰游离在主流医疗体系之外。
而我国的主流医疗体系则是32万座国立医院，他们本身就是国家福利制度的一部分，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以前还可以得到15%的药费零售差价，医药分开核算后也会得到一部分返还金额。“最重要的是他们控制了最基础的医疗资源――病人。”和静彬说，全国3亿城镇职工建立了个人帐户享受医疗保险，但他们的就医范围被限定在国家福利医院，“王永庆的5000张床位显然不是面对特殊人群的，那他怎么赚钱？”
去年春天，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医药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与营利性两种，医疗服务实行商业与福利双轨制，商业医院不享受国家补贴与优惠政策，但服务价格放开。相反结果并没有出现资本追逐利润的局面。今年5月，北京首批41家医疗机构向卫生局递交了分类申请，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非营利医院。从政策设计上看，营利与非营利的主要依据在于医院利润是否用于投资回报，换句话说福利医院并不排斥赢利，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家的各项补贴和优惠。虽然商业医院享有定价权，但我国医院向来是以药补医，诊断与治疗价格已经很低，难有降价空间，不可能以低价抢占市场。同时我国基础医疗资源已呈过剩趋势，依据卫生部披露的数据资料，我国医、护增长率每年为3%左右，远高于人口增长率；2000年县级以上医院病床利用率为60.8%，比1990年下降了28个百分点――留给商业医院的生存空间十分狭小。“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医院更多选择的是专项特色医疗，而不是综合大医院。”蔡仁华说。
以目前地位看，商业医院与福利医院还难以形成竞争，更多的是相互补充，而商业医院真正对抗的是维系了数亿人口看病吃药的福利制度。“医院在我国要不要市场化、要不要开放竞争仍旧是个悬念。”蔡仁华说，“毕竟医疗保险制度刚刚启动，占人口2/3的农民还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而长庚医院在政府支持的福利体系下怎样运作、怎样赚钱，则是社保专家们同样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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