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重构【现代大学制度重构的现实规定性】
时间：2019-05-14 03:12: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现代大学制度重构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旨在解决大学存在的本质异化、效益低下和行政化突出等现实问题。在现代大学制度重构过程中，既要遵循大学自身内部的发展逻辑，更要考虑惯性、利益以及制度自身的协调和人的“为我”倾向等现实要素，以增强现代大学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 制度重构 现实规定性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4-0001-02
现代大学制度重构是一个将制度理想付诸于现实的过程，包含确定制度的价值观念和原则、文本制定、评价与实施等环节。制度理想肯定是精致而美好的，正是这种美好的愿景才会激起人们的憧憬和追求。但是我们也十分清楚，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纯粹而理想化的大学制度可以供任何时间、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大学来选择，大学制度总是会受到惯性、传统、利益以及人的“为我”倾向等现实规定性因素的制约。在现代大学制度重构中，如果说制度理想为我们提供了制度重构的应然精神力量，那么现实规定性则是制度重构的实然基础。
一、现实逻辑使现代大学制度重构成为必然
大学制度是调节、限制和规定各相关利益主体权力和责任的准则和规范，它既包括组织层面的正式文本，也包括群体共同遵守的非正式文本。大学制度既是一种约束机制，也是一种激励结构，通过对大学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思想、行为建构，来左右大学功能的实现甚或决定大学是健康发展还是停滞不前。现代大学制度是与现代性社会和现代性大学相适应的协调大学内外权力主体及其关系的规则，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的风貌及水平。我国现代大学肇始于1895年盛宣怀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底版建立的北洋西学学堂，历经政府和学者100余年的孜孜以求，成就斐然。然而到了21世纪初叶，社会和学界对大学的现实表现批评之声泛起，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学本质异化。因受我国古代科学“偏于发明而乏于发现，重于实用而轻于思辨，精于计算而少有论证”[1]传统的影响，大学在我国没有“自发性”产生或创建。受此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之下，我们从西方引进大学时，便是以“术”为主而少了西方大学最重要的价值——“学”，大学从诞生之初便背上了沉重的功利性负担。其后虽有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的变革，但囿于种种因素，其功利性追求未有根本性改善。目前大学本质异化集中表现在：追逐利益，热衷于创收；贪大求全，忙于上规模、上层次；量化管理，抹杀师生创造性；热衷于应用性开发，忽视基础理论研究[2]，这使大学距离探索普遍知识、追求真理的价值观愈行愈远。
二是办学效益低下。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政府公共经费中高教经费的大幅增加，引发了政府、公众对高等教育效益的关注。1962年，弗里德曼对美国州立大学效益低下进行了批评，建议将政府津贴交给学生，由学生选择评价教育机构，以促进教育机构的竞争。近年来，西方经济尤其是政府收入的低迷，更使对大学绩效考评的呼声与日俱增。我国缘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和教育经费的不足，无论于学术共同体还是社会，大学的效益在相当长时间还未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加大，高度教育经费大幅增加，尤其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的巨额投入，政府和社会开始拷问大学的绩效。钱学森之问经过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发酵成为一个公共社会问题后，大学效益更是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大学的“豪华校门”、“五星级宾馆”，大学校长的巨额贪腐，科研经费的恣意挥霍浪费，人才培养质量下滑等问题推波助澜，将大学效益问责推向思维的极端。民国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成为现代大学精神的代名词，西南联大成为人们怀旧的精神寄托。当人们面对大师大楼不能实现大学梦想的现实境遇时，现代大学制度重建成为大学改革的目标。
三是行政化突出。大学行政化本身就是一个制度范畴的命题，并以制度特有的途径和方式影响到大学的方方面面。囿于历史传统、文化因素等各种原因，我国大学行政化问题十分突出。从大学外部来看，政府对大学的管理采用行政模式，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手段单一，方法简单，大学自主权没有有效落实。从大学内部看，大学一方面延续了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体制，行政陈腐；另一方面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教师、学生的主体性丧失，学术事务的话语权缺乏。这种非知识理性的大学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现代大学的运营和发展，制度重构成为大学改革的一项现实任务。
产生这些现实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也有客观，有本土历史文化的惯习也有盲目对西方的单纯摹仿，更有我们大学制度自身“剧烈的非连续性”变革留下的创伤未愈。在当今我国改革成为社会主导话语的现实背景下，大学现实的特性使得制度重构成为可能。贾米尔·萨尔米在论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时指出，精英荟萃、资源丰富、治理得当是世界一流大学关键的三个要素，缺一不可[3]。我国大学教育长期囿于资源和精英制约，大楼大师成为变革指向，大学制度变革追求乏力。然而，近年来现实中的大学因精英汇聚和资源保障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人才培养质的变化，大学办学水平与世界先进大学相距遥远。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举步不前，这带来了以学术人为主体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对西南联大的怀旧和欧美大学的深度研究。西南联大办学精神提供了一个二元参照要素，精英和制度是大学成功的关键，欧美大学则提供了三元参照体系，即精英、资源、治理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组织特性，可见制度变革对于大学建设至关重要。
二、现实规定性的逻辑结构
制度是由组织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依据现实状况而制定的用于制约各权力主体相互关系的规则，“它们构成了我们日常行为的选择方式，并决定了达到我们预期目标的路径[4]。”任何制度都是有目标指向的；都是由一套规则、惯习、道德规范和信念组成；都是基于现实境况由人来设定的，人、现实、目标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因素。当我们遵循大学价值观设定制度重构的理想时，必须考量制度的主客体现实性，必须基于大学当前状况的真实存在。只有这样，大学制度才不会成为我们仰望的遥远星空，其虽璀璨，而不可触摸。 1.惯性。惯性本是物理学的概念，系指任何物体在不受外力时，总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当下语境中的惯性是指个体的认知图式、行为模式以及原有制度模式在现代大学制度重建过程中仍然会发挥作用，对新制度建立和实施产生助推和阻碍。惯习和惯性密切相关，惯习就是习惯化的思维或行为，它在实践活动中的效用就是惯性。根据布迪厄理论，惯习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其形式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5]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此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认知和行为结构，当内化为个体的“结构”时，它便会长久地、持续地为人将来的行为倾向提供认知和行动图式。如果当前社会条件与惯习形成的条件相符，人的认知和行动便得心应手，因效能助推而提高效率；如果二者不符，它会带来个体认知的迷茫、行动的艰难，因阻碍而诞生“滞后现象”。在大学制度重构中，原有大学制度总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对组织或个体行为的约束，经过内化成为特有的认知和行为模式，甚至作为一种习惯性反应存在，其必然对新的大学制度产生阻碍。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重构的惯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传统，二是习俗。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承的国度，传统文化既孕育了大量的适应当时语境的大学制度，同时囿于社会历史土壤也带有致命的缺陷，为新时期现代大学制度重构产生阻碍。这种消极的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于“学而优则仕”的权力崇拜意识、“师道尊严”的等级观念、集中集权的管理模式等等，这与现代大学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的本质精神格格不入，必然会阻碍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同时，制度重构还要充分尊重在大学现实运行中实然存在的“隐性制度”，作为“有组织无政府”组织中的知识分子，约定俗成的“圈内人”准则有时比显性制度更为可靠和有效。学术人应有的基本职业操守、知识和探究中互相遵循的基本规范、师生之间的人际交往规范恐怕很难用什么明文规章或者手册来加以限定，更何况大学师生有着天然的对规制叛逆的遗传基因。因此，我们在重构现代大学制度时，要考量文化传统的劣根性，通过规制摒弃文化传统中的糟粕；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大学人应有的本土习俗。否则，我们的现代大学制度就会陷入历史回归和摹仿抄袭的境地。
2.利益与成本。现代大学制度重构中的利益既包含相关主体的利益再分配，也包括制度的成本分析。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制度相对价格的变化，只有当新制度带给人们的预期利益大于当前现实利益，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大学是处于社会中心的多元化巨型大学，相关利益主体众多，政府、社会等各种组织，教师、学生、家长、校友等各类群体无不和其有利益往来，不论这种利益是公益性还是私益性。大学是社会公益事业，是国家公共财政的重要支出对象，其制度构建必须适应公共财政的公益性、社会性，必须在保证社会效益至上的前提下讲求效率。学生缴费上学是高等教育的现实政策，其入学伊始便存在事实上的教育合同关系，高校必须提供相应的教育消费资源，使其获得人力资本再生产的收益，大学制度必然要为此提供保障。当然，制度重建本身也不是一项免费活动，其必然需要相应成本作为支撑，不同大学制度会带来不同的成本比较，成本低廉的制度必然会受到人们的选择。以美国大学行政管理为例，早期欧洲大学鲜有行政人员，后来由于美国大学规模扩张和社会服务职能增加，大学专职行政人员开始进入美国大学。自1975年以来的30年里，美国大学教师增长51%，而大学行政人员增长高达240%[6]。行政人员大幅增加固然和美国大学行政事务的增多密切相关，但加大与社会融合，唤起社会的支持；创造良好的内部学术环境，减少非学术事务对学术人的干扰，最终提升学校的办学效益也是他们考量的重要因素。
3.制度冲突。现代大学制度是限制、规定大学各利益主体的规则总和，是一个制度集合。“这个集合或者是系统的，或者是非系统的。系统的制度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母体中，在大原则和规则下存在着的彼此连贯、各自有效的子制度的集成。而非系统的制度则是缺乏整体一致性，甚至还存在彼此矛盾和冲突的子制度族。”[7]因此，现代大学制度重构必须在国家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把现代大学制度内部的各种子制度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作为应然的追求。否则，制度的冲突与缺失会带来制度自身的失效和内耗，从而降低大学制度应有的信度和效度。从制度系统的纵向来看，现代大学制度可以分为上位制度和下位制度，其法律关系为服从。国家法律属于上位，行政规章和学校章程属于下位，上位制度的效力大于下位制度的效力，下位制度必须服从于上位制度。从学校内部横向工作领域来看，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职能划分为若干种制度门类，如大学人事制度、大学教学制度、大学学生管理制度等等，这些出于同一主体的制度在效力上是平等的，其关系追求是协调和配套。现实中我们经常面临的制度冲突危机很多就源于各种横向制度的自相矛盾，最终产生制度失效或者对主体的多重制度限制。
4.人的“为我”倾向。制度和人密切相关，现代大学制度重构的主体是人，实施是人，价值指向也是人。离开了人这个主体，制度是不存在的。在现代大学制度重构中，必须考虑人的现实规定性。人的现实规定性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人的“为我”倾向，它要求个体以自身生存发展的方式建构主客体关系，以自我的逻辑方式推进制度的建构、评价和归宿。大学制度重构的主体是多元的，既有政府人员、也有社会公众；既有大学学术人，也有大学行政人；既有大学教职工，也有大学学生。这些不同的主体总是会基于自身的现实结构和特征对大学制度表达出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在其自身的维度上均会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现代大学制度重构必须尊重不同利益主体的制度诉求，在不伤害大学本质的前提下满足他们的制度要求。
现代大学制度重构既是基于大学内在逻辑的呼唤，更是现实制度实践的呐喊。我们只有在充分尊重大学自身运行规律的前提下，厘清制度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明确现代大学制度重构的目标指向，充分考量制约大学制度重构的现实因素，我们的现代大学制度才会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不然，单纯建立在大学理想逻辑之上的制度只会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虽然精致而美好，但带来的只有遐想和憧憬，于大学、于社会是无益的。
参考文献：
[1]张楚廷.高等教育哲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48.
[2]吕继臣.大学的本质与我国大学功利化倾向[J].辽宁教育研究，2006.7.
[3]世界银行教育专家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N]. http://www.chinamission.be/chn/zogx/jyjl/jydt/t576717.htm
[4]科斯，诺斯，威廉姆.制度、契约与组织[M].刘刚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5.
[5]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9.
[6]刘献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哲学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1.10.
[7]周作宇.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践逻辑[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12.
